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北京？

（文 / 刘君梅 王珲 王勇 邢文）

买汽车还是不买汽车，这是个问题

汽车是杀手？

墨西哥环保专家Tiahoga Ruge女士11月份来到北京，她说：“这里让我觉得又回到了墨西哥城。”

据北京市环保局的《环境周报》透露，11月的北京曾有连续两周的时间空气污染高达4级，大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5倍。

面对这样一个环境该怎么办？

Ruge女士回答：“你可以戴面罩出门，可以选择呆在家里不出门，但政府的作用是首要的。”

她解释所谓“政府作用”是这样——在墨西哥城，每个星期她有3天是不许开车的，违反这一规定将被课以重罚。

北京的情况不太一样。法新社报道，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城市鼓励人们骑自行车时，北京却考虑到道路太窄，自行车太多太乱的情况，反其道而行之，在市中心西四至平安里之间划出了一道自行车禁行线。

据称，西四的这条自行车禁行线是一个试点，这一方法将在北京推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政府不鼓励市民骑自行车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因为骑车会吸入大量的汽车尾气。

目前北京市机动车总数为140万辆，按环保行业的估算，每年每辆汽车从尾气中排出的铅为2千克，那么，北京的汽车每年排铅达280万千克。北京的道路上，汽车排放废气所含氮氧化物是首要污染物，此外，还有一氧化碳。据环保专家论断，汽车尾气排放的污染占煤烟、汽车、扬尘和工业四大污染源的40%，但汽车尾气是低空——直接影响人们的呼吸地带排放，所以其实际危害性达到了60%。

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曾对北京市238名11至12岁的儿童进行过一项流行病调查。调查显示，北京市市中心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者为78%，郊区城镇的儿童超标者为62%，远郊农村的儿童超标者为30%。

北京市儿童铅超标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大气中含铅废气的污染。通过对市中心某小学120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由于该校邻近立交桥，立交桥下汽车流量大，汽车废气浓度高，对儿童血铅超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儿童对铅有特殊的易感性，吸收率是成人的4到5倍，所以儿童是铅污染的最大受害者。中国科技大学曾对铜陵市儿童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儿童血液中的铅含量已超过国家标准的300%。

血铅超标，会使孩子们智商下降。

在这里，汽车成为一个好道具——关于发展与环保的测验题——你要买汽车，就意味着对环保减少一份责任感，你不买汽车，可能限制了自身的发展——时代的难题从来就是个人的难题。

不买汽车？

闹钟在6:30分响。罗群必须在7:10分走到班车地点——能有班车坐已经很幸运了。这样，他才能保证8:30准时走上岗位。

因为晚间要到北航进修，返程不能享受直达班车，回家的路就漫长了。疲惫的旅程实际上从下午下班时就开始了。“晚上6点上课，我4:30就得从城西的单位出发，奔向位于北四环的学校。“通常在晚8:30下课后我才能吃上晚饭——一个面包或一碗面。下课前会有一段时间肚子饿，要挺过去。上课我从不打车，下课后如果到位于二环路的外祖父家，我会打车去。9点30分能到。如果回父母家，打车到三环上的六里桥，坐‘小公共’走京石高速路回家。这段路30多公里长，如果乘公共汽车，要换一次车，走2个小时。”在城里工作的罗群目前仍与父母住在北京西南郊航天部某研究院里，那地方叫“云岗”。

没有人能准确说出究竟有多少北京人这样奔波，但有一个数字，说北京人花在上下班路上的单程时间平均为一个小时。一个劳累的城市！劳累的根本原因是“距离”。

距离产生的直接需求是汽车。建国初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北京的“政治移民”的后代们和改革开放后新涌入的“经济移民”正成为这个城市的中坚人群。在“中心地带”工作、消费，到城乡结合部买房，以汽车为交通工具，往来其间，成为相当一部分城市人渴望的生活模式。

“我每天8:00出门，夜里1点半到2点回家。我不能算出我的时间究竟能折合多少钱，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每一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我的原则是找最便捷的办法，把不必要的消耗减到最低。尽管电话和电脑帮我办了不少事，减少了一些出行，但你知道，它们并不能应付所有的事。没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交通工具是不可想象的。我下班回家的路程是10公里，同是这段路我的一些员工坐公共汽车，又等车又倒车要花一个钟头。”旅行社经理李林说。

