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69)

（文 / 布丁 劳乐 施武 徐彬）

警察与匪

文 布丁 图 王焱

看国产警匪题材电视剧是我的一大爱好，这类电视剧没有太多智慧可言，一般都是公安干警抓住了一个小马仔，就让他打电话呼大号一点儿的匪徒，匪徒回电话，马仔就跟他约好时间地点去“取货”，警察们就跟着一起去，抓住了匪徒。

这类破案方法看过不下数十遍，但依旧在电视剧或现实生活中有效，最近播放的一部电视剧《危情时刻》也是这套路，我刑警队长让一个小匪徒呼匪首，义正严辞地命令：“呼他！呼炸了算！”而匪首尽管被说成如何狡滑，却依旧被骗到了某个地点，被我干警击毙。

这种方法自然不如福尔摩斯或波洛的故事好看，但看电视剧并不是要看智慧，像《危情时刻》这部戏，漏洞百出，愚蠢透顶，但也有意思。这部戏在北京台播出时是18集，在湖南台播出时是20集，我就查看北京台删去的是哪两集。结果发现有一集的内容是这样：匪徒甲去找匪徒乙，要乙杀掉正在医院里抢救的一个证人，乙则向甲推荐匪徒丙，说丙刚从东北来，杀人很利索，甲和丙于是前往医院杀人。这一集删去了，为什么呢？我想，这是为了不要吓着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试想，杀人就像一项工作，随便就能雇个合适的人去杀你想杀的人，这太恐怖了些。

多年来，警匪题材电视剧有什么变化呢？依我的观察，那就是匪徒的戏份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像主角，警匪片正向犯罪片过渡，可又不能拍成犯罪片。你不能想象咱们的电视剧中会出现“小马哥”那样的形象。这种变化给我的感受是匪徒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嘛。

相比之下，我倒是有点儿怕警察。还是以《危情时刻》为例，某储蓄所遭抢劫，该所主任就被警察审问了好长时间，他坐在审讯室中，面前的标语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背后的标语是“回头是岸”。警察为什么要审他，就是因为怀疑该储蓄所中有匪徒的内应。最后，内应找到了，并不是主任，而是一个储蓄员，不过，主任被审似乎也有必要，因为他跟那个女储蓄员上过床。

这种“怀疑论者”的警察很吓人，他们抓住谁肯定会说：“老实交待，给你个立功的机会。”记得《神探亨特》里的亨特也使用一些非常规的破案手段，但抓住犯罪嫌疑人时总念一遍“米兰达法则”——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作为不利于你的证词……

《危情时刻》里那个可怜的储蓄所主任无权保持沉默，这个倒霉蛋没参与抢劫，但被怀疑上了就够他一呛，所以，要想平安无事，不仅不能做坏事，还要保证自己不被警察怀疑。

遗传

劳乐

我看过一个笑话。古代有个皇帝有了太子，于是按惯例举国庆祝。庆祝的内容之一就是分赏众臣。有个迂腐的老臣照常规谦虚道：“有太子当然是好事，但为臣没有什么功劳，不敢领赏。”皇帝被这老家伙逗乐了，说：“当然没有你什么功劳！”

皇帝的意思是：太子继承的是我的龙种，当然和你无关。如今不会有谁相信“龙种”，但几乎谁都相信遗传，也就是相信自己能够影响自己孕育的后代。

我听说过一对夫妇结婚几年了却一直没要孩子。那位妻子的一位密友曾经打听其中的原因。那位妻子的回答是：我老公最近总是打嗝儿，我们怕这样会生下一个弱智的孩子。

我不知道打嗝儿会遗传出弱智是否有科学依据，我只觉得那样至多会生出一个好打嗝儿的儿子。不过，遗传理论也可能有误。我过去有位同学是个真正的语言天才。她的专业是法语，但她的TOEFL与GRE成绩比学英语专业的还高。我很佩服她，但后来有人告诉我她的父母是近亲。

幸好除了遗传我们还有别的理论。除了最常规的“胎教”外，很早以前流行过“人体节律”，现在人们也很注意孩子的出生时间。为了凑到黄道吉日，实行剖腹产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按照西方的星相学说，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孩子出生那一刻天上星辰的位置能够影响他的一生。不过，做这样的剖腹产时必须配备一名天文学家核对时间。因为只要稍差一秒，星相就可能从大吉变为大凶。

使自己的孩子与宇宙中的天体有所联系当然是个诱人的主意：即便做不出一颗太阳也能感到自己使孩子尚未诞生就参与了宇宙的变化，就像所有严肃或休闲的图书的作者都相信自己多少参与了社会舆论的构成一样。

胎儿是否有意识，这点在医学上尚有争议。如果胎儿真有意识而且想做个好孩子的话，他理应在出生时收拾好父母希望他具备的所有行头、像雅典娜一样全副武装地跳出来；他理应知道，如果父母是对他按音乐家进行胎教的，他哭出来的音调就有理由比那些按工程师模式设计的好听。

我不记得自己那时是否带全了行头。我更愿意记住一位大歌剧明星的感慨：“上台之前我经常会感到紧张。这时我会安慰自己：我又不是外科医生那样决定人生死的人。我不过是个艺人。”

笑

施武

有朋友从东北回来说，那里有一家大商场服务特别有趣。导购小姐都需经过一套准心理学的训练——揣摩顾客心情，不是购物心理，是当时的心情。起因是，原来她们的服务公约有一条要求是永远要笑迎顾客。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她们发现顾客并非永远想看到笑脸，甚至有一次某服务员因为笑容可掬地迎接一位表情冰冷的顾客，而被顾客骂了一句。因为有服务公约管着，她才没和他吵一架。但从此以后，可想而知，她的笑容不会再那么无所控制。而且，她一笑，心里就委曲，好端端地朝人笑，却遭人骂，自然不平衡。可顾客也不一定错，他那天可能遭了什么烦心事，你站在面前，一味地笑，岂不是讥讽。

