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69)

（文 / 吕成文 孟宇春 严武 谢云新 钟文 于杰）

卡通形象中寄托了人类在生存中所感受到的恐惧和期望得到的慰藉。卡通形象使人感觉亲切与温暖，但人类对卡通形象的精神寄托，不也是人类生存现状的一种悲哀吗？

深圳 吕成文

缺乏诗意的世界

北京 孟宇春

这是个缺乏诗意的时代。

打开电视，广告中一位白领丽人笑吟吟地向老板汇报：“老板，全搞定了！”或是一位农夫打扮的老大爷站在田里，一挑大拇指赞道：“××彩霸，牛！”这些在黄金时段反复播放的广告提醒我这已是个俗文化盛行的时代，我所爱慕的一种叫做“诗意”的东西似乎已无处可寻了。

不一定是贴近公众的东西就一定要用俗不可耐的语言，这是对大众品位的误解和误导。我知道有一部分北京人至今还保留着见面问“吃了吗？”的习惯，他们就是北京音乐台的广告创意者。问候之后有可能接餐馆的广告，糟的是还有可能接别的，优美的音乐中穿插上两个闲人的街头对话，实在是大煞风景。更有甚者，某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一个颁奖晚会上用这句话招呼款款走上台来的女嘉宾。我当然不否认他是在开个小玩笑，目的就是放松，放松自己和别人，但方法实不足取，而且这反映了很多传媒业人士的一种观念，以为“生活化”就是“平庸化”。于是就有了街头语言的广告、主持人及俗文化的盛行。

记得80年代中期，我还在读中学，同学中都以会背诵顾城或北岛的诗为荣。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学校园里如果说某人是“文学青年”，就多半有点调侃的意味了。那时候小品盛行，大家都喜欢用方言说笑话。“痞子文学”还让大家习惯用粗糙的语言掩饰敏感、心动和那一点点小情调。

总之我愿用贾宝玉的一句话来概括我的感受：“许多女人在结婚后，就像珍珠变成了鱼眼睛。”我以为，鱼眼睛和珍珠之间的差距，就是一个诗意的世界。

“性”，让我找不着北

杭州市左家新村 严武

我曾经以为我活得很明白，认为世界是有规律的，总是对事物背后可能存在的统一性充满莫名其妙的兴趣和冲动，并且迷恋那种依靠“原理”或“准则”处理问题的科学方式。

对于“性”的问题，我努力地想寻找一种普遍有效的解决办法，能使我既任由欲望的徜徉，又不受道德的煎熬。但事实上这相当困难。我并不是一个在性问题上的道德家，也不是一个鼓吹性解放论者，我只是一个希望在欲望和道德中寻求平衡的普通人，希望在享受欲望的同时，不改变对现存社会、家庭、生活的看法和信念。

有一阵子我险些相信了“性、感情、婚姻可以分开满足”的说法，可实践过后发觉实在没劲。中国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中国人，还无法高深到仅仅把“性”视作一种人体功能的地步。喝水只是因为口渴，可“性”在我们文化中却不单纯是一次高潮。

“性”应该与感情或感情因素有关，但问题是人并没有自己理性设想中的那么专注和忠贞，同时对几个异性怀有情愫也很普通。况且，人们、包括我许多时候也搞不明白，对一个对象充满兴趣，究竟是因为感情还是出自欲望？在感情的幌子下，很多做法与纯粹肉欲的放纵并无本质区别，这让我感到失望，更让我找不着北！

有人告诉我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别管什么感情和欲望，他们其实并无区别，只有做爱是实在的。他称“做爱”是实体，其余的都是不必要的假设，应该用“奥康剃刀”毫不手软地剃掉。也有人劝我改变生活态度：世界从来就是没有规律和秩序的，本来无一物，临到具体的情况再选择也不迟。可这样的生活同样没劲，没有欲望的感情或没有感情的欲望，使我同傻子或动物区别不大。

关于监视器的想法

北京体育馆路8号 谢云新

自由自在、不受监视地生活，这是每一个人对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起码能给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尤其是法治社会。不料，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一群孩子、青少年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利，被堂而皇之地置于了机器的监视之下，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

当然，今天的事件只界定在一群未成年人(学生)学习、工作的环境(教室)，但是有谁又能保证，将来不会有人把这个范围继续扩大，扩大到成年人、扩大到个人工作、生活的范围？

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未成年人在课堂上、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守纪律的行为，这一点恐怕连成年人也不能幸免，因为这个原因受到监视，这些孩子们冤不冤？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学校培养出了一批在课堂上从不讲小话、递纸条、看闲杂书、写日记、整齐划一的学生，我不知道这对我们的社会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缺少个性、生活丰富性的社会决不是个理想社会。