这个时代提供的种种技术都在试图消灭距离。日益膨胀、扩大的城市却在不断制造距离。

城市不断地扩大，新的“中心”不断出现。东面的国贸、燕莎，北面的亚运村、中关村从地图上看挺“偏”，但谁都知道它们是“寸土寸金”的中心地带。1990年亚运会让一片高楼突然从北郊的农田里长出来，发展是仓促的——直到1993年，这个著名的新区北邻的一条主路还是颠簸的土路。或许，形容城市的发展，还是用“迅速”更好。现在，这条路已经升值，其北面的商品房售价约是每平方米6000元。北京的发展是超常规的发展；北京市区(旧城区)面积仅占全市的6%，却集中了50%的人口、80%的建筑、60%的工业产值和80%的能源消耗。二战之后美国富裕人口的郊区化生活方式曾使夜晚的城市变成空城。“发展”却让北京总是挤得满满的——无论城区还是郊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人口密度激增，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汽车流动不畅。

不买汽车行吗？

在如此大的北京，以步当车更是“行不通”——步行只是兴致好的时候的一道甜点。在现代大城市，放弃私家汽车就意味着应该有同样便捷、但比汽车更环保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供选择。

法国是汽车生产大国，现在，法国政府正通过种种努力，把公众对私人轿车的兴趣转移到较清洁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已经隐退几十年的有轨电车在1992年重回巴黎北郊圣德尼市以及包括里昂在内的很多城市。1997年底又出台一项发展公共交通的计划，国家将提供6460亿法郎的贷款资助各地方政府具体实施，该计划使“最清洁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再次受到关注，“有轨电车工程”同时在波尔多、霍恩等11个城市启动。

这些新型有轨电车有着流线型设计和鲜艳的色彩，行车平稳、噪音小。虽然车速不高，但因为有专用轨道，班次十分准时。无污染符合整个社会的理想，而经济实惠、安全和舒适又使有轨电车符合个人利益——应该说，是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这种交通工具的再流行。而正在法国一些城市郊区开辟的内燃机轨道车无疑会让天天跑通勤的中国人羡慕。这种只有两节车厢的区间火车载客150人，车速每小时160公里，车厢内有空调，乘坐舒适，一旦推广，大批“中程旅行者”(工作地和家分在市区和郊区两头，每天往返其间的上班族)可以放弃私家轿车轻松上班。

越来越多的北京人也认准了地铁——既快速又环保。但在目前的北京，一个以地铁为主要出行工具的人必须要付出一定代价：地铁会因为严重超载而晚点、限制发售月票、在上下班高峰时甩站。

北京依旧有100多万小炉灶是市民冬季取暖的方式 

城乡结合部聚集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随意燃烧废物的场景常可见到(娄林伟 摄)  

好事总要慢慢来，今年夏天的时候，全国才有天然气充气站71个，北京推广天然气汽车要从公交车开始，因为公交车车源集中，有独立的加油站，改成加气站较为方便，而且公交车污染更严重，改要从它改起。

要想既买汽车又环保，这里面的麻烦就大了。或许，先不考虑环保，光是买辆汽车就够麻烦，这种麻烦能让人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决定还是不买汽车——我们的汽车保养维修和车检系统不完善，我们的加油站，特别是那些国道两侧的加油站让人不放心。

一涉及到个人买车，就成了个消费问题，而非环保问题，只有笼统地说汽车时，它才像个环保问题。然而，环境保护又是件需要每个个人参与的大事。买不买汽车，这真是个问题。

也许，北京的许多车主会认为，北京的污染并不是汽车骤增而突发。北京城区周围，无数工厂烟囱仍在冒着白烟和黑烟，冬天的供暖燃煤散发的各种烟雾恐怕也会超过140万辆汽车尾气排放的烟雾。

