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来信(74)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秦志 谭凯 冯越 昝爱宗 南翔)
恐怖主义是一个贬义词,贵刊在《新恐怖主义》一文导言中,把荆轲刺秦王列入人类恐怖活动之首,恐怕混淆了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恐怖和反恐怖,只有深刻揭示了这其中的关系,才可能真正认识恐怖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挑战。
——北京 秦志
西游神宫的倒塌
成都《科幻世界》主编 谭楷
成都北郊新都县耗资2000万元、占地30亩,号称“西南第一神宫”的西游记宫,在经历了短暂繁华之后,一年不如一年,终于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变成一座荒园。最近,神宫易主,唐僧师徒金身粉碎,连威力无边的金箍棒也断成几截。当众记者赶到拆宫现场时,不胜感慨:孙悟空,也会有今天!
据悉,近两年,成都四周垮掉的还有封神宫、水浒宫、百帝蜡像城等。这番一窝蜂大造古迹的壮举,至少使5亿人民币灰飞烟灭。真是一场闹剧。
其实,在信息化时代,孙悟空早已不那么神通了。仔细想想,我爷爷的爷爷就讲孙悟空,一代一代也不觉得腻烦,因为那时没有电视电影、报刊杂志可看。在一个封闭落后的时代,一支木头枪还要玩几代人呢!可现在呢?光是从日本引进的阿童木、圣斗士、龙珠、机器猫、樱木花道就看得人眼花缭乱,更甭说从美国引进的米老鼠、唐老鸭、变形金刚、狮子王,再加上科幻大片了,简直在对中国观众的视网膜进行地毯式轰炸。人家轰炸你,你还高高兴兴交出大把钱。这是怎么回事?
今年8月,当笔者在炎炎烈日下,与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排成长蛇阵,掏出69美元,买一张环球电影城的门票时,不由得想起在哈佛大学做学问的姚教授的话:“用一句不很准确但可意会的话来说:漫长而古老的中国历史,积累了丰富灿烂而让人不断向后看的文化。而建设现代化国家必须创造‘向前看’的文化,比如科幻文化。”
好莱坞的环球电影城可谓科幻城。在那里你可以到侏罗纪作惊险旅游,可以骑自行车飞上夜空救助外星人,也可以领略未来水世界的激战。在美国,科幻已是集影视、书刊、光碟、玩具、游戏机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庞大产业。除去那些恐怖、消极的东西,从总体来说它形成一种开启心智、寓教于乐、让人向前看的文化。成千上万科幻迷就在这种文化的浸泡中成长起来,他们之中出现了电脑巨子比尔·盖茨便不足为怪了。从《比尔·盖茨传》可以了解到,盖茨和他的伙伴都是一群狂热的科幻迷,他们的思维空间大得出奇。
西游神宫的倒塌可以说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在信息时代节节败退的象征。由此我想到1994年7月,我和《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同仁夜登峨嵋山金顶,架起天文望远镜观察彗星与木星相撞的天文奇观。没料到,从入夜到凌晨,游客们披着棉大衣,顶着寒风在望远镜前排成长龙。天文界的朋友不断告诉我近几年的天文奇观。比如今年11月狮子座的流星雨,不可不看!此事,使我想起那些热衷于造古迹的投资者为什么不把资金投向科技,多修几座天文馆、青少年科技馆呢?为什么不把目光投向未来,投向更广阔的空间?
红了多少代的孙悟空,终于被冷落了。也许有人觉得不可思议。而早在80年代中期,杨振宁博士浏览京沪书摊,就对“武侠热”和“言情热”表示不可思议。他说:“科幻,可以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建设现代化强国,不能不重视科幻小说!”
试看西游神宫的废墟,将是科技时代的神话——科幻大行其道的舞台。
更严重的一种溃堤
《大连日报》社总编室 冯越
那个在湖北省嘉鱼县大水中抱住大树9个小时、最后被解放军救了出来的小姑娘江姗,现在和一个姐姐被安排到北京上学去了。在洪水中她失去了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就是说,她原先姐弟共5个。那个在中央电视台上两次亮相的湖北省公安县的女考生陈凤,已被某大学录取,然后又免收了学费,她感激地说:“幸亏这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不然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真没钱上学了。”她没说清楚到底几个,至少也是3个了。那张风靡全国的赈灾照片《母女重逢》,其背景材料是:嘉鱼县的妇女段德莲,领着一儿两女(都不到10岁)去躲洪水,失散之后又重逢了。9月10日的某报头版头条,用“三兄妹同题金榜”做题目,报道了灾区各方人士资助特困生上学的事,超生之多,生育之密,已经属于不打自招。这家报纸的“编者按”热情洋溢地说:“这使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这个“大家庭”叫你生这么多孩子吗?
