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66)

（文 / 耿建军 高宝宝 孙红 贺祖庆 罗慧 徐斌）

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性的事

自由和秩序，构成着复杂的矛盾。性的健康其实不仅在于社会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健康的环境，更在于我们自己究竟能不能健康地谈论性。

北京 耿建军

广告开幕式

世界杯开幕那天，我正被一篇稿子弄得焦头烂额，以敛直到晚上十点多，我还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拼着老命地写。

但没过多久，坐在客厅里看世界杯开幕式的老婆就愤怒地把我叫了出来，因为中央电视台开幕式的转播实在太糟糕：一开始就晚了好几分钟，艺人们正在表演的时候义突然中断，插进去了10多分钟的广告，要知道，我老婆平日是一到9点就犯困，她今天能熬这么久，完全足为了看这个开幕式。

这时候，一位朋友也打来电话，着急地问：“我这电视里怎么没有开幕式呀？”

第二天一上班，大家都议论纷纷。早上的新闻出现了许多我们没有看到的镜头，看来不是卫星信号出了问题。—位对经济颇有研究的同事分析道，在开幕式中插播广告的效果更佳，因为爱看开幕式的人肯定比看球的人多。

我更爱看球，所以我倒并不气愤。相反，我对中央电视台还心怀感激。因为这届世界杯电视台要直播所有64场比赛，而我刚刚在报纸上看到，这么大档子事，朝鲜是一场都不转播．，我觉得我已经很运了。

在这个商品社会里．包括体育、艺术在内的一切似乎都与商业利益息息相关如果从电视台和广告商的角度讲，有这么多人关注世界杯，它就不仅仅是一次四年一度的体育盛会，也是一次四年一遇的发财机会。而如果从球迷的角度讲，有这么多商家看准机会愿意做广告，电视台才会多多益善地转播所有比赛；如果没有广告，我们恐怕就没有这么夫的眼福了。

当然，在感激之余，我对电视台也有一点期望，下万别把广告也插到球赛里头去了。

河南信阳 高宝宝

你的另一面还是你

马俊仁是个善于制造奇迹的教练．他一面带着一帮女弟子破中长跑的世界纪录，一面时不时制造一些豪言壮语和商业神话。赵瑜是个热心揭体育界疮疤的作家。从80年代的《强国梦》、《兵败汉城》起，他在不少人心目中成了惹“麻烦”的专家。

两个尽出新闻的人物凑在一起，成就了1998年中国文坛的一件热闹事儿。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一出，双方针锋相对，评论七嘴八舌。我一向爱凑热闹，这次也不免掏了12块钱，想自己品一品《马家军调查》的味道。

马俊仁这个脾气大、干劲也大、“嘴巴能跑火车”的汉子，这个养猪都能琢磨心理战术的“人精”，这个也爱钱爱权、有大精明缺小手腕的大叔，让我看着多踏实啊—可以供在神坛上的马俊仁也是和我差不多的血肉人身。

但是，马俊仁和赵瑜，辽宁体委和《中国作家》，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和方面，较上劲了，马俊仁老泪横流，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马俊仁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我能够理解，又感到幽默。也许是赵瑜提供的镜了凹凸不平，让老马觉得把自己歪曲了；也许足赵瑜提供的镜子平平整整，但照的净是马俊仁的后背、腋窝或脚上的鸡眼。在我看来，几十万字的东西，还沾了个“文学”的名儿，前一种情况肯定难免，但老马的反应受后一种情况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一个人习惯了自己熟悉、认同、喜欢的一面，陡然看见自己的另一面，小仅感到陌生，还会觉得恼怒的。

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少得可怜，自我价值的保护倾向义强得惊人。我夫人曾拿着摄像机偷拍了我5分钟，放给我看时我差点恼羞成怒，原来我这般丑陋啊：满身排骨、头发蓬乱就甭说了，看东西还傻吊着下巴流口水，抠两下脚丫子又钻钻鼻孔，说了脏话还死不承认。您还别笑话我，无论是谁，一天24小时偷拍他一个礼拜，光彩的时侯当然不少，但恶心的时候肯定比我还多。