我们无法把工厂都搬到城外

首钢与首都，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北京谈环保，离不开首钢。首钢是个客观存在。作为中国第三大钢铁企业，它雄踞北京的西门口，在为首都作出许多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她带来环境的破坏。今年两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环保、污染问题一时成为焦点，首钢作为北京一大工业污染源，成为众矢之的。要首钢还是要首都，深受工业尘烟之苦的北京市民不得已提出这个两难质疑。

做过首钢团委书记现为《科技新闻生活周刊》的主编田长波，住在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生活区几十年了。对于城市工业污染对生活和健康造成的影响，他流露出无奈。他说，住在首钢这里，不敢往外晾衣服，否则比没洗还脏，呼吸起来总憋得慌。可又没钱去别处买房，况且北京市现在哪儿都差不多，除非住到山里或西藏等没被污染的地区，这又不现实。现在习惯了，不想那么多，有地方住就不错了，像首钢那么大的企业迁走是不可能的，就看它怎么治理。首钢附近的石景山发电厂也不比首钢在污染上逊色多少。

在首钢附近的老古城，建筑物黑乎乎的快遮住了本色、房顶上积压着厚厚的粉尘，可以想象，当粉尘飘落，在房顶安家时，也同样会在附近的居民和过往行人的肺里找到寄居之所，像房顶上的粉尘一样，厚厚地压在人们的肺上或滞留在鼻腔咽喉呼吸道内。

首钢的一位职工说，早晨醒来一擤鼻子，全是黑的。这两年好点了，但每天窗台上还是厚厚的粉尘。水质仍然极差，发黄，喝得恶心。

327路公共汽车从老古城开到槐树岭，一路经过化肥厂、水泥厂和沙石厂等大小企业，该车售票员对记者说，一天下来身上脸上全是厚厚一层土，路上常被灰尘挡得什么也看不见，鼻子一喷全是土，但有个工作不容易，不能因为这就不干了，也早习惯了风沙满天的日子。记者随车还看到经过地方的河水都被工业废水搞得又黑又臭，行人捂鼻而过。

据田长波主编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呼吸器官的问题，石景山地区就没一人能考上飞行员，这多少与首钢的污染有关系。

在石景山医院记者从耳鼻喉科了解到，来这里的病人多有鼻炎和慢性咽炎，这与首钢的污染有很大的关系，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北京市长贾庆林说，首都和首钢他两个都要

首钢有近80年的历史，主厂区位于北京西郊，距离市中心20公里。据了解，50年代，从北京城去首钢，还要穿越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进入80年代，随着北京城区的迅速扩展，首钢从城郊变成了城区，它生产发展造成的污染严重影响了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

但是，首钢新闻处负责人说，搬迁就等于重新建个企业，几百个亿的费用从哪儿来，职工如何安排，都是难题。

目前首钢总资产达550亿元，现有职工近5万人，加上家属近20万人。1997年实现利润3.5亿元，国有资产增值率达101.58%、上缴税金16.19亿元，每年上缴的利税号称为北京市提供了1/4的财政支撑。所以，有人说，考虑其对首都的经济贡献，以及目前财政状况下大企业搬迁后可能会产生的种种问题，首钢的搬迁从经济上来说也是极不合理的。

由此造成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像首钢这样的污染企业该迁，但又不可能迁走，所以，污染照旧。即使迁走，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它还会进入城区、继续污染。因此在迁不走更不能关闭或迁到哪儿污染到哪儿的情况下，只有投巨资从根本上进行环境治理这条路了。

记者从首钢新闻处了解到，从1993年开始，首钢每年投资1.3亿元，进行环境治理。从下表可看出首钢治理的大体情况，首钢1997年降尘量和总悬浮颗粒含量是下降的，但每立方米空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占年利润1/3多的1.3亿元的投资，仅治理到如此的程度，那么北京市环保局要求首钢在2000年空气质量指标达到的要求(降尘量：15吨/月·平方公里；二氧化硫：60微克/立方米；氮氧化物：50微克/立方米；总悬浮颗粒：200微克/立方米)看来是很难实现的。除非加大投资，从设备、技术和能源等根本方面，进行彻底治理，但每年的利润才3.5亿元，投资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进行环境治理，对于像首钢这样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显然是不情愿和不现实的，因为为求生存和发展，经济效益对它们来说是更重要的方面。