今年的抗洪抢险到如今,大河里的水位已经复原,“长江水位居高不下”等等词语已经不用了。在那个阶段去看长江,大堤随时都有可能溃决,其场面是很吓人的。人们常常把计划生育工作比作“把守住人口增长的大堤”。现在我国的人口也处于“水位居高不下”的状态,也是同样松懈不得的!人的生育期是漫长的,人口流动比过去大多了,工厂、农村过去管理计划生育的办法也都遇到了新问题。对长江大堤要“死看死守”,才能防止溃堤,对于人口增长的大堤不也是一样?如果该管事的人不去管,该自觉的人不自觉,处处管涌,处处渗漏,“超生游击队”上了报纸、上了电视,名正言顺地成了“超生正规军”,那可就太可怕了!这种溃堤之危害,可要甚于长江的溃堤了。
婚姻登记有些艰难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0号白楼408室 昝爱宗
婚姻登记制度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户籍铁板一块,导致婚姻登记也是铁板一块,不松动,就是人为障碍,就是低效率。今年10月,我即满29周岁,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已3年半,工作、收入和生活稳定。按照我国《婚姻法》规定,我已到结婚的法定年龄,但面对结婚还是感到有些艰难。比如婚姻登记这一关就不好过,我在北京(我称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不是北京人的首都)工作,而我的户籍却在安徽,按照我国实行的《婚姻登记制度》规定条文,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到男女任何一方的户籍所在地进行婚姻登记和到指定医院进行婚前身体检查。我不是北京人,要和我结婚的女方户籍也不在北京,所以我要结婚必须到远在800公里外的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或者远在1600公里外的女方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杭州市去登记。而我们在北京每天忙于工作,登记和体检需要数天功夫,所以我希望能在北京登记结婚和身体检查,这个要求太过分?
据我所知,北京有外来人口329万多(1996年统计数字),青年男女居多,他们在北京也不是闲着的,他们为首都北京建设或为生存或为赚钱或为别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但他们在北京无法登记结婚,他们必须停下工作或者抛弃工作后,才能回原籍登记结婚,这个代价的付出是不是有些偏高?
结婚登记不过是一纸法律意义上的证明,但没有这个证明又容易乱了约定俗成的规矩,所以在我国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条件下,人们首先是要保证法制的尊严,这个尊严又是做人的尊严。所以我一定要进行婚姻登记,我是守法的,我有守法的义务。我面对现实一方面一定要结婚,一方面登记又有些难,我怎么办?
如果真的在北京没办法进行婚姻登记的话,我只能请假回到我早在1988年就没居住过的户籍所在地进行婚姻登记。是的,遇到这样的事我显得有些无奈。
为她说几句
江西南昌大学(北区)中文系 南翔
一个女大学生,因为其父单位效益不好,每月三四百元的工薪不足以满足女儿在大学的开销,就一纸诉状把父亲送往法庭,理由是父亲应该出去打工。真是一个新鲜的伦理故事。
以我所受中国人伦传统甚深的认识,原本是对这种儿女行径不屑的。我总觉得现在的子女有问题,首先是社会家庭以及学校出了问题,比如现在的孩子背着书包就想象它是炸药包,想去炸学校,诅咒黑色的星期一,这还不该检讨一下我们的教育方式?一次家长会,我刚说了一句家庭作业是不是太多,就遭到老师及与会家长的一致攻击。我的一个外甥女是近20岁的人,一次吃水果旁若无人,我提醒她还有别人可以分享,她琢磨了好一阵才想到,20年的家庭生活从来都是这样的,她喜欢吃的东西一概吃完,吃不下或不喜欢吃的,才轮到父母来收拾残局。
我有点可怜这个女大学生了,因为,她可能以为外出打工烂漫如歌如诗,沿海地区遍地生金,不是有许多财富学的文章告诉人们怎样到沿海去“掘第一桶金”吗!
这个女大学生可能刚读完一些法制类的文章,这些文章总是在结尾谆谆告诫人们,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不要做法盲。她这月买了一件稍有点样式的衣裳,伙食费就严重亏空,于是在父亲接济不力的时候就勇敢地拿起了法律的武器,而不是选择出走、吵架,或者以自杀相要挟。如此,夫复何言? 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