一张钞票就是一场不断升级的战争

（文 / 任波 高昱）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货币金银处焦处长指出，伪钞在货币流货币流通总量中只是极小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泛滥。但是对于大多数对伪钞缺乏足够认识的人而言，怎能不谈虎色变，在收取每一张大钞时如临大敌。当然，伪钞虽然不断升级换代，但在专家眼里，它们毕竟不是真的。

铜丝网刻有深浅有致的图形，棉短绒加上特殊配料制成的纸浆流入，加压，制成水印纸。没加荧光增白剂，在荧光灯下，这种纸不反射蓝白光泽。抄纸时，金属安全线也被埋在固定位置。特种油墨、凹版，胶版、凸版，正面一次、反面一次，通过一台巨大的印钞机，裁切整齐的这才是真钞。公安部第二研究所防伪专家詹楚材研究员告诉记者，这叫多版多色一次印刷，而目前常见的伪钞都是多版多色多次印刷，图案对色不齐，胶版印刷的人像和主景图案由色点而非线条组成。

“随着纸币的广泛使用，伪钞层出不穷。伪钞的升级换代又促使各国印钞部门研究新型防伪方法，提高印钞质量，这必然表现为一场愈演愈烈的技术斗争”，詹楚材语气非常肯定，“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伪钞可以复制得完全一样。”

“水平再高的雕刻家，两次雕刻的图案绝对不同，条件的改变必然影响事物的形态。小到一颗灰尘，落在印版上都会使两张连续印制的钞票带有不同的痕迹，同样的条件无法复制。”詹楚材用刑侦工作的基本原理打消记者的怀疑，他认为犯罪分子有可能通过改进技术使复制品越来越接近真钞，但不可能与真钞一致。

在伪钞鉴定专家詹楚材的眼中，小小的钞票机关重重　（娄林伟　摄）

2月24日，在中国银行的营业大厅，记者拿出一张具有荧光反应，纸质柔软的5元人民币请中国银行伪钞专家孟昭富鉴别，答案出人意料：“这是真钞。”当记者强调这的确是一张无法通过验钞机的钞票时，孟昭富把钞票拿到柜台后面的工作室研究了半晌，再次表态：“是真钞，银行可以帮你兑换。”

虽然没能看到这张5元币，詹楚材凭经验对检验结果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很可能是沾上了荧光物质，或被卖肉的拿过，洗衣机洗过。”

和伪钞打了20年交道，很难说詹楚材和验钞机谁更准确。孟昭富认为，造成银行误收误验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鉴伪机识别功能简单和业务人员素质不高。能达到詹、孟二人识别水平的研究者在国内毕竟为数寥寥。

专家对货币的认识可谓专业，然而在40年前，詹楚材、孟昭富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伪造货币闻所未闻，更谈不上懂得鉴别。

孟昭富和詹楚材如今是老朋友　（孟昭富　供图）

“1959年，我从北京政法学院刚毕业，参观了全国公安系统举办的一个展览会，会上展出了收缴的假钞，那时我才知道原来钱也有假的。”詹楚材回忆说。

当时正值全国第一次人民币假钞案发高峰。1949年，特务分子利用国民党遗留在上海金山印钞厂的部分器材印制的1.69亿人民币被查获，从此，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破坏活动时隐时现。中国人民银行有资料介绍，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台湾方面预备在大陆经济困难之际进行反攻，于是满载人民币假钞和反共宣传品的巨大气球“飘洋”过海散落在大陆沿岸。由于严格的票证供给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附上粮票、布票等票证，钞票才发生效力，因此并未导致太大危害。

“我第一次经手的伪钞是第三套人民币5元手工描绘券。”詹楚材说，“它颜色简单，作案者仅用铅笔、毛笔、三角板和几支水彩颜料，一天能画3张，收入15元钱。主犯的原工作是出黑板报搞宣传。他带着工具边走边画，人们收到如此粗糙的伪钞竟浑然不觉，伪钞在银行进出自如，波及地区达5个省40多个市县。后来案犯的父亲和兄弟等亲属也一起伪造。我让他当场画，他一边哭哭啼啼，说‘不知道是犯法’，一边提笔就画，动作相当熟练。伪钞是当地公安局的一位干警在工资袋中发现的，他一个月48块钱，每张都要做计划，所以看得仔细。70年代末还出现了用黑白复印机复印的假钞，我因而判断我国将来伪造货币的案件会越来越多，手段也会更加高明，作为一个从事物证鉴定的技术人员，有必要研究中外货币印制特点和防伪技术，只有了解和掌握了真钞的特征，才能有效鉴别真伪。”