我国工业集中在城市，其历史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先生产、后生活”以及“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思想指导下，城市生态环境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产业布局等都不够合理，致使今天工业污染包围着城市里的居民，威胁到他们身体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北京市现有工业企业37362家，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70亿到1997年的1963.8亿元，连年递增。1997年，北京市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1.5%。早在1995年的统计资料就显示，工业企业占地面积242745239平方米，其中重工业占地179836801平方米。全部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地理分布状况显示，二环路以内有1098家，其中重工业有396家；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有1162家，其中重工业有503家；三环路与四环路之间有1402家，其中重工业有680家；四环路以外有5974家，其中重工业有2986家。

在此背景下，北京市近10年来，工业总产值虽增加了31.8倍，但年耗煤量增加331%，致使日常大气中，二氧化硫含量达到100微克/立方米。这么多工厂搬不走，工厂的环保综合治理又缺少经费，这道难题恐怕不亚于汽车发展的难题。

低硫煤，为什么热不起来？

治理北京的污染，更棘手的是对冬天燃煤供暖所排放的烟雾的治理。严冬腊月，绝不能让一户一家挨冻。北京目前共有2.5万台锅炉、1.3万台茶炉、3.4万台大灶、100余万台小炉灶每天不停地烧煤，市民大多数供暖都只能依靠这些燃煤的大小锅炉和炉灶提供热源。据有关部门统计，城市空气污染中的二氧化硫中有将近一半由燃煤火电厂排放，化工、冶金、有色和建材行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硫约占20%，采暖期城市供暖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约占到30%左右。北京市目前对付这种燃煤供暖所产生污染的方法是强制推行使用低硫优质煤。

但是，自今年8月通知下发到11月23日，作为国有主渠道的北京煤炭总公司低硫煤的累计销售量仅为42万吨，每天卖出的低硫煤4000～5000吨，与北京全市日用煤量数万吨相去甚远。

为此，北京市技术监督局在全市抽查了6家燃煤经销单位和94家用煤单位的100个煤炭样品，发现合格率仅为34%，70%的单位依然在燃烧着高硫煤。低硫煤每吨售价230元，高硫煤每吨售价200元，两者的价格的决定了大多数单位和个人不使用低硫煤，而被抽查的经营低硫煤单位中，其实也只有市煤炭公司等极少数单位的低硫煤的各项指标全部合格。

灰蒙蒙的天空，看不见高飞的风筝(娄林伟 摄)  

11月27日，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大气环保研讨会上，环境专家冯宗炜说，北京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之一，大气中二氧化硫含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5倍，大气环境状况不断恶化，已存在夏季发生光化学烟雾的危险。

在今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前后，类似的警告就已经发出，环保专家称，以广州为代表的城市上空，已经出现了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可怕征兆。

人们可以从媒体上了解什么叫光化学烟雾污染——1955年8月，美国洛杉矶市350万辆机动车每天排出的1000多吨废气，在太阳照射下形成一种蓝色烟雾，致使市民眼鼻喉感到强烈刺激，每天死亡上百人，最高峰一天死亡317人。

1998年2月28日，北京向市民们发布了第一份空气质量周报，敢于揭示严重的污染问题，毕竟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中国政府已经有所行动。今年，在许多政府机构职能缩减的情况下，国家环保局却增加了推动公众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环保等职能。一条关于环境问题的举报电话线正在设立。朱镕基总理批准的《建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法规条例》，更是让公众对自己社区的环境有了发言权利。政府摆出了更加开放的姿态，让他的人民了解环境问题。1998年8月中国大地的洪水震动了国人，对环境的保护成为最高层下达的要求。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半小时》10月创建了90分钟的专题栏目——《环境周刊》对四川洪雅林区滥伐的揭露性报道，惊动全国。北京环保界人士近来都感到格外忙碌，由北京市官方召集的关于环境问题的会议一个接一个，人们从这些会议的气氛中体会到，北京的环境问题迫在眉睫，11月6日，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市环保局针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采取紧急措施，减少4级污染的天数：三环以内餐饮业强制实行清洁燃料，禁止露天烧烤；严格执行机动车报废制度，四环以内强制推广低硫煤；12月份机动车开始贴环保标志；严格控制进京货运车的数量，对不合标准及污染严重的车辆不发进京证。

