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艺术话题

（文 / 舒可文）

给话剧导演喝彩

戏剧舞台的演出，除了让我们看戏，凭借媒体，我们还知道了导演的不同艺术理想。姜文在《科诺克医生》上演期间曾对媒体说，在他看来，戏剧是一种仪式。在仪式化的戏剧中，演员是仪式中人，肯定与观众的体现不同。作为观众，能够引起仪式参与者的感受的事已经不多，但他至少提出了一种理解方式。牟森在《倾诉》之后，重新反省了商业、观众作为招牌的混乱，再次强调了个人表达的真实性，因为真实的个人表达一定具有社会性。《倾诉》在去年公演时未获成功并不意味着一种戏剧形式的失败，但个人表达与社会性的确是一个可琢磨的话题。

由于上一年戏剧舞台的尴尬，今年的演出给人以冲锋陷阵的印象。

林兆华在春天推出的《三姊妹·等待戈多》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它似乎有意给观众一次考验，考验我们在浮躁的晚间是否能安静地、耐心地坐在剧院里“聆听大师的语言”。此剧用两位大师的两部经典诠释一个“等待”的主题，如果有耐心听，这肯定值得每个人想一想，而且林兆华导演的三姊妹和两个流浪汉以100年前和50年前的不同的等待情绪或旧俄时代和战后法国的精神面貌来衬托今天的我们。戏是好戏，令人感触更深的却恰恰是更多的人对“聆听大师的语言”没有耐心。这种没有耐心必定使票房不佳。这倒从舞台以外加深了这部戏的内容，所以它吸引了知识分子的格外关注，甚至被称为一个“思想事件”。关于这部戏，知识分子可以从很多角度理解它的深刻与严肃，其实林兆华作为导演有言道：“戏和小品的争论是扯淡，谁爱看什么看什么。”这部被知识阶层叫好的戏犹如一道品级极高的佳点，当然不是人人都能消受得了。

孟京辉则坚持要做“人民的弄臣”。由他导演的达里奥·福的剧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获得了一片叫好声。一片叫好声中当然也有看不到半场就退场的人，也有媒体对导演恣意贫嘴的抨击，但从演出场次上就可以断定，这是本年度最成功的一台戏。在这之前的《坏话一条街》已经在尝试着一种民间立场，但在那里存在着一份矫情，以民间的语言说知识分子的话，尽管有了热闹，但既没有《三姊妹·等待戈多》的纯粹，也没有了民间语文的生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基础好，原剧本也是名作，而且是当代名著，对原剧的改编则有两种版本，一是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另一个是文字本，在私下传阅着。应该说文字本已经是一个很贴近中国口味的中国版本，但其中有一种与《坏话一条街》同样的倾向，舞台上的版本似乎体现的是孟京辉追求的民间趣味，其中虽有讥讽、嘲笑，但这些社会内容并不构成这部戏的负担，它轻松取来，又随手扔掉，充满了生活的动感，由此而具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

秋季在北京举行的两档国际戏剧展演则可以算是个演练场，观众练好眼力，享受更多类型的戏剧。

城市，城市，你在哪儿？

城市化，这既是一个经济发展话题也是社会文化研究的话题，关于城市的话题，在这一年的当代艺术活动中出现的频率也在提高。

年初，一个题为“野生”的艺术活动以一本画册的形式最终完成。这个活动启动于1997年惊蛰，1998年惊蛰时结束。参与者有近30名艺术家，他们分别在全国各地完成各自的作品。其中有不少的作品是城市题材。比如城市街景、城市生活中的社交姿势、飞机横越的城市、夜间交通岗台的空位、被拆迁街道的遗留物、垃圾箱、橱窗等。具体景物最终指向“城市”这个让人激动又让人疑心的概念。这些作品在言说城市时，也在某些瞬间造成了城市的一道“异景”。

艳俗艺术的旗帜虽在种种不同评价中留有商榷的余地，如果把它划入城市话题之中，也可以说是对城市生活中人的精神面貌的描绘。它在形式上的大俗大艳不免有些让人发笑，但总会觉得它与我们的某一根神经相关。在年底一个展览中展示的一个名为“乌托邦验钞机”的小装置极为点题。整个作品金光灿灿，其中设一按钮，按一下按钮，1元人民币会被“验”成万元大票。乌托邦的向往在这里变得不择手段。此想往与被想往之别，似是城市生活中心灵生活的影子。