1979年，詹楚材的想法得到批准，担任了公安部第一个伪造货币检验研究的课题组长。

“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我们通过公安部从中国银行把几种主要货币要来，一张一张分析。有了真的，假的却难得看见，我好多地方琢磨不透，找不到专家，就去印钞厂，或利用会议间隙向他们请教。”

左、右图:1989年在香港发现的伪钞制作现场　（娄林伟　摄）

在詹楚材（右图）的注视下，案犯用了近一个上午才画好这半张5元钞（左上图）

左下图：这张伪钞是以四十多块印版套印而成，主景图案为80年代初罕见的雕刻凹版印刷。从制版到印刷，全套工序由一人完成　（娄林伟　摄）

印钞厂位于北京西南的白纸坊，这里以高墙和铁丝网严密隔断，形同监狱。当时中国分布在上海、南京、沈阳、成都、北京、石家庄、南昌、西安等地的8家印钞厂都是无名代号厂，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一律严禁入内。为防止印钞的核心机密对外泄露，有的国家甚至把其中的绝密技术列入宪法加以保护。反假防伪工作之所以特殊，就在于真假双方往往无法正面交锋：在防伪工作者手中，防伪技术是武器，在另一些人手中，却成了作案工具，它隐藏在方寸之间。为保护真钞，防伪专家设置重重埋伏；为仿制真钞，犯罪分子则要将埋伏一一破解。在行家眼里，一张钞票就是一场不断升级的战争。

其实，和詹楚材年龄相仿的孟昭富当时在中国银行领导柜台工作时对货币鉴别已经很有研究，也许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两个在不同部门的专家直到10年之后才知道对方的存在。同样研究伪钞，不同的是孟昭富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外币伪钞。

孟昭富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外币伪钞很少。国内造假的几乎没有。以美元为例，1977年以后至1989年发现的伪钞逐年增加，现行流通的各个年版均有伪钞。尤以1977、1981和1985年版最多。按面额分，100元赝品最多，其次是50元和20元面额。从质量上看，仿真程度逐年提高，但大多是普通版伪钞，由个别犯罪分子或境内外犯罪团伙、黑社会组织制作投放。1990年至1995年，除普通版伪钞之外，我国又从境外流入了新式百元假美钞，外国人称‘超级美元’，它们印制精良，无论纸质、油墨、印刷，还是外观、触觉都几可乱真，是近几年外币伪钞中的主要防范对象。”

一位中学美术教员凭借想象力绘制了这幅缎面美元骗取钱财。人们渴望拥有更多的钞票，却又不辨真伪。1980年，在湖南长沙天心角公园，当地一位大学副教授竟以2000元押金换得这张所谓民国时期的“美元”，乘火车到北京王府井的中国银行来兑换　（娄林伟　摄）

印钞厂的铁门也许是保护印钞技术核心机密的第一道关卡　（娄林伟　摄）

“就算是‘超级美元’，也并非无法辨别。”孟昭富告诉记者，一般钞票的防伪措施分为三级：水印、安全线等显著标记是供普通人肉眼辨识的一线防伪；二线防伪供专业人员用仪器鉴别；而三线防伪则由极少数制造人员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掌握，绝不公开，它们须用探测器鉴别。“三级防伪想仿都仿不了，德国马克就设置了一种放射性物质，要仿造，首先得破解，这种技术即便以国家的力量要想模仿也绝非一两年之功，完全一样根本不可能。”

矛盾的是，防伪技术一旦公布识别方法，伪造者就会窥破天机。经詹楚材指点，记者通过特制仪器，观察到一张百元美钞左上角的一个暗记，然而在一张酷似的假钞上，它被复制了。难以识别的深层技术非但无法体现防伪的真正精神，还有可能给犯罪分子提供机会。对此，防伪专家一致认为，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提高科技含量，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技术，以推迟犯罪分子了解并掌握的时间。