我们像大多数国家的人一样，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以及电影里获得对世界的印象。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候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碎的权威。在形成公众观念上，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了。

——美国传媒评论家本·巴格迪茨

据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今年4月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报纸的环境保护意识逐年增强，也就是说人们从报纸看到对环境问题的呼吁，其比例较1996年提高14.9%，比1995年更是提高了152%。现在，每天人们都可以从各种媒体听到关于环境问题的报道，其中批评性报道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表扬性的报道在逐年下降，监督和参与意识显著提高。光明日报出版社即将向社会推出的《中国档案》，第一次用纪实的笔法披露了中国高层对环境决策的种种对与错、淮河治理过程中的种种事实。让中国人的环保意识日益增长的正是舆论的推动。当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环境参与态度发出质疑时，“自然之友”的会长梁从诫先生告诉他们，中国有一支传媒队伍在参与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他们实质地成为环保志愿者的一员。

然而，遗憾的是，公众参与环保大多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之后的参与。没有明确的制度，公众参与环保便缺乏系统性、广泛性和前瞻性。

环保专家刘文仲先生撰文指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应该包括预案参与，即公众在经济环境政策、规划制定中和开发建设项目实施前的参与，过程参与，指公众对环境法律、规划及开发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参与，以及行为参与(自觉保护环境的参与)。

环保意识其实应该建立在完善的环保制度之上。没有严密的环保制度，就不会有严密的监督、管理和治理体系，环保的呼声也不会有良性的流通管道。

显然，现在还不是为环境保护自身的“环境”得意的时候——在北京市环保局，还没有设立专门的信访或投拆部门。

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周报

(1998)第48期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受弱冷气的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降雪或降雨，本周天津、乌鲁木齐、贵阳、北京等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较上周下降；而兰州、呼和浩特、济南、武汉等城市分别受静风、逆温等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空气中污染物不易扩散，污染指数有所上升。

1998年11月20～26日，兰州、呼和浩特、西宁3城市污染指数超过300，空气质量属于Ⅴ级，首要污染物均为总悬浮颗粒物。银川、西安、济南、太原、北京、武汉、重庆7城市污染指数超过200，空气质量属于Ⅳ级，银川、西安、济南首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太原、重庆为二氧化硫，北京、武汉为氮氧化物。乌鲁木齐、郑州、长沙、石家庄、南京、青岛、贵阳、上海、杭州、南昌、天津、长春、昆明13城市污染指数超过100，空气质量属于Ⅲ级，其中长沙、青岛、贵阳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上海为氮气化物，乌鲁木齐、郑州、石家庄等城市为总悬浮颗粒物。北海、福州、大连、烟台、南宁、合肥、秦皇岛、宁波、湛江、广州、成都、珠海、南通、沈阳、哈尔滨、连云港、苏州17城市空气质量属于Ⅱ级。厦门、海口、深圳、桂林、汕头、温州6城市空气质量优，属于Ⅰ级。

工业化与环境污染相伴而生

在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伦敦曾被称为“雾都”，环境污染甚为严重，泰晤士河臭气熏天、鱼虾绝迹，大气质量急剧恶化，1952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死亡居民4000多人，英国为工业化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其后英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对污染的工业实行关闭、搬迁和治理，城市环境得以好转。

日本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了经济倍增计划，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下，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发生了一系列公害事件，一段时间被称为“公害列岛”。

