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末，臭虫咬了我们一口

（文 / 胡泳）

上个世纪末，奥斯卡·王尔德因人类社会没有爆发危机而倍感无聊。换言之，他无从获得足够的战栗感(frisson)。所以我们才有了那句著名的抱怨：“现在是世纪末(fin desiecle)。我希望它也是世界的末日(fin du nlonde)。”

王尔德若是生活在这一世纪该有多么美妙。他一定能造出适合今天的警句，因为随着千年末的临近，人人都能在空气中嗅到“世界末日”的味道。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重重，环境灾难虎视眈眈，君王和总统们再也坐不稳他们的宝座。而我们须臾难离的技术系统似乎崩溃在即：一切都使人想起16世纪那位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的恐怖断言。1999年充满不祥。

对世界末日的谈论不是什么新鲜事，2000年以前的《圣经·启示录》中就有。我们是像《启示录》预言的那样，不知死活地漠视灾难，直到其将我们吞噬吗?还是我们已经不再能够从对预设结局的否定中获得快感?王尔德会对后一个问题极感兴趣。因为真相是，如果要我们对堆积

如山、难以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作出抉择——是锲而不舍。顽强搏斗，还是荡平一切。重起炉灶，有很多时候，激进的主张会拥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点一点改造世界多么乏味。

如果解决问题的要求不能实现，我们就开始渴望毁灭。你可以把这称为少年人心绪，而我们中有很多人并不想成年。也许这就是大家对“千年虫”如此着迷的原因。

很难说清楚我们是在90年代的什么时候开始焦虑的，但我们的焦虑度随着千年虫的发现骤然上升。它潜藏于我们的计算机网络中，打算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以便彻底摧毁全球的基础设施。它将在1999年迈向2000年的刹那间引爆自己，这意味着我们不必为灾难降临的时日恐慌，只

需决定我们是欢迎这一劫难还是与之战斗。

千年虫拒绝暴露它的真面目。我们仍然无从知道对这场电子灾变的恐惧是真实的还是仅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也不清楚灾变会在何处发

生。又在何处被避免。我们没有全都成为千禧年的信徒，是因为无法分辨谁升上天堂，谁罚入地狱。

我们在地平线上看不到新的伊甸园，我们被剥夺了对革新的信仰。因为不能或不愿寄希望于未来，我们不停地抱怨现在。体验过事情处于崩溃边缘的那种激动的感觉吗?生活越是在一段时间内显得相对平稳，我们就越是坚信它不会持续如常。所以事情正常化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情绪越不稳定。

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忘记了，90年代是在一种乐观的期盼中开始的。我们怎么会翻篇进入悲观主义的一章?也许这可以归咎于西历，归

咎于基督教的千年观。人为地把那些零排列在一起，它们似乎越来越响地发出一种宿命的声音。

当然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也许我们对问题失控的恐慌源于社会丧失了对制度权威的信心。不管怎样，在千年末真正伤亡的是人类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