花费10年时间研制的1996年版100元面额美钞就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公布的防伪点有八九个，在我的眼睛里，那是30多个。其中右下角的光变油墨，能够根据光线的角度改变颜色，一目了然，又难以复制，非常实用。”

1987年，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在里昂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反伪造货币大会，詹楚材是代表之一。这也是中国伪钞鉴别专家第一次在这么多国际同行中亮相。各种意想不到的先进防伪技术令詹楚材受到震撼。他提到，在第八届会议上一项增加彩色复印机防止复印伪钞的功能的提议现在已成为技术上的现实。而在这次旅途中第一次见到的光变油墨等多种新型防伪方法令詹楚材迫切感到，中国需要学习先进技术。

然而，在中国防伪反假工作渐与世界并轨之际，人民币伪钞的制作也更加花样迭出。

“1986年春节前夕，我突然接到命令赶回公安部。领导交给我一张伪造的外汇券，我一眼就断定它来自境外，”詹楚材手中的两张票样真假难分，“这张伪钞是照相制版，平版印刷、四色套印。当时印刷机属控购商品，单位购买须经有关部门审批。以这种方式制作的伪钞80年代初也出现过，都来自境外。国内我印象最深的伪钞出自广西一个木匠之手。我拿到票样，发现伪钞正面的主景图案是当时罕见的凹版印刷，印版既不是石头，也不是木头，我想不明白。抓到罪犯才知道，他是先用塑料瓶盖雕刻凸版，再用牙医的打样膏翻出凹版。从制版到印刷全套工序全由一人完成。样品试用后确信无人怀疑他就立即大批量生产。”

“那怎么发现的呢？”

“80年代初，人们收入不多，他一夜暴富，自然引人怀疑。但现在伪钞多了，印制技术越来越好，老百姓也逐渐学会一些鉴别知识，这也促使犯罪分子提高技术水平。”詹楚材指出，伪钞的增多，一个主要原因是技术越来越容易被人掌握。“在国内，目前电脑分色制版机只要有钱就能想办法买到，用它制版，只须极短的时间就能完成。纸和油墨到处都有，连荧光油墨都能买到。在境外，有一股势力专门从事伪造工作，他们之间互通信息，并向境内渗透。我个人认为，在某些地区，至少有两个伪造货币的地下工厂。我观察过两种版本的伪钞，它们技术上各有优缺点。但一年之后，两种版本的改进版上，双方居然都学习了对方的优点，这些技术问题本来绝非短期内所能解决。”

“伪钞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图案花纹之间连接得越来越准，水印越来越像，从浮在表面到用钢印盖在纸里。1990年版的大面额人民币增加了荧光油墨和安全线2种防伪措施，但不久也被仿造，当然还有很大缺陷，如安全线不清晰，荧光油墨颜色色度不同等，但他们的确在进步。所以不等他们琢磨透，我们就要采取新的措施。”

这是一张没有切裁的假钞，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分成几道工序最后合成（娄林伟　摄）

90年代初，随着伪钞的增多，詹楚材和孟昭富两位专家不约而同地受到更多圈外人的关注。70年代末以来，从未被国内外任何工具书收录的“防伪”逐渐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兴学科和产业。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刘宇斌副秘书长提供了一个数字：据初步估计，国内有近千家企事业单位从事防伪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防伪产品年产值已达十几亿元。

业内人士公认，造假早已成为仅次于走私贩毒的国际第二大公害。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是，假冒货品占据世界贸易额的2％。直到此时，詹、孟两位从未谋面的同行有了相互沟通的机会。这也许意味着在仿真时代，将有更多的人加入与伪钞制造者对抗的队伍。“我们的难题是，告诉群众如何防范的同时，犯罪分子也揣摩出做案的方法。但是，只要是人做的，就不可能没有破绽和痕迹，这也是刑侦工作、防伪工作的依据。”詹楚材说。

“这些都是无价之宝”，詹楚材拿出厚厚两本伪钞票样时说。各种版本的伪钞记录了伪造者苦心经营的发展史，也记录了防伪打假工作来之不易的成果。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货币金银处焦处长指出，伪钞在货币流货币流通总量中只是极小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泛滥。但是对于大多数对伪钞缺乏足够认识的人而言，怎能不谈虎色变，在收取每一张大钞时如临大敌。当然，伪钞虽然不断升级换代，但在专家眼里，它们毕竟不是真的。

