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75)

（文 / 孙志和 老杰 商连昌 邱贵平 张艺明 胡滨 王婉）

民营企业的兴衰，实际都与我们的商业化操作缺少规则有关。不仅因为管理能力，也不仅因为素质不够，一个没有规划的市场，不可能诞生真正成熟的大企业家。

北京 孙志和

号召“下岗”？

北京西城区官园 老杰

1998年9月24日，我骑车从北京图书馆门前经过，发现马路边上竖起了高高的广告灯箱，日：“做一个自立、坚强的下岗人！”呜呼！下乡之后闹下海，下海之后又开始闹下岗，难道我们又要响应号召，下岗进入21世纪，下岗“创造明天灿烂的辉煌”？

我非故意刻薄之人，然确实打算抠抠字眼。首先，“做一个自立、坚强的下岗人！”这句话制作成广告灯箱且公之于众，则显然有了广而告之、号召鼓励、宣传推广之意。其次，这句话(标语)对那些已经下岗或者即将下岗的人来说，感觉上绝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想想，假如您已经失业赋闲，没工作、没收入、没办法，您不自立、不坚强、不自谋生路行吗？！再者，此举多少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思。别人下岗了，你立马儿出来说“要自立、要坚强”，问题是，在人家面临下岗还未下岗的时候，你采取过措施付出过努力挽救过下岗吗？再退一万步讲，即便把制作标语广告灯箱的那一大笔钱用来接济下岗人员，也比华而不实喊口号要强过千百倍。

诚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构、运作过程中，一些企业必然因体制转轨、经营管理诸种情况而导致亏损甚至倒闭，部分在职人员失业下岗在所难免。问题是，面对日益严重的下岗危机，不从根本上着手解决问题，却“几十年一贯制”地以标语口号、语录宣传来隔靴搔痒，这样做到底有多大意义和实效？

话说领导干部住宾馆

浙江嘉兴市振兴路 商连昌

县(市)级以上领导干部交流、易地任职，都住进了当地的宾馆，有的说这是“工作需要”，有的说是助长领导干部“养尊处优”，也有的说“有利有弊”。本文对此不妄加评说，但有一笔经济账可供大家商榷。目前，地(市)级行政单位有336个，县(市)级2183个，合计2419个，如果平均每个单位按有3个领导干部计算，共有易地任职领导干部7257人，以每天每人住宿费150元计算，一天即花去费用1088550元，一个月为32656500元，全年支付住宿费近4亿元。用这笔钱可以解决年收入5000元职工8万人，或者可以解决下岗后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200元的失业人员16.6万人，笔者不希望领导干部像50年代那样“背包下乡”，60年代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但该有个节制办法，当然这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事了。

盗版“明星”

福建省光泽县水泥厂厂办 邱贵平

福建东南电视台有个综艺栏目“开心100”，每周一期，其中有个压轴栏目叫“模仿明星脸”，真是“百分百开心，百分百火爆”。每期都有3至4位来自五湖四海长得像某位明星的选手参赛。模仿者大都是年轻人，被模仿者也大都是年轻的影视歌明星，有一位刘德华的模仿者，既酷又似，酷似之极，几位姑娘忍不住当场献花，把“刘德华”激动得差点晕倒。

长得像明星，肯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然而芸芸众生，长得非常像刘德华、张学友、巩俐、张惠妹的人毕竟少之又少，长得像的，当然要幸福得发抖，名声钱财前途暂且不提，现成的掌声和鲜花足可以风光一时。在这个明星辈出、明星更新换代比电器还快的年代，能够红上一年半载也是幸甚至哉了。如果长得像陈景润、张海迪，谁买你的账呀。至于长得谁也不像的，只好当狂热的观众，有志气和才气的，还可以去当发明家，发明一种印刷明星脸皮的机器，普通人只要买上这么一张脸皮，往自己脸上一贴，便拥有了一张明星脸，发明者能否获诺贝尔奖暂且不提，发大财毫无疑问。当然，也可能因此犯罪，罪名是“盗版”，侵犯肖像权。

盗版明星的应运而生，也是人们不分青红皂白过分崇拜明星所产生的副产品，明星虽然越来越多，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她)们永远都生活在电视和报纸的周末版上。谁都想当明星，当不了明星与明星亲近亲近也是好的。最新例证：谭咏麟、张信哲、张学友、甄妮、周华健赴北京参加10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爱我中华，重建家园”赈灾义演晚会后前往附近的一家麻辣火锅城吃夜宵，火锅店徐娘半老的胖老板娘兴奋不已，乘敬酒之机这个摸摸那个拍拍，着实过了一把手瘾，结账时虽然只收半价，而且酒水全免，明星们还是觉得吃了大亏，因为被老板娘“揩去不少油”。如果是盗版“明星”，恐怕就没有这种“吃亏”心理：既能打折又能享受按摩，何乐而不为，你以为你是谁？