有鉴于此，商家重新调整服务公约，要求导购小姐要根据顾客的表情自行调整各自的表情。这时的景观就好看了，导购小姐们全成了蹩脚的演员。尤其是在顾客的表情平常，心情散淡的时候，她们的无所适从会让顾客忍俊不禁。顾客一笑，她也把笑拿到脸上。结果，我的朋友对她这一紧一松的样子给了一句：“傻了巴叽的。”

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没有感染力的笑，而最有感染力的笑竟是在可怕的希特勒的暴行中呈现的。有本书里记述了无数的暴行，暴行之一是一队纳粹士兵带着一群犹太人向一个挖好的大坑走去——去活埋他们。在大坑边，一声令下之后，犹太人平静地下到坑底。当士兵开始向坑里铲土时，这些正在走向死亡的犹太人轻声地念起祈祷文。站在上面的暴徒们当然不屑于此，甚至充满讥讽。这些犹太人当中被士兵关注到的是祖孙两个没在祈祷的人。祖母怀抱着小孙女，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孙女望着祖母的脸在倾听。祖母的脸上闪动着淡淡的微笑。孙女完全被故事和祖母的表情牵动着。祖孙二人旁若无人，旁无他物。当然这并没有阻止暴徒的恶行，但此情却被暴徒之一记了一辈子，后来也成了他对二战犯下的罪恶做反省的重要契机。

人有时被定义为会笑的动物，可能有道理。但是这个定义中的“笑”没有任何意义，它除了帮我们识别哪个是动物，哪个是人之外还有什么用？而这种简单的识别并不一定依仗“笑”这个特征。

在一本《笑的历史》中提到法国的《大百科全书》中，关于“笑”这个条目占了书页的1.76米，而“哭”的条目只有0.24米。这说明，理解笑比理解哭要困难得多。

不信你就往周遭看看，我们现在的笑容真不能说少，但多数是令人不明其意的。我不想说“笑”的表情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有太多的规范来指挥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就不“表”示什么了。相反的一面是“酷”，如果酷是时髦的，那么你尽管一脸酷相，我们也仅仅知道你是时髦的，而不知道你是不是“酷”的。

三思足球

徐彬

我没有反对过足球，反而非常喜欢它，但是，现在有这么一股力量，使我要逐渐远离足球，这么一股力量，就是全社会的对足球无条件的狂热。这是一种被人广为忽略的另一种形式的人云亦云，另一种形式的对自己审美与辨别力的出卖，另一种形式的与大众文化的趋同与媚俗。

为这种无条件的媚俗推波助澜的是我们的媒体。翻开报摊上的多数报纸和杂志，打开电视，调到任何的频道，你总有机会听到、看到有关足球的东西。而且这样的东西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要期望我指出具体的煽动性的言语是困难的，因为有关新闻的东西，通通标榜“客观”与“公正”，也努力使自身显得“客观”与“公正”。然而，当一个媒体使用超过任何一个生活要素在其中所能占据的比重来报道并非生活要素的足球的时候，那是“公正”的吗？是“客观”的吗？

这问题就是喜欢足球的人和喜欢足球的传媒往往不能以自己爱好为满足，而是不遗余力地兜售这种爱好(对他们而言，甚至可以称作是生活方式)。就媒体而论，不论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还是不知其然遑论其所以然，经常拿一种足球“文化”太保的口气侃其迷球之“心路历程”，旁敲侧击甚至训诫尚未迷上足球的人的“无知”和“落后”。原本这还只是说给男人听的，不过最近由于女权意识的觉醒，这种话语也传到了女性那里。而且，对足球的迷恋在女性那里，具有了更为先锋的意味。

一个人对足球狂热迷恋，以致足球成了他的信仰，沉醉其中，得到乐趣，得到发泄，很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不要把这种快感满街廉价兜售。我曾见某A对某B大侃古典音乐，B不胜其烦，作惊人语说：“你讲的都是些什么呀，很快的慢板，很慢的快板，稍快的慢板，稍慢的快板，不快不慢的小呱哒板，对我全是狗屁。我就知道有的旋律能进到我心里，那就是好的音乐。”

我本来喜欢音乐而又不求甚解，结果曾经有段时间被“求甚解”的“发烧友”给蛊惑了，当一串串高深的名词从他们嘴里涌出，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懂音乐。然而有个电视节目对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进行采访，他老人家的话把我从困惑中解脱出来。他老人家的话和B君的话很相似，主旨大约是撼动你心灵的旋律便是好音乐。按他的说法，在听《蓝色多瑙河》时所谓思绪翩翩，联想到春水东流；在听《春江花月夜》时脑子中油然有海上明月共潮升的图景都是对音乐的歪曲。将此理论推及足球，以能够看得电视冒烟、老婆回娘家而不悔，以能够背出所有大牌球星的家史，以能够指出裁判的任何小细节失误为荣是对足球的歪曲。而我眼前的多数球迷，多数媒体的高谈阔论，一般没有脱出此种窠臼。真正能够使我茅塞顿开，体味到音乐之美的人和话语我见到过、听到过，然而真正让我觉得他爱足球，爱得正点，他对足球的解释能扩展我对足球美的认识的人和话语，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到过。(本栏编辑：苗炜) 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