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83)

（文 / 陈向阳 田松 蒋俭 冯越 胡安东 苏策）

读者来信

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但消费链条的过急拉动，则可能催化经济发展中的不良泡沫。自80年代末以来，我们往往因强调高速发展而忽略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刺激消费要有一个适度，贵刊应在这个具体的“度”上展开讨论。

北京　陈向阳

侠客的生存

侠客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类人，他们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又能在我们遭难的时候搭救一把，所以人人都愿意遇到他们，遇不到就看武侠小说。但很少有人描写过侠客的生存方式，似乎侠客是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他们总会有无穷尽的财产供他们行侠仗义。但这财产从何而来？去偷？去抢？古龙的解决方式之一是让他们给人扛包。我喜欢这样的侠客。如果一个人专门以行侠仗义为生，那他的生存就大有疑问，让别人来供养，自己去弄一个侠客的声名，总不大好意思吧？最好的办法是行侠仗义这件事本身也能挣钱，就可以用义举来养活自己，那行侠仗义就可持续发展了。

王海就是这样的侠客。

很多人认为王海不是侠客，因为他打假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即使帮人打假，自己也要赚钱。另一个打假战士郭振清才是。因为郭常常自己掏腰包帮人打假。但是郭的行侠是以自己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难免要连带着让妻子和孩子替他扛包，是不好的。郭的行为只表现出了对弱的同情，却没有对恶的打击，所以只能说是善，离侠的距离还远。而王海以一己之力对抗有组织的恶，不可不谓之侠。虽然他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具体的好处，但我们每个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人都已受惠于他。

由此推之，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有侠义之心，在受到了不公正的侵害时能够奋起抗争就可以称为侠。与王海不同的是，侠是他的日常生活，却是我们不愿遇到的特殊事件。

这就更能衬出王海的侠。

北京稻香园　田松

保障休假＝“政治任务”

1997年北京市旅游外汇收入22.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与首都当年的财政收入相差无几！今年1月26日，得知南方航空公司在2月22日由桂林返回北京的航班已爆满的消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知道，春节不姓“洋”，而且，农历正月初七坐飞机回京的一般不会是外地民工！

不过，新近铁道部长傅志寰在接受《东方时空》采访时说“以前我们怕‘春运’，现在我们盼‘春运’”的神情多少给了国人一丝安慰，其中道理不言而喻：“春运”为连年亏损的铁路带来了“减亏增效”的机遇，“铁老大”终于开始有点服务意识了。但是，订票难、票贩子久打不尽等老毛病仍不会得到根治。我的道理也很简单：永远不可能拥有一个能保障所有人同一天上路，又同一天回来上班的交通系统！

这就苦了想花点钱外出旅游又没有时间的工薪族：要知道在许多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有限的年休假并没有得到保障，甚至形同虚设；要知道以献血“换”假期，甚至以辞职来获得“假日”已不再是新鲜事；我国旅游业年收入已超过3000亿元，可以保障近2000万人就业，而且每年旅游消费正以超过15％的比率增长……

难道非“逼”大家在这一周“春节”假期里去游山玩水吗？！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让每个上班族多一点从制度上确实可以得到保障，时间上可以灵活选择的长假期呢？！

保障休假一则可为工薪族——国内旅游业客源主体——提供更大的旅游消费时间可能，进而带动国内需求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走出低谷；二则形成相应岗位在短时间内的人员空缺，便于增加大中专学生实习、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甚至直接就业的机会，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三则有利于避免客流过分集中，降低旅游旺季相关服务行业接待强度，提高服务水平。

我觉得：保障（甚至增加）休假正是我国当前一个十分难得的、能有效促进旅游及相关服务业消费增长的出发点，把它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绝对不过分！

北京朝阳工体西里2号楼203号　蒋俭

打捞“中山舰”与《泰坦尼克号》

当1997年1月“中山舰”从武汉的长江水域中打捞出来的时候，新闻媒体上有过一些宣传，说是要修复它作为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现在过去两年，“中山舰”停在湖北船厂，舰上仍然锈迹斑斑，今年1月整整一个月里，来参观者不过几十个人。

我最早知道“中山舰”，是在正规历史课本里，说是当年的黄埔军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诬蔑共产党要搞暴动，私调“中山舰”到广州图谋不轨，把担任海军局长的共产党员李之龙扣了起来。以后改革开放，到80、90年代又听说起“中山舰”，才知道它参加了抗日战争，被日本侵略军打沉到长江里。到这时候，人们已经不大提我原先知道的“中山舰”的那一段了，它成了抗日战争的一个见证。