但在经历了公害频繁的时期以后，发达国家目前已进入了二次工业化晚期和高技术工业化阶段，传统工业衰落、新兴工业突起，工业化以量的扩张为主转变为以质的升级为主，这种结构变动带来了污染下降的趋势，例如，钢铁工业近年来在西方工业国下降最快，钢产量在80年代前六年下降了13.3%，其中美国减产最多，为27.3%，日本减产11.8%，西欧共同体减产11.3%。这种重污染工业规模的缩小，无疑对环境是有利的。北京首钢公司正在逐步跳出钢铁圈子，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转移。但其造成污染公害的钢铁生产仍将保持年产800万吨的生产量。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认为：是牺牲环境求得工业发展，还是保护环境促进工业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如果选择前一种道路，我们就要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就可能被环境恶化所造成的损失抵消，中国就有可能沦为“公害大国”。如果选择后一条道路，到下世纪中叶，中国不仅将成为新兴的工业大国，也将成为山河壮丽、景色宜人的环境大国。

据估算，我国目前因城市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每年达上千亿元。

当然，对于环境恶化的影响，我们不能仅以经济损失来衡量。实际上，城市环境恶化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对人类自身的损害，是更为严重的损失。

环境质量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城市环境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我国现阶段城市环境质量不佳对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人体呼吸系统疾病和肿瘤的发病率，城市居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据1986年对全国8个城市的一项调查，综合市区癌症发病率为郊区发病率的3.4倍。1992年，城市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比1988年上升5.6%。1994年，城市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是农村居民的1.8倍。在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中，城市以肺癌的死亡率最高，达到35.36/10万人。

而资料显示，1993年我国城市市区的工业总产值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6.4%，大量的工业“三废”也排放于这一区域，城市环境压力依然很大。因此，我国城市环境的未来状况，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进一步调整和认真落实城市发展战略，尤其是经济发展战略。

面对这一切，我们最大的悲哀往往不是无法预料不幸的到来，而是预料到了却无法避免。

迁出雾都的三种选择

我的母亲于今年5月去世了，死于肺癌。我姥爷也是因这种病离世的，不同的是，姥爷去世时足有84岁，而母亲只有61岁。

母亲查出了这种病后，我们全家曾遍查医学书籍，得知癌症与遗传有关。但是，作为独女，母亲比姥爷、姥姥的生命都短了二十多年，寿数与遗传不也有足够的关联么？据书上说，癌的种子在人体里要潜伏很多年，通常是10～20年，只有受了诱发才突然长大。早在20年前，母亲就不吸烟了。在此之前，她在遥远的大三线汽车城的工地上，在胸科医院追寻病因显然没有意义，她的病友有教授、农民，也有电厂的工人。只有那工人说，是电厂里的粉尘害了她。她才48岁，18岁的男孩眼看从职高毕业，还没找好工作，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病房里。

在所有恶性肿瘤中，肺癌是发病率与死亡率连续50年来惟一逐年明显上升的一种。在美国，肺癌发病率70年代是50年代的30倍，在我国的北京和上海，肺癌的死亡率已占到恶性肿瘤的首位。以1985年的数字，世界肺癌之冠是英伦三岛的苏格兰，每10万人口中有113.2人发病，而据测算，从80年代初到2000年，上海癌症发病率将上升70%，其中肺癌将从每10万人63.2例上升至121.6例，超出苏格兰。

在医院里，有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要是垂死的人也能对这个世界发言该多好。那些没有指望的，被病痛折磨得脱了形的人，用关切的目光盯住大夫的每一个动作，然后，他们走了，他们的亲人生活依旧。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健康的声音，直到一个人失去了健康，从而也失去了发言的权利。病房里只有一个刚毕业，死于血癌的年轻人，临死前3天唱了首《再也不能这样活》。葬礼上，这首歌替代了哀乐，每个人都禁不住哭泣。

这个世界的很多麻烦，我想，就在于缺乏一种“后悔”机制，那时我很想问问妈妈，如果早知道有这一天，她还会不会从农村走上求学上进的路，要知道，城市患肺癌的机率是农村的几倍。其实，问了也白搭，肿瘤医院里大部分护士来自小城市，护工来自农村，年轻的姑娘们每天与死亡迎来送往，消蚀着青春，战胜着恐惧，难道她们都错了？