光生气可不行，每个人都有另一面，你的另一面还是你。比较理智的做法是，知道你还有另一面，知道别人能够看见你的另一面，允许别人谈论你的另一面，这是你进步和完善的第一步，这个道理，对个人、对部门、对国家都是一样的。

广西柳州 孙红

小动物与孩子怎能扯到一起

我看过贵刊有关卢荻女士的小动物保护中心的报道，也读了一封对之颇不以为然的读者来信。作为一个既无孩子，又未饲养宠物的中看人，颇想说活。

一、动物是动物，孩子是孩子，完全两码画。照武汉那位女士的说法，自己的孩子比什么都可爱，因此就不必关心其他，未免极端。毕竟还要保护人熊猫、拯救金丝猴。哪儿能因为有未成年人上不不了学就用动物的皮毛上换。

二、卡夫卡一次在水族馆里看到鱼，就对它们说，我再也不吃你们了。卡夫卡从此吃素。不能用卡夫卡的标准要求所有的人，但人类文明的结果毕竟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三、有些动物养来被食用，有些则备受宠爱，现实如此；有些孩子吃“麦当劳”，有峰没吃过，还有些腻烦吃。这些事情太复杂，我的大脑太简单．讨论不来。

石家庄柏林小区 贺祖庆

指标是什么东西？

我一生下来，从幼儿园到学校，就似科注定是“贱人”或“二等公民”，因为我的父亲是右派。稍长大一点后，我就问父亲，为什么当了右派?父亲苦笑着说，1958年反右时，他们单位分配了十几个指标，定右派时，碰巧他出差了，这个指标就归了他。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指标这个词，同时也感到指标小是个好东西。

后来，我读了大学，又参加了工作，碰上单位评职称。单位搞人事的人把我们装在档案袋里的东西一排队，通知我说，我可以申报剐教授。我一阵激动地问，什么时候填表？“人事”说，填表是以后的事，现在是申报。那有什么区别？我不懂了。“人事”说，申报是表示你年限到了，可以申请，能否参评，还要民意测验，我们只有两个指标。

这回我明白的是，指标是好东西，因为它只有两个，而日前我们单位需要它的却有6个人。这样我当然没有评上副教授。“人事”的解释明确而费解：民意测验后的指标问题。

比起我的父亲20多年所受的委屈来，在指标问题上的挫折，我要比他幸运得多。我只是对指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的理解越来越糊涂。

没想到对这个问题的理解，12岁的儿子心里明镜似的。一天他放学回家告诉我，下午他们班评三好学生，而他也碰巧要出去参加区少先队的活动，所以他跟老师提出，要求把评选改期。是需要你主持吗？我问。不，班主任主持。那你为什么要……他的一番话简直让我瞠目结舌：“评三好学生是有指标的，我们班只能评9个，我不在，准能保证会有人提我的名，投我的票？”

指标就像一个还在延续的神话，你把握不住它，它却攥住你的命运。

湖南省教科所 罗慧

给视野空间立法？

春天来了，我去开满春花的校同里照相。镜头掠过的地方，出现了许多以前只有大街上才见的灯箱。这可是个新事物。它带给我的惊奇，其程度可以和我拿望远镜看到了哈雷彗星时相比。然而与那时我想尽办法想把哈雷的身影摄入镜头相反，我此时想尽办法让取景框躲过这些灯箱。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立灯箱的人充分考虑了它们所应具有的广告效应，每个灯箱都恰到好处地占据了显要地势。很明显，我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某个灯箱拔掉，来照顺我的棚机。我只有躲开它们，另找地方照了。

当电视节目被各种各样的广告充斥了以后，我的选择是少开电视机：当大街被各种各样的广告充斥了以后，我的选择是少上街，拒绝过多地被骚扰。然而逃跑主义是行不通的，这不，广告灯箱又开始进军校园了，虽然负载的信息是阳春白雪一类的，但我担心载体有了，内容的变史是比较容易的，也许我们该给我们的视野空间立个法，让我们享有视野不被骚扰和污染的自由。

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徐斌 长跑马俊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