但是，是否一定要打捞呢？看来已经花钱不少。不由得想起在我们东北发生的也是打捞的事，说是甲午中日战争时，邓世昌的“致远舰”被日本的“吉野号”放鱼雷打沉了，沉在辽宁省的东沟县（现在叫东港市）海域，已经百多年了，据说已经准确找到位置了，可以打捞出来！于是也说有人经办这件事了，也是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云，估计打捞费用得3个亿！《中国青年报》发表过个人评论，很快被全国转载，评论说，多那么一条沉船不能算多，花的钱可不少，有那笔钱都能造出好多船加强国力了。后来我在《工人日报》和《文汇报》上看到了这件事的续文，好像说发起这件事的人是个无业游民，他是假冒国家文物局下属的官方名义诈骗钱财的。东港市为此花了几百万元，比如勘探定位费、水下清理淤泥费等等，这笔钱是要不回来了。这些钱干什么不好呢？东港市并不像个有些闲钱的城市。

外国也有打捞沉船的狂热，其目的在于打捞沉船里的珍宝，比如影片《泰坦尼克号》一开始讲的就是一个公司在打捞沉船。还有一些外国公司是招商入股的，吸引大家参与，捞着好东西再按股分红，他们打捞重点在于装载珍宝、香料和中国古瓷器的船，也真有获得巨大利润的。

看来他们是利润熏心，而我们是突出政治，或者说是“只要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讲了那么多年的课，早就该把历史刻骨铭心了，怎么还非得把一条船捞出来才能增强记忆？如果这样还记不住，多一条破船也是枉然！

大连市《大连日报》社　冯越

联防队员身份质疑

联防队员是干什么的？在我的印象里，刚开始他只是帮街道巡个逻、看个院，捎带着还过问一下在公园谈情说爱的男女青年。但到了今天，联防队员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在一些报章上看到，他不但同公安拍档破案，还握有执法大权。几天前，在宁夏贺兰县丰登乡，联防队员张忠受该乡派出所副所长马学军指派，强迫区公所工作人员王兴办理暂住证，王申辩搞错了，被一起赶来的另两名联防队员孟新泉、王随宁拳打脚踢，反铐双手押回派出所。当地法院认为这是公安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中滥用职权，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宁夏法制报》1999年1月11日）。

相信法院介入此案后必有公道，但不由让人对联防队员的身份产生怀疑。疑点就出在法院认定的3名被告系公安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中滥用职权。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规定联防队员有执法和执行公务的权利？说白了就是滥用职权的“职权”是谁滥加给他的？

有一种说法是，公安的人手不够，只好从一些企业和单位借调联防队员补缺，因此出现了“二警察”这样不明不白的身份；还有一种说法是，警民联防、综合治理需要这样的防范机制。况且警就是警，民就是民，法就是法，理就是理，以法治国首先要职责明确，像“联防”这样模糊的名称是不是应该有明确说法呢？

银川市前进街14号　胡安东

最后的良心

看了贵刊“读者来信”中《钱钟书先生》一文，很有些不以为然。

从电视上看到钱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突然泪眼模糊，时代走到今天，人们很难为一个不曾谋面的陌生人流泪。后来看各种媒体对钱先生后事的报道，我的腮边又几次滑落清泪。我是属于崇拜钱先生的那部分人。回想80年代末期，我和大学同学聊的最多的文化人就是钱先生，他的《围城》，我们能够成段成段地背诵里面那些幽默的比喻。看了《围城》，我们才第一次惊喜地感到，原来讲道理还能有这种途径。原来留洋的博士也有可入笑料的丑行：原本人性无论有多么眩目的包装，也必有龌龊的一面；原来愚民不是不让他受教育，而是只让他受一种教育。因此，依我的感觉，仅仅一部《围城》就对我们那一批大学生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有如此深刻的影响，更不用说那些因此而热爱钱先生，去钻研《管锥编》、《谈艺录》进一步感受钱先生博大高深的学子了。

已经不知伤心为何物的我，为钱先生流的那几滴清泪，让我心安地觉着，即使在商海遨游这么久，人似乎还有最后的良心，我的泪还知道为什么流。

郑州文化路101号　苏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