但我还是要到农村去，我的基因里有着这么糟的东西。据说，下乡已经变成了合时宜的行为，我却是带着真诚的恐惧到乡下寻找居所的。在怀柔县的黄花城乡，一位老汉即将搬到城里与独子团聚，儿子要在县城买房，两居室需要12万，老汉准备出卖乡下的老宅，贴补儿子。五间并排石砌的北房，加上院子足有280平方米，一棵核桃树、两棵柿树，窗前满畦的蔬菜。老汉要价2.6万元，不还价。7月的一天，城里像着了火一样，而在60公里外的黄花城，走在大杨树卫护的大道上，却能感到阵阵爽意。我和妻子各在兜里揣了一万块，带上双方商定的契约，跟着老汉直奔乡政府。这一天，在试图搬离北京城的路上，我们碰到了第一道难题——非转农问题。

经乡干部一阵开导，我才搞明白，对外来人口，农村也有一整套不平等政策。当地人之间买卖房屋，可以获得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而外来的却得不到。我们花2.6万买到的将只是一纸房屋转让契约，契约规定房屋属于我们，但土地却是集体的，如果那几间房下的土地被征用，我们将一无所有，而农民却能得到补偿。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因为只拥有那5间房子，所以，院子可能随时被占领，至少政策上，看不到我们对那280平方米院落的权利。房子是土改时盖的，40余年了，老乡说，再住一百年也塌不了，可是，在山清水秀的黄花城，我们忽然生发出小资产阶级情调——想把房子改造一下，而这被告知是不能实现的。一辆自行车加装个马达变成助力车没人管，而一幢房屋加上一层变成楼却是不行的，房屋是特殊商品，含糊不得。

种种不平等之下，我真的想落户农村。可从江苏来的妻子却知道一个北京城镇户口的价值——与她同时毕业的北京同学，收入至少是她的四五倍，而她，为落户口，只能在清水衙门里苦熬5年。面对乡干部在迁户口上表现出非同一般的热心，我退缩了。

<spanhelvetica neue',="" helvetica,=""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4px;="" font-style:="" normal;="" font-variant:="" font-weight:="" letter-spacing:="" line-height:="" 21px;="" orphans:="" auto;="" text-align:="" start;="" text-indent:="" 0px;="" text-transform:="" none;="" white-space:="" widows:="" 1;="" word-spacing:="" -webkit-text-stroke-width:="" display:="" inline="" !important;="" float:=""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亚洲最严重的污染城市之一——曼谷  

与所有避居乡村的人一样，我的如意算盘也是围着便宜的房价与汽车打的。十来万的积蓄若能把清新的空气和工作有机融和，或许能避免母亲的宿命。俗话说，金钱的自由才是最大的自由，如果我能把母亲留下的房子变卖，我就能自由地在郊区买套商品房，或许还可开车上下班，可我不能，房子姓公，即使房改后我把它买下，5年内也不得出手。而5年内，真不知道空气会污浊到什么程度，秋天的北京本是最美的季节，可今年，已完全感觉不到天高气爽了。

有一位美国旅行者罗杰斯，骑摩托车穿越欧亚大陆，在他由西而东穿越嘉峪关的时候，他感慨到：设想一下美国的人口比现在多上5倍，而这些人都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设想一下假如人口是现在的8倍，美国的东半部将是什么样子，生活条件、社会条件以及人们对金钱、食物和空间的争夺。在罗杰斯眼里，中国人的勤劳俭朴是有着物质基础的，比如养蜂人，为获得与美国人一样的收成，就得带着蜜蜂追逐开花的植物，而美国同行只呆在一个地方就足够了。与之相应，中国的蜜蜂与它外国的表亲比也要辛劳5倍。在罗杰斯那儿，中国人喜爱养鸟、打乒乓球等诸如此类的爱好都找得到解释。

这几乎是万能的解释。带着对生存空间的忧虑，我再度踏上寻访居所的上山之路。山即西山，在大觉寺后的深山里，据山下饭馆主人讲，几年前水泥厂工人农转非，山上大工村村民十有五六下山了，留下半个空村，几千块就买三四间房的小院子。毕竟荒山野岭，村里很多房屋根本没有土地使用证一说，找几名中人写张契约，在村子里足当得上官家钢印下的凭证。可惜，大工村之行再度成为伤心之旅，那里早已有二三十户来自都市的老教师、作家、离休干部居住，房价也早跃上三四万的门坎。