铜丝网刻有深浅有致的图形，棉短绒加上特殊配料制成的纸浆流入，加压，制成水印纸。没加荧光增白剂，在荧光灯下，这种纸不反射蓝白光泽。抄纸时，金属安全线也被埋在固定位置。特种油墨、凹版，胶版、凸版，正面一次、反面一次，通过一台巨大的印钞机，裁切整齐的这才是真钞。公安部第二研究所防伪专家詹楚材研究员告诉记者，这叫多版多色一次印刷，而目前常见的伪钞都是多版多色多次印刷，图案对色不齐，胶版印刷的人像和主景图案由色点而非线条组成。

“随着纸币的广泛使用，伪钞层出不穷。伪钞的升级换代又促使各国印钞部门研究新型防伪方法，提高印钞质量，这必然表现为一场愈演愈烈的技术斗争”，詹楚材语气非常肯定，“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伪钞可以复制得完全一样。”

“水平再高的雕刻家，两次雕刻的图案绝对不同，条件的改变必然影响事物的形态。小到一颗灰尘，落在印版上都会使两张连续印制的钞票带有不同的痕迹，同样的条件无法复制。”詹楚材用刑侦工作的基本原理打消记者的怀疑，他认为犯罪分子有可能通过改进技术使复制品越来越接近真钞，但不可能与真钞一致。

2月24日，在中国银行的营业大厅，记者拿出一张具有荧光反应，纸质柔软的5元人民币请中国银行伪钞专家孟昭富鉴别，答案出人意料：“这是真钞。”当记者强调这的确是一张无法通过验钞机的钞票时，孟昭富把钞票拿到柜台后面的工作室研究了半晌，再次表态：“是真钞，银行可以帮你兑换。”

虽然没能看到这张5元币，詹楚材凭经验对检验结果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很可能是沾上了荧光物质，或被卖肉的拿过，洗衣机洗过。”

和伪钞打了20年交道，很难说詹楚材和验钞机谁更准确。孟昭富认为，造成银行误收误验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鉴伪机识别功能简单和业务人员素质不高。能达到詹、孟二人识别水平的研究者在国内毕竟为数寥寥。

专家对货币的认识可谓专业，然而在40年前，詹楚材、孟昭富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对伪造货币闻所未闻，更谈不上懂得鉴别。

“1959年，我从北京政法学院刚毕业，参观了全国公安系统举办的一个展览会，会上展出了收缴的假钞，那时我才知道原来钱也有假的。”詹楚材回忆说。

当时正值全国第一次人民币假钞案发高峰。1949年，特务分子利用国民党遗留在上海金山印钞厂的部分器材印制的1.69亿人民币被查获，从此，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破坏活动时隐时现。中国人民银行有资料介绍，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台湾方面预备在大陆经济困难之际进行反攻，于是满载人民币假钞和反共宣传品的巨大气球“飘洋”过海散落在大陆沿岸。由于严格的票证供给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附上粮票、布票等票证，钞票才发生效力，因此并未导致太大危害。

“我第一次经手的伪钞是第三套人民币5元手工描绘券。”詹楚材说，“它颜色简单，作案者仅用铅笔、毛笔、三角板和几支水彩颜料，一天能画3张，收入15元钱。主犯的原工作是出黑板报搞宣传。他带着工具边走边画，人们收到如此粗糙的伪钞竟浑然不觉，伪钞在银行进出自如，波及地区达5个省40多个市县。后来案犯的父亲和兄弟等亲属也一起伪造。我让他当场画，他一边哭哭啼啼，说‘不知道是犯法’，一边提笔就画，动作相当熟练。伪钞是当地公安局的一位干警在工资袋中发现的，他一个月48块钱，每张都要做计划，所以看得仔细。70年代末还出现了用黑白复印机复印的假钞，我因而判断我国将来伪造货币的案件会越来越多，手段也会更加高明，作为一个从事物证鉴定的技术人员，有必要研究中外货币印制特点和防伪技术，只有了解和掌握了真钞的特征，才能有效鉴别真伪。”

1979年，詹楚材的想法得到批准，担任了公安部第一个伪造货币检验研究的课题组长。

“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我们通过公安部从中国银行把几种主要货币要来，一张一张分析。有了真的，假的却难得看见，我好多地方琢磨不透，找不到专家，就去印钞厂，或利用会议间隙向他们请教。”

