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姆斯特丹》到《沉默的公爵夫人》

（文 / 武夫）

按照西方圣诞 - 新年假期的惯例，本期并没有什么新作上榜，我们可偷暇来介绍其他一些佳作。

一部是由伊恩·麦克伊文（Ian McEwan）所著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该书荣获1998年英国布克奖中的小说奖。

这部作品虽以荷兰首都作为书名，写的故事却主要发生在伦敦和湖泊地区（这是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多湖泊地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诗人华滋沃斯·柯尔律治和骚塞等即因居住于此而被称作“湖畔派”）。故事开始时，莫蕾·雷因的葬礼正在火葬场的小教堂举行。出席的人中除去她极善经营的丈夫乔治·雷因之外，还有死者早年的两位恋人：作曲家克莱夫·林利（Clive Linley)和报纸编辑弗农·哈利棣（Vernon Halliday），所有送葬的人都是在“充分的就业，新办的大学，色彩鲜明的简装书，盛行的摇滚乐，伸手可及的理想”的英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以当撒切尔夫人执政，以申斥取代恩赏时，他们都已经不为生活发愁了。

克莱夫和弗农是全书的主人公，他们的命运构成了全书关注的焦点。克莱夫自认是以民歌为英国民族音乐之源的拉尔夫·沃恩·威廉斯（1872～1958）的继承人，曾写过一本书反对现代派音乐的“保守派”及其排斥旋律与和谐的意图，书名叫《重现美》。他在书中描写由一个现代主义狂热分子所写的乐曲，“由公众赞助在一座几乎荒废的教堂大厅中演出，在一个多小时里，钢琴腿不停地受到一把小提琴的撞击”。后来，他又受命谱写一曲交响乐，委员会希望他把一个单一的曲调糅进千年庆典中。经过两次推迟交稿日期，他终于接近完成，按照“不可抗拒的旋律”，他将创作出“已死世纪的挽歌”。由于他把这一任务看作模仿贝多芬创作《欢乐颂》，这种好高骛远注定只会失败。

弗农所在的那家伦敦报纸《评判》的销售量正在下降，他为了维持职务，不得不拼命为提高其发行量而奔波。这时莫蕾的丈夫给了他一些由莫蕾拍摄的朱利安·加门内的非常有损形象的照片，让他拿去发表，定会收到奇效。但当弗农向克莱夫讲起这一机会时，他的朋友却深为厌恶，并责备他侮辱了对莫蕾的美好记忆，结果导致二人友谊的破裂。照片见报后，适得其反，把弗农拖入困境。

麦克伊文的小说使读者最难忘的便是他喜欢制造悲剧场面。而这种悲剧情节及结局又常有黑色幽默的效果。作家在《阿姆斯特丹》中描写这两个主人公走向灾难时，态度冷峻，甚至略带挖苦。当年曾有人问俄裔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他笔下的人物是否有时会失去他的控制，他回答说他所写的人物都是戴枷锁的奴隶，须臾也逃不出他的手指。麦克伊文在这方面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也有评家提出：既然这两个人物都很聪明，为什么会落个悲剧的下场？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作者的深意。

另一部作品是达西娅·玛莱尼（Dacia Maraini）所著的《沉默的公爵夫人》（The Silent Duchess）。玛莱尼是意大利的杰出作家，她写散文、剧本，也写小说。她的这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全是杜撰，只是利用了当时的时代背景。

故事发生在18世纪初的意大利。又聋又哑的7岁女孩玛丽安娜，陪着她父亲—一位西西里公爵乌克里亚去看一个13岁的男孩受绞刑。由于他们的贵族身份，先是在屋檐下看地牢中的囚犯忏悔，后来又在刑场边上坐看他被处死。父亲这么做是想让女儿的听觉受到刺激，进而开口讲话。但女儿的感受竟然是“地狱居然能看着挺美”（她能读会写，这是她和别人交流的途径）这样颇有文学和哲理的评论。

玛丽安娜13岁时被父母强制嫁给母亲的哥哥也是父亲的堂弟皮埃特罗·乌克里亚公爵，用她母亲的话说“因为他爱你，所以什么也不要”，也就是省掉了父母出不起的嫁妆。于是她不久就嫁给了“总是穿红衣服，在家中被叫作‘大虾’的伤心又暴躁的男人”。在她和她这位“叔叔（舅舅）丈夫”婚后的27年中，她为他生下了5个子女，并掌管那栋大宅的家务。这位公爵夫人的古怪之处不仅在她的沉默，更在于她的嗜读。