以城市生活为背景而发挥各种感受的展览一个接一个。

作为经典城市景观的雕塑和建筑也是今年的热门话题。在中央美院雕塑研究所50周年回顾展上，把对城市雕塑的议论引向历史，从50年前到今天，中国城市雕塑曲曲弯弯的道路将走向哪一方似乎答案并不明确，但它提供的参考价值发人深省。在此之前的4月28日至5月4日，上海市政府组办了一次城市雕塑国际研讨会，这类研讨在中国尚属首次，参加研讨的有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环境艺术家。其中包括包装柏林议会大厦的克利斯托和珍尼·克劳德，在北京故宫放置过巨大金钵的雷诺，还有著名石像《和平少女》的作者潘鹤，曾参与国家风景区，历史名城重建规划的米丘等。会议专门探讨了发展中的城市对城雕的要求，甚至具体到对上海陆家嘴地区中心绿地和浦东滨江大道雕塑建设的探讨。上海是历史负担并不太重的城市，整理想来也许相对容易，也更有可能为环境艺术提供空间。虽然研讨会没有提供更多的具体方案，但至少上海人对城市和环境的考虑更周全了。

将出现在北京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的两轮招标则不再是交流研讨，它的竞标结果是破土动工。为一座建筑的招标竞标引起社会媒体如此广泛的议论，而且它郑重其事地征集“群众意见”，这表示了一种开明，也表明了定夺之不易。

寻找艺术展览

9月，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回顾展——“由里及外：中国新艺术”应该算是1998年比较招人眼目的美术展。因为5月“中华5000年”大型艺术展由于种种原因没有选展当代新艺术作品，9月的回顾展因具备了补缺的价值而显得尤为重要。当然，由于远在美国，其展出效果的涟漪仅仅波及到艺术家圈内，便渐无声息。

不知道是否与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导致画廊销售萧条的状况有关，艺术家们今年在国内的展览不能说不热闹。画展的热闹尤其集中在最后一季度。在11月20日德国使馆一个关于传统反思的展览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其中不少作品对中国纸墨的纵情。但那毕竟是由德国人理解下的中国艺术，其解读方式与中国语境不无隔膜。

10月底的一个周末，北京一座高层民居的地下室里，在“偏执”的题目下聚集了当代艺术的各种类型，规模不小。但因为这种展出是非公开的，一群群陌生的面孔突然拥来，让展地所在的居委会紧张不已。像其他很多展览一样，“偏执”试图提出一种可挖掘新意的角度，也像其他展览一样，“偏执”是一个弹性很大的题目，奥雷良诺将军没完没了地做小金鱼可以算偏执，康德一辈子准时出门散步可以算偏执，徐悲鸿老是画马也可以说是偏执。偏执可能是生存的勇气，也可能是堕落的借口。不过，各执一端倒也能构成一种公共结构，这是它的可看之处。

中国的当代艺术无论在艺术家中间是多么一本正经呕心沥血的事业，也无论他们多么频繁地在世界各地展览作品，对于中国公众来说，面对它时总会有不期而遇的哑然失语。其中落差让人想到“隔行如隔山”，同时，随便一个人又都能点出一串自己钟爱的艺术家的大名与作品，而最具活力的当代艺术通常不在其列。所以说，此类展览多为圈内人的聚会。

10月在福州举办的“’98亚太地区当代艺术邀请展”给出一种不同的氛围，在那里，当代艺术与艺术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温和的关系。开幕式上有政府官员为之剪彩，人数不少的圈外观众前来观展，这些使得这个展览真正属于社会文化生活的范围了。与之相比，11月21日未能如期在北京太庙举办的“是我”艺术展就令人遗憾。那天，北京冬季的第一场大雪本可以为这个规模不小，档次不低的展览增添融合的气氛，但是偶然或特意来到太庙前的观众却只能拢着双手在雪地里看艺术家们在那儿无聊地打雪仗玩。因为这个展览被“封”了。不论具体原因是手续没办全，或被选作品的可接受程度欠佳，都令人想到当代艺术在公众、主管部门和赞助机制面前的姿态问题，也是艺术与艺术环境的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虽然艺术创作是相对个人化的实践，但推动艺术运动的因素却不仅仅是艺术家。

展览不断的同时，做文化研究的滕远先生却说缺乏当代艺术资料，因为这些展览他完全闻所未闻。他说：“我想向艺术家致敬，但找不着他们。”这说明他没进入圈内，也说明当代艺术没真正进入社会生活。 上海展览艺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