印钞厂位于北京西南的白纸坊，这里以高墙和铁丝网严密隔断，形同监狱。当时中国分布在上海、南京、沈阳、成都、北京、石家庄、南昌、西安等地的8家印钞厂都是无名代号厂，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一律严禁入内。为防止印钞的核心机密对外泄露，有的国家甚至把其中的绝密技术列入宪法加以保护。反假防伪工作之所以特殊，就在于真假双方往往无法正面交锋：在防伪工作者手中，防伪技术是武器，在另一些人手中，却成了作案工具，它隐藏在方寸之间。为保护真钞，防伪专家设置重重埋伏；为仿制真钞，犯罪分子则要将埋伏一一破解。在行家眼里，一张钞票就是一场不断升级的战争。

其实，和詹楚材年龄相仿的孟昭富当时在中国银行领导柜台工作时对货币鉴别已经很有研究，也许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两个在不同部门的专家直到10年之后才知道对方的存在。同样研究伪钞，不同的是孟昭富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外币伪钞。

孟昭富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外币伪钞很少。国内造假的几乎没有。以美元为例，1977年以后至1989年发现的伪钞逐年增加，现行流通的各个年版均有伪钞。尤以1977、1981和1985年版最多。按面额分，100元赝品最多，其次是50元和20元面额。从质量上看，仿真程度逐年提高，但大多是普通版伪钞，由个别犯罪分子或境内外犯罪团伙、黑社会组织制作投放。1990年至1995年，除普通版伪钞之外，我国又从境外流入了新式百元假美钞，外国人称‘超级美元’，它们印制精良，无论纸质、油墨、印刷，还是外观、触觉都几可乱真，是近几年外币伪钞中的主要防范对象。”

“就算是‘超级美元’，也并非无法辨别。”孟昭富告诉记者，一般钞票的防伪措施分为三级：水印、安全线等显著标记是供普通人肉眼辨识的一线防伪；二线防伪供专业人员用仪器鉴别；而三线防伪则由极少数制造人员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掌握，绝不公开，它们须用探测器鉴别。“三级防伪想仿都仿不了，德国马克就设置了一种放射性物质，要仿造，首先得破解，这种技术即便以国家的力量要想模仿也绝非一两年之功，完全一样根本不可能。”

矛盾的是，防伪技术一旦公布识别方法，伪造者就会窥破天机。经詹楚材指点，记者通过特制仪器，观察到一张百元美钞左上角的一个暗记，然而在一张酷似的假钞上，它被复制了。难以识别的深层技术非但无法体现防伪的真正精神，还有可能给犯罪分子提供机会。对此，防伪专家一致认为，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提高科技含量，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技术，以推迟犯罪分子了解并掌握的时间。

花费10年时间研制的1996年版100元面额美钞就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公布的防伪点有八九个，在我的眼睛里，那是30多个。其中右下角的光变油墨，能够根据光线的角度改变颜色，一目了然，又难以复制，非常实用。”

1987年，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在里昂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反伪造货币大会，詹楚材是代表之一。这也是中国伪钞鉴别专家第一次在这么多国际同行中亮相。各种意想不到的先进防伪技术令詹楚材受到震撼。他提到，在第八届会议上一项增加彩色复印机防止复印伪钞的功能的提议现在已成为技术上的现实。而在这次旅途中第一次见到的光变油墨等多种新型防伪方法令詹楚材迫切感到，中国需要学习先进技术。

然而，在中国防伪反假工作渐与世界并轨之际，人民币伪钞的制作也更加花样迭出。

“1986年春节前夕，我突然接到命令赶回公安部。领导交给我一张伪造的外汇券，我一眼就断定它来自境外，”詹楚材手中的两张票样真假难分，“这张伪钞是照相制版，平版印刷、四色套印。当时印刷机属控购商品，单位购买须经有关部门审批。以这种方式制作的伪钞80年代初也出现过，都来自境外。国内我印象最深的伪钞出自广西一个木匠之手。我拿到票样，发现伪钞正面的主景图案是当时罕见的凹版印刷，印版既不是石头，也不是木头，我想不明白。抓到罪犯才知道，他是先用塑料瓶盖雕刻凸版，再用牙医的打样膏翻出凹版。从制版到印刷全套工序全由一人完成。样品试用后确信无人怀疑他就立即大批量生产。”