玛丽安娜40岁成了寡妇后，益发埋头读书。她的聋哑却增强了其他感官的功能，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仍能明察秋毫。从外表上看，她似乎依旧年轻，一副端庄神圣的样子，无疑是一位天使。实际上似是对尘世妇女兼有母亲和姐妹关系的“无言的圣母”。

据介绍，女作家是接受了别人的建议，才以她的家乡西西里18世纪时的社会背景，写出当年骄横和虚伪的贵族政治，尤其是对穷人和妇女的残酷压迫。作为一名妇女作家，达西娅·玛莱尼一向关心妇女命运，在她的50余部作品中，这始终是一个重要主题。本书中的哑女形象含意深刻：一方面，在一个男女不平权的社会中，妇女根本就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这种“生理障碍”是由于她幼年受到男性凌辱造成的，从而把咎责归于居于欺压者地位的男性。

《陌生女子》和《围攻》

1月15日出版的《陌生女子》被《新观察家》周刊誉为“令人惊奇的出色小说”。写小说的是个53岁的、一直跟父母同住的笨拙男子，小说里面却是3个年轻女子的自述。

这3个16至19岁的女孩的独白令人迷惑和心痛。她们都很孤独，都很美，都出身平凡，她们的痛苦经历充满戏剧化的情节。故事发生在60年代初，那时阿尔及利亚战争正如火如荼，到处是秋冬季节的颜色，雨是冷的，雾是细密的，街是灰暗的。第一个女孩从里昂来到巴黎，她爱上一个男人，可当她明白他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积极参与者时，他已经被捕了；第二个女孩美得像魔鬼一样，可她从小就没有父亲，长大以后只身跑到瑞士，藏着一支手枪要杀掉欺凌她的男人；第三个女孩从法国南部来到巴黎，被拉丁区文化的骄傲和地铁那种城市特有的紧张迷惑之后，在咖啡馆遇到一个哲学家，哲学家带领她加入了神秘的教派，在那里她莫名其妙变成了被人使用的人。

3个羞怯的外省女孩幻想成为模特或者大学生，可她们进入的世界却使她们成了受害者。有钱的人、出身好的人、说漂亮话的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巴黎人伤害了她们。而她们对这伤害似乎又不很在意，作者也不在乎她们将来会怎样，他只是把笔借给她们，让她们把故事讲出来，然后担子就卸到了读者肩上，读者的心会沉重着，不得不思索。

这部160页的小说引起书评界关注主要是因为，一个男性作家以女性第一人称写作，写得非常细腻。“这对我来说很自然，”作者帕特里克·蒙迪亚罗解释说，“我当然不是在写纯虚构的东西。小说里有我自己的记忆，她们都是我在60年代遇到过的女孩，她们的许多经历我都曾有过。”

《移民》在风靡了德国、美国和英国之后，最近在法国也取得了成功。这本书讲述了四个无名无姓的移民的故事，其表现形式无比怪异，有照片，有文件，还有日记摘抄和明信片选登，甚至还有小孩子的乱写乱画。阿瑟·米勒称之为出色的作品，苏珊·桑塔格也评论说，此书成功描写了人失去自我世界的状态，其实“移民”的状态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状态。本书作者W·G·塞伯尔德本人就是移民。小说的主人公有两个犹太人，还有作者的爷爷和童年时代的老师，他们都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将自己封闭在过去的世界里，最后都非常优愁绝望地选择了在生命的半途死去—自杀。

《围攻》是又一部成功小说，《快报》书评说：“它虽然是纯虚构的，可它比任何有关波斯尼亚的纪实文字都更有力。”作者胡安·戈斯蒂罗历来认定小说就是要发声，要质疑，要探索，他这部关于战争的小说可以说是典型的“介入的文学”：一个人来到一座被包围的城市（读者很容易看出，这城市隐喻着萨拉热窝），在城里经历种族灭绝分子的暴行。可贵的是，戈斯蒂罗的“介入”绝不生硬，他把这篇小说写得像侦探小说一样充满悬念。

（刘芳） 文学小说文化公爵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