至于未成年人是否有隐私权，想一想我们应不应该拆看别人信件，应不应该私看(包括父母和老师)孩子们的日记！

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是培养和教育下一代的最重要的基地，不但应教给他们知识，更应该培养出一颗颗健全的心灵。试想一下，一代在严密的监视下成长起来的人是否会有一个健全的人格？一但离开监视又会有怎样的情况发生？文中说：“学生们说：‘现在学校里已几乎找不到真正反对监视器的人了。’”我不知道“真正反对监视器的人”是什么意思？是不敢说、不想说，还是习惯了？如果是习惯了那就太可怕了！麻木比不敢说还要令人担心。

岂敢轻言“策划人”

四川成者 钟文

从事广告行业多年，常有朋友称我为“广告人”。虽然未曾因广告便废寝忘食，但孜孜以求的精神还算“当之无愧”吧！但近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策划人”，于是便有朋友称我在广告公司就是“搞策划吧”——即就是“策划人”了，我说岂敢岂敢，我只会做广告，怎敢以时下的“策划人”自居。

近半年多来，伴随企业改制、资产重组、资本经营等时髦的经济活动，各式各样的策划高手纷至沓来，他们出书、做报告、搞讲座……政府官员、厂长经理们视之如上宾，希望他们能三下五除二拿出锦囊妙计，解除地方经济停滞或自己经营不善的诸多愁苦，可惜雷声大、雨点小，至今除了报纸上、电视上轰轰烈烈的宣传报道外，还未见哪个企业因此焕然一新。相反，我倒见识过两次“策划人”的作为。一次是四川万县谭木匠木梳厂，曾很有策略地创造出了全国闻名的梳子品牌，也有广告同仁于半年前为其创作了很好的电视广告脚本。但时至今日，这条广告却因企业拿不出钱来而束之高阁，更想不到的是前不久企业却出20万请一位“策划人”做策划，到现在也不见有什么令消费者心仪的广告出来，也许“策划人”关心的不是企业的上帝——消费者？另一次是拜读了一位“策划人”在一家酒厂的专题发言，开头大概是：“今天我来××厂讲一讲经营策划，事先并不了解××厂的情况，头天看了看开会发的文件，感觉××厂发展还不错……”于是便从国际大气候讲到国内小气候，从东南亚金融风波讲到了人民币是否贬值，洋洋洒洒好几大篇，而真正与企业实际结合的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套话。说实话，我辈偶尔也有机会到客户那里讲一讲广告问题，但也必须花费不少力气跑市场，查资料，没有做好准备决不敢去企业瞎吹，随便讲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据说中国“策划人”8月要在北京举行“峰会”，“策划大师”们不知有什么方法为自己做个好“策划”。

在中国可以拿到哈佛学位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 于杰

近日到海淀图书城，一下车就迎来不绝于耳的兜售声：“要毕业证吗？北大的”，“要证吗？正版的”。在不过三十几米的距离内，竟有近十位“商家”，甚至有一位业者在笔者的询问下，应允手中还有“哈佛”的文凭。等进了书城，除了一位“毛片”商家外，其余的幽灵就全是“软件商”。就在十分钟的时间内，我领略了近期北京此类市场主导商品的转移：从中国银行门前的增值税发票到暑期中的票爷以及人民大学东门一直游荡的光盘少妇，目前业者已经转行为毕业证和软件。这街道主业竟然能这般迅速地适应市场需求，看来某些“大家”对中国经营者观念的指责值得怀疑。

我以前的偏见再次成为这一现象的解释：大凡国家最强调或最迫切需要解决并天天呼吁的问题，往往都是最难解决或相当长时间解决不了的，而国家的呼吁却往往为许多业者提供了“灵感”。

出售毕业证，北京早有此业，但却没有这般兴隆过。目前的海淀书城已经没有了以往的熙熙攘攘，但在各类的考试教材前，仍然积集着最多的赤心。不知这般苦熬的人，会如何看待他们肯定也遇到过的兜售毕业证的事。不能否认那是“假的”，但如此之众的从业人员，使我们不能怀疑它给购买者所带来的效用吗？这说明，在社会效力方面，它还是极有市场的。

至于哈佛的证书，想来应该不会仅仅值300元，这不仅由于其名声太响，一般人不大敢用，因而制作上形不成规模效益，同时其制作成本也应该不会太便宜。

为了海淀书城的环境，当地管理部门已经清理了原来热热闹闹的露天摊位，并在进城处设了电动门和保安，但类似于这些在北京街头游荡的幽灵，我们却只看到他们的发展！ 策划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