不求真中假，但求假中真，这才是盗版“明星”成为明星的唯一出路和可能。

寄两盒磁带

广州 张艺明

这天我去邮局给外地的朋友寄两盒自录的爵士乐磁带，邮局不锈钢大钢管栅后的小姐告诉我有规定：“寄音像制品要有文化局证明。”我吓了一大跳。这事情怕严重了，可为了达到寄出去的目的，还是赖兮兮地跟小姐说，我这不是音像制品，只是空白带，给寄了吧！小姐笑着说，录音带怎不是音像制品。需要去市里文化局写证明。我碰了一鼻子灰，寄些小东西还要劳官员的驾，行吗？而且人家难免不问这带子录的是什么音乐、黄不黄？是否要扫黄打非办审查，国家版税局纳税，消费者委员会证实……太多了，我不敢再往下想，唯有对不起外地的朋友，放弃此念。

痛苦的本钱

南昌 胡滨

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的某篇文章这样开头：“恕我直言，……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我就生活在这“不太好玩”的省会城市中。大部分文化人其实都明白，余先生所言的不好玩绝还不只是指这座城市的外延部分——我有点明白，但常常的羞于提它。

10月中旬的一天，地方有线电视台播出一则新闻，讲的是抗洪赈灾物资不能原样送到了农民手里。电视画面上展示的棉被多是那种破旧成丝条状的，连并非见多识广的农民也明白这绝不会是城里人的捐献。农民脸上只有失望和气愤。奇怪的是，身边许多在今年一再响应号召捐钱捐物的人懒于谈论此事，更别说为此表明痛苦。不用翻辞典，大家都知道“痛苦”是严肃的字眼，不过在恰当的时刻恰当的表明痛苦不应当是滑稽之事吧。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丧失了痛苦的本钱呢？

两周前，我的一位在珠海工作的朋友深夜打来电话，语气沉重地诉说失恋的事。我为他焦急，甚至提出请假到南方陪他一段时间。因为大学时期，这位朋友曾经为爱情而发生轰轰烈烈的事件。结果，他居然笑了起来：“以为我还会为了爱情……”对方用一种带嘲弄的语气。我放心了，但后来又很不放心起来——究竟什么使一个人认为自己连为爱情痛苦的本钱都没有？

5天前，有北京的一封来信。信告诉我，另一位朋友与太太共同吸毒。“太太”我不熟，仅是婚礼上见过一面，是很美丽、家境很优越的女孩。信里故事讲的不光是吸毒这一事实，令听者痛苦的在于结局：身为独生女的“太太”自杀，而朋友在监狱。我心情沉痛。其他在京的朋友，兴趣却在不断补充那朋友逼迫“太太”弄钱吸毒，终于使她割腕的细节上。

在我看来，痛苦不具备攻击性，是内心世界的一种状态，带点情绪带点内省反思性。当一切痛苦都被用“非痛苦”这个方式表达时，世界才太不好玩。因为“没有了痛苦的本钱”，越来越多的人在应当痛苦时还满脸写着不在乎。

看起来，一段时间里盛行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态文化算是开了花结了果……从南到北，因而将会有太多“不太好玩”的城市和乡村。

我们结婚了

成都市实验小学 王婉

读着今年17期《我们结婚吧》，我结婚了。去年此时，苦恋两年的男友分手了，我几乎痛不欲生，一年过去了，似乎什么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我依然要结婚了。他是谁？我好像也不大清楚，反正他的条件几乎都不如我意，可我们要结婚了。他给予我无比的关爱和包容，给予我无尽的深情与期待，当然还有无穷的自由与尊重，我对这一切都无力抵抗，渐渐习惯了他对我的包围，每时每刻每分每秒……

没有捧着玫瑰，揣着钻戒来求我，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来威胁我，只淡淡捏捏我的手：“我们怎么办呢？月底就要分房子了？”也只是一种淡淡的回应：“明天就去开介绍信，但还有好多事，可能下周才能领到结婚证。”似乎是闲聊着一件不关于我也不关于他的事，平淡而又平静中生命就划入了另一个轨迹。父母的震惊，朋友的惊呀，都不足以将我从一种“执迷不悟”的麻木或者是快乐中惊醒。我说：“管他呢，指不定这次就对了。”张爱珍说：“久赌必输，久恋必苦。”我信她。

人说恋爱是为了结婚，我说结婚是为了恋爱。婚前只当他是一个考察对象，万般刁难，气自己也气大家。婚后没有胡思乱想了，当然全心爱他，疼他，那个属于你的男人，那个要陪你一生，愿为你而改变的男人。

没有房子，没有家具，没有存折，没有……我们一无所有，却彼此给予了对方最高的赞美和奖励——我们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