“那怎么发现的呢？”

“80年代初，人们收入不多，他一夜暴富，自然引人怀疑。但现在伪钞多了，印制技术越来越好，老百姓也逐渐学会一些鉴别知识，这也促使犯罪分子提高技术水平。”詹楚材指出，伪钞的增多，一个主要原因是技术越来越容易被人掌握。“在国内，目前电脑分色制版机只要有钱就能想办法买到，用它制版，只须极短的时间就能完成。纸和油墨到处都有，连荧光油墨都能买到。在境外，有一股势力专门从事伪造工作，他们之间互通信息，并向境内渗透。我个人认为，在某些地区，至少有两个伪造货币的地下工厂。我观察过两种版本的伪钞，它们技术上各有优缺点。但一年之后，两种版本的改进版上，双方居然都学习了对方的优点，这些技术问题本来绝非短期内所能解决。”

“伪钞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图案花纹之间连接得越来越准，水印越来越像，从浮在表面到用钢印盖在纸里。1990年版的大面额人民币增加了荧光油墨和安全线2种防伪措施，但不久也被仿造，当然还有很大缺陷，如安全线不清晰，荧光油墨颜色色度不同等，但他们的确在进步。所以不等他们琢磨透，我们就要采取新的措施。”

90年代初，随着伪钞的增多，詹楚材和孟昭富两位专家不约而同地受到更多圈外人的关注。70年代末以来，从未被国内外任何工具书收录的“防伪”逐渐成为异军突起的新兴学科和产业。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刘宇斌副秘书长提供了一个数字：据初步估计，国内有近千家企事业单位从事防伪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防伪产品年产值已达十几亿元。

业内人士公认，造假早已成为仅次于走私贩毒的国际第二大公害。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是，假冒货品占据世界贸易额的2％。直到此时，詹、孟两位从未谋面的同行有了相互沟通的机会。这也许意味着在仿真时代，将有更多的人加入与伪钞制造者对抗的队伍。“我们的难题是，告诉群众如何防范的同时，犯罪分子也揣摩出做案的方法。但是，只要是人做的，就不可能没有破绽和痕迹，这也是刑侦工作、防伪工作的依据。”詹楚材说。

“这些都是无价之宝”，詹楚材拿出厚厚两本伪钞票样时说。各种版本的伪钞记录了伪造者苦心经营的发展史，也记录了防伪打假工作来之不易的成果。双方的比分交替上升。

伪币的基本识别方法

收到可疑票，可先与真钞实物进行对比，找到它仿真能力最弱的方面，再进一步识别其他不同点，以至

全面剥开伪装。比如美钞正面人像，伪造者就很难仿制得生动、准确。基本的识别方法是：

眼看

看钞票的水印是否清晰，有无层次感和浮雕效果，是否在纸内形成。

看有无安全线，埋线处纸面是否有凸起感，有无油墨印迹，纸层是否错动。

看整张票面图案是否单一或者偏色。

看多色接线图纹颜色相接处是否过渡平稳，有无搭接痕迹。

看字头和号码排列距离是否适中，背面有无压痕。

看凹印部位图案是否均由点、线构成。

手摸

触摸票面凹印部位如：盲文点、国徽、主景图案、深色花边等处有无凹凸感

搓捻纸张，看其是否厚实坚韧。耳听

钞票纸张属特种纸张，挺括耐折，用手抖动会发出清脆的声音。而一般伪钞则纸质松软，声音发闷。

笔拓

把薄页纸敷在真钞水印位置，用软芯铅笔轻拓，薄纸上会出现清晰的水印轮廓。

尺量

用尺比量钞票是否严格按规格裁切

100元券：165×77（mm）

50元券：160×77（mm）

10元券：155×70（mm）

5元券：150×63（mm）

2元券：145×63（mm）

1元券：140×63（mm）

仪器检测：

用5～10倍放大镜仔细观察票面图纹的色彩过渡、衔接是否准确平滑，凹印部位有无凸起印痕；

用UV灯检测荧光图纹；

用磁性仪检测磁性印记，将50元或100元人民币的磁性油墨处（100元人民币背面松树和少数民族文字；50元人民币背面岩石和少数民族文字）对准检测器的磁珠，轻轻摩擦会发出鸣叫声即为真币，不发鸣声即为假币。

