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水底思想”——戈达尔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罗全)
10月初,法国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所著的《电影史》出版,这部4卷本大作是根据他的同名电视系列节目编写的。10月底,他又推出了《戈达尔看戈达尔》第二卷,介绍他1984年至1997年间的全部作品,他1950年至1984年的电影作品集已于1985年出版。这位世界级导演的电影史研究和自我总结立即引起了欧洲媒体的极大兴趣。
法国《快报》周刊在报道戈达尔新书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戈达尔是天才吗?”文章一开头就这样答复:“这个问题大家悄悄问了40年,其实答案一直是肯定的,绝对肯定。”
戈达尔善于描绘战争,正如他善于描绘爱情、金钱和死亡。他的电影里总是有人猝死、有人狂爱,给人欢乐、令人绝望;他总是把现实送到观众眼前,希望你走进去,但他不会帮你的忙,结果你却不能不思考。
戈达尔热爱电影,他以哲学和历史的眼光爱电影。他在《电影史》中写道:“19世纪发明了那么多新技术,同时也发明了许多蠢事……20世纪来临之前摄影和电影就已诞生,新技术注定生活将改头换面……电影本是19世纪的艺术,20世纪却通过电影而存在;如果没有电影,20世纪就几乎不存在。”
作为电影史先驱格里菲斯的信徒,戈达尔相信电影不仅是一门艺术,而且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记忆,是最无法相比的文献资料,可以用它来了解和探讨人类的历史。
他得过所有的大奖,除了戛纳
“不幸的是,电影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过,如果有人说‘谈谈历史的哲学吧’谁都不会吭声;如果有人说‘谈谈电影的哲学吧’,大家肯定冷笑。”当《新观察家》的记者来到戈达尔在瑞士的家中,这位严肃的电影人如此抱怨。
“把电影制作和商业成功直接挂钩,美国人一上来就是这么干的。美国没有历史,也不想要历史,可人们不能没有历史,所以美国就把别人的历史拿过来,做一个copy当自己的原版。今天的美国电影业就是一堆经纪人、银行家、律师和明星,他们只有一个理念,资本主义的理念:我们要产好的产品——所谓好的产品,就是好卖的产品。资本主义不说‘我们必须生产好的麦当劳’,他们说‘我们必须生产好卖的麦当劳’。一个好卖的麦当劳之后是另一个更好卖的麦当劳。”
严肃地对待电影是戈达尔一贯的风格,对他来说,拍电影是一件奥妙无穷的事,与作家通过小说和诗来刻画人物、雕琢风格一样,都是不得不在沉思中进行的精神活动。他的作品倾心于理智的价值,而不是感情的价值,他喜欢正确简洁的分析,因为这甚至比有社会意义的主题,或者更广泛地说,比人类的现存状况更为重要。
戈达尔以同样的精神制作了《电影史》。这部书读起来不那么像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它把许多看似无关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做比较研究,单从章节安排就足见戈达尔的个人风格;第一卷“所有的故事”,第二卷“惟有电影,致命的美”,第三卷“绝对的新浪潮”,第四卷“控制宇宙,我们中间的预示”,戈达尔在第三卷甚至抛开电影谈起了波黑战争……
“我喜欢做联系和比较。人们总是爱从大写的历史当口找故事读,而我不是要证实电影史上有些什么事件,我要寻找和分析这件事和那件事之间的关系,看看我找到的和别人找到的有什么不同,”戈达尔对书评家们这样解释,“我现在已经老了(他今年68岁),人越老想得越深,水面上的事情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底思想。”
《电影史》节选
导演片录
为什么1939年法国没拍出抵抗运动的电影?为什么美国抵抗类电影占据全球、抵抗以同一种方式拍电影的只有意大利?
这一事实并不偶然。意大利是最没有被打倒的国家,它受了很多苦,经历过两次背叛,结果完全丧失了自我;但它却凭一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找回了自我,因为拍这个电影的人从来没有接受过统一的标准。俄国人拍受难电影。美国人拍广告片。英国人的电影什么都不拍——他们历来如此。德国人没有电影。法国人有《达尔维和幽灵》。波兰人拍了两部赎罪电影(《过客》和《最后一步》),还有一部有关记忆的电影(《卡纳尔》)。然后大家就欢迎斯皮尔伯格,从此只有斯皮尔伯格。意大利却与众不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为它赢得了面对自我的权利,意大利电影因此大获丰收。不过有一件事很奇怪:意大利导演从罗西里尼到维斯康蒂,从安托尼奥尼到费里尼,拍片时都不同期录音,他们的电影怎么还能如此伟大?答案只有一个:奥维德、维吉尔、但丁和列奥帕蒂的语言已经深深地融在了镜头画面里。 戈达尔艺术电影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