作家、离休干部有着多么逍遥的生存状态！他们可以把2小时的山路当成有氧锻练，而心急如焚的上班族恐怕不能有此境界。站在西山上放眼望去，缓坡处离公路较近的地方已星星点点建起多处消夏别墅。严格地讲，这些房屋本无存在的权利，可在空间的争夺中，除了再来一次土改，一个小知识分子还能奢望那样一套标志身份的建筑么？

如果我们中国人凭着比美国人勤快5倍就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我想，我们会这么做的。一幢佛罗里达州滨海小城的独立住宅售价6～10万美元不等，低者只相当于普通人2～3年的收入。如果干上10年能买上一套美国式下里巴人的安乐窝，我会这么做的。可是在海滨小城里，什么样的职责能给我如此优厚的报酬呢？在青岛，别墅平均每平方米5418元，厦门4833元。仅1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当得上我20年的收入。在美国，独立住宅的庭院通常在1000平方米，而在中国，除了蛮荒的西部，很难找到如此大的院子。

退而求之的是中小城市的普遍商品房中普通人的生活。我的一个同事的家乡在烟台，10年前，提起钟表、葡萄酒和苹果，谁都会联想那里，可现在，硕果仅存的只有苹果——苹果这几年的价格也大不如前。在烟台，一套两居室6万块就买得下来，我的同事是夏天回乡的，他说，在北京他从未睡过那么香，即使气温上了30℃，也不至闷得浑身透汗。可在烟台一个外来者如何生存呢？木钟厂、葡萄酒厂的工人下岗了，海滨烧烤摊饱和了，普通人的工资几百元，很少有上千的。年轻人结婚的住房都是父母给准备，当地的传统是，结婚几年后，小两口就着手描画20年后的蓝图。

我的麻烦还在于，我有一个来自小城的妻子。说服她去路易斯安娜州的一个县是容易的，而去河南的省会郑州就不那么简单了。当然，说服她之前还得先说服自己。当我还算年轻的时候，我曾是真心真意想到边远地区干一点儿事的，在西双版纳，我见过天天到县教委苦求民办转正式的中年教师，在长江上的轮船上，我和出川的小姑娘小伙子们挤睡一个甲板。在那些地方，一个再一般的工作，也难顺顺当当地上岗。一次招聘会上，我给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人事部门和湖南的一所桃花江女子师范学校留下过简历，5年过去了，还没下文。倒是在北京，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

在安徽省一个路都不通的山沟里，农民们是靠编报纸发家致富的，他们收集全国各地的报纸，再改头换面投稿。新房盖起来后，编辑们发现了问题。这是一个不光彩的例子，可是，它给人一个启示——在信息社会里，生活在大都市里已不是唯一的发展之路。不过，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城市面临的仍是一股强大的聚合力量。

早在1775年，英国人波特就发现扫烟囱工人多患上阴囊癌，随后又发现了染织工人与膀胱癌的密切关系。波特的发现开创了人类对癌症的科学认知。有趣的是，人类也常把大都市比做大熔炉、大染缸。尽管症结早已不是秘密，但一切仍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现在，我唯一欣慰的是，已有几家报刊预言称人类2000年可以治愈癌症，仅此而已。

何为空气污染指数？

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简称API)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评估该地区空气质量状况的一种方式。它将一系列复杂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按一定方法处理后，变成市民易于理解和掌握的形式。

根据国家环保局统一规定，中国空气质量划分为五级：

(1)API值在0～50范围时空气质量级别是一级，空气质量为优；

(2)API值在51～100范围时空气质量级别是二级，空气质量为良；

(3)API值在101～200范围时空气质量级别是三级，属于轻度污染；

(4)API值在201～300范围时空气质量级别是四级，属于中度污染。此时，对敏感体质人群有明显影响，一般人群中也可能会出现眼睛不适、气喘、咳嗽、痰多等症状；

(5)API值大于300时，空气质量级别是五级，属于重度污染。此时，健康人群也会出现明显症状，运动耐受力降低，可能会出现某些疾病，应避免户外活动。 环境污染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