历史上的伪币与反伪币

据专家统计，截至1994年6月30日，世界上已有223个独立国家（地区），将代用币计算在内，有近200个国家独立使用本国货币。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货币发行，假币就如影随形。

1972年湖北出土的秦墓竹简就载有关于抓捕私铸钱犯的文字，指出抓住犯人应提取私铸的钱币和模具等物证。我国自宋朝发行纸币后，逐渐发展了以精致的印章和图纹、暗记的最初的防伪措施。出土的明代钞票正中印有禁令“伪造者斩告扑者赏银贰佰伍拾两”，可算作一种警告式防伪。

166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行了世界第一张银行券，称“塔勒票”，4年之后即发现伪钞，于是马上改版，1666年首次在钞票上设置水印。19世纪末，欧洲的钞票大多采用了水印印钞纸。

作为流通量最大的世界货币，美元伪钞也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仿造最像、流通面最广的假钞。美国财政部曾统计，流通中的美元伪钞比率高达1.1％，超过15000余种版别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精品。

实际上，早在南北战争时期，美元伪钞就已泛滥，流通中的货币竟有1/3是伪品。为此，对付伪钞的特工部秘密成立。

新技术也为此登场。马萨诸塞州承印钞纸的科润与塔尔顿两公司在1879年按照和财政部共同研制的秘方制成带红、绿纤维丝的布浆防伪印钞纸，伪造者分析它的成份，发现棉与麻的比例是3:1。一些国家的纸浆中配有本国特有物产，如日本纸浆原料为马尼拉麻、麦秆浆及木棉浆，大面值纸币中加入了黄瑞香；而法国则专用阿列河的河水。1988年，澳大利亚甚至发行了用20年之久研制成功的塑料货币。

制造伪钞无疑可以带来暴利，而统治者还把它作为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为阻止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英王乔治三世首开纪录，以国家的力量组织伪造当时的美元。1806年，拿破仑攻陷维也纳，下令复制维也纳银行发行44年之久的“齐多尔票”，之后没收原版，将伪钞推向法国、意大利。

以民国时期发行的钞票涂改而成的“美元”。现在几乎无法想象，这些“美元”，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竟纷纷信以为真，出高价纳为已有  （娄林伟  摄）

希特勒是一个积极的仿效者，为了对付盟国，300名印钞专家曾被召集一堂，潜心仿制英镑。900万张不同面额约合1.3亿英镑的纸币被德国机群投向英伦三岛。面对飞来之财，英国人争相捡拾，以至交通瘫痪，工人停工，物价飞涨。英政府不得不下令全国所有商店暂停营业，同时采取措施防止伪钞流向国外，并在战后立即发行新钞。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也曾决定在中国试验伪钞。调查人员研究中国的货币制度，考察货币流通情况，并窥探中国钱庄对钞票的捆条、签印、箱装材料等具体细节。拥有独特技术的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正川造纸株式会社社长井上源之承奉命提供技术支持。他们甚至发明了钞票损污机以使伪钞陈旧可信。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先后获得重庆方面设在香港的造币工厂及造币器材；在九龙的中华书局，新印出的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纸币和印刷机器以及几百万张尚在印刷中的纸币和纸币号码表落在侵略者手中。在商务印书馆，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纸币也未能幸免。这令日本人得以随意印制中国钞票。

1930年初，英格兰银行印钞厂总经理斯坦利·张伯伦与波特尔公司合作，试验在钞票中加入防伪安全线—张伯伦线，它第一次应用在英格兰银行1940年3月29日发行的1英镑钞票上。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防伪技术。和安全线一样，19世纪就已大量使用的雕刻凹版至今仍广泛应用。除此之外，水印、荧光油墨、磁性油墨、红外油墨、隐像、荧光纤维、繁复的彩色接线、彩虹印刷、缩微印刷、对印、字型独特的号码、暗记、钞纸的荧光效应和彩色钞纸等都长期成为各国钞票防伪的保留项目。

1981年3月20日，由英格兰银行和英国原子能机构合作研制、以激光束制造的环绕钞票轮廓边的新式安全线代替了老式安全线。这一时期，新的防伪技术也纷纷亮相，它们是：全息图、多重衍射光栅、光学薄膜、显像图、光变油墨、金属反光油墨、珠光油墨、特殊标记油墨、塑料钞纸等。甚至，美国正在研究基因棉花印制钞纸用以防伪。有国家声称，本国的钞票每平方厘米内都具有一个防伪点。技术的进步将给造伪者增添麻烦，不仅如此，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学习更多的防伪知识。

几种主要机制版伪钞

100元

1988年8.24版

由香港黑社会组织制作。1988年8月24日首先在深圳发现，先后波及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其冠字号码小于真币，均为CP583xxxxx；票面“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字左部有一条红色竖直线；正面四个伟人像油墨颜色深沉偏红，人像眼呈方块状。

1989年2.20版

1989年2月20日在北京首次发现，系香港黑社会制作。钞面覆有薄蜡，纸张为加拿大生产，依稀可见枫叶花纹；人像形态失真，颜色偏灰；正面右下角花边右侧有一断开的深色竖线；背面色差较大，行长章、副行长章套印错位；冠字与号码之间的间隔比真币大。

1990年3.9版

由台湾黑社会集团伪造，1990年3月9日首先在福州发现。特殊之处在于正面人像部位涂有树脂胶，钞面在紫外灯下无荧光反应。正面地纹线偏红，背面图案无立体感，墨色偏蓝；冠字和号码中间有一白线。

1990年12.17版

系3.9版假币的改进版，1990年12月17日在福建平潭、厦门、泉州等地发现。纸张有荧光反应，正面人像周围有一圈黑框，背面井冈山山峰颜色偏蓝。

1991年1.2版

1991年1月先后在浙江、上海等地发现，纸张抖动时无清脆响声，正面人像颜色偏黄，花纹部位偏红；背面有一道宽3.4cm油墨带覆盖在水印部位，紫外光源下尤为明显。

1992年3.20版

1992年3月20日首先在广东发现，票面颜色发黑，背面右侧有两个深蓝色小点。

50元

1988年10.17版

1988年10月17日，由中国银行珠江分行柜面收款时首次发现。票面背后右上角“50”数字底纹图案为棕褐色，而真票为橙色，左上角国徽五角星的地纹模糊不清。

1990年4.3版

1990年4月3日首先在西安发现，纸张比真币厚，水印用绿色或浅绿色油墨盖印在纸张背面。钞票正面“中国人民银行”中字下有两道明显斜线，“50”右下角有一黑点，冠字号码上下左右排列不齐。

1991年4.3版改进版

1991年10月在深圳发现，与4.3版系同版印刷，另外它在紫外光下无荧光反应，水印以手工刻制的人像印模盖在纸张正面，背面颜色偏红，有的没有冠字号码。

1992年6.20版

1992年6月首先在上海、厦门等地发现，票面比真币略黄，水印用无色油墨加盖在正面，紫外光下清晰可见，目前发现的假币，冠字均以“EU”开头。

10元

台湾版

1982年，在福建破获一起国民党特务携带1965年版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机制假币入境案，假币系台湾中央印钞厂印制，纸质光洁度与挺度较差，无荧光反应；水印模糊，光芒线短而粗；接线断裂或重叠。

香港版

由香港黑社会制造，1985年8月上旬，在广东梅县等地先后发现。主要特征为票面正面工人头像鼻翼和嘴角有脏黑点。

1989年5.28版

1989年5月28日首先在广东发现。票面无水印，正面人像模糊不清，表情呆板，梅花地纹颜色重叠，接线不清；背面天安门层次模糊。

5元

1989年10.15版

1989年10月15日首先在福建发现第三套5元券假币，纸张手感粗糙，无水印，花边、花球采用胶印工艺，无凹凸感，边框呈棕色，无真券凹印接线印刷效果，图景层次不丰富，铲煤车的细部没有表现出来，工地远处仅由黑色点线构成。

1991年3.4版

1991年3月4日首先在广州发现的第四套人民币5元券假币，无水印，纸质绵软，票面模糊，色彩暗淡。

1元

1982年首先在福建发现的第三套人民币1元券假币，台湾制作，纸质偏厚，松软，纸面发黄；五星水印图案轮廓模糊；正面左上方衬托民族文字的接线花纹出现叉缝；图景颜色偏淡，红色国徽较灰暗。

（娄林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