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过剩时代”

（文 / 方向明 邢海洋）

欧元：欧盟将是世界头号强国

布鲁塞尔当地时间5月3日午夜1点，欧盟15国首脑经过长达24小时的磋商，终于作出一项革命性的决定：除英国、丹麦、瑞典、希腊之外，欧盟11个成员国组成新的货币体系，统一使用“欧元”。

欧洲联盟开始进行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尝试，采用单一货币欧元，这种货币最终将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取代法郎和马克等国家货币。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桑特预言：“欧元将加入世界主要货币行列，将有近3亿人使用欧元。欧元、美元和日元将共同构成一个稳定区域。”

虽然欧洲启用单一货币的日子已近在咫尺，但欧盟主席雅克·桑特外表平静地站在苹果树下，耐心地等着果实落到他的怀里。桑特避免使用“欧洲经济政府”一词，以免引起人们担心出现一个欧洲超级国家。但他很清楚，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将会引发更深层的经济一体化。他说：“这将会产生滚雪球效应。”

这位欧盟主席算得上是一位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最坚定的鼓吹者。在欧洲的政治家中，除了德国总理科尔外，很少能有几位比桑特更竭力维护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桑特作为卢森堡的前首相，在欧盟国家领导人的排外性俱乐部—欧洲理事会中，任职达12年以上，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他得以超越日常政治斗争中的大喊大叫而冷静地看待一些问题。

桑特先生说：单一货币并不是实行单一市场的必要条件，但单一货币和单一市场的共存，意味着欧盟15个成员国之间将通过更低廉的交易费用、更透明的价格和更多的相互投资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好处。无论政府愿意不愿意，单一货币将迫使这些成员国加强宏观经济的协调与合作。

德国总理科尔是欧洲货币新联盟的主要设计师。尽管大多数德国人并不喜欢“欧元”这一概念，而且他们为所喜欢的“马克”消失而感到恼火。调查表明，56％的德国人“不要欧元”，因为马克一直是德国稳定和繁荣的象征。但德国总理科尔却是欧元的强势推动者，他于4月2日在德国议院辩论时道出一番见解：“欧元是对21世纪巨大挑战的最重要反应之一。”靠国家单干是对付不了当代大规模的经济挑战的。市场越来越全球化，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投资者和工作岗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有这些都要求欧洲人采取联合行动。

国际经济预测局的克里斯蒂安·佩蒂认为：“不久前，欧盟各国非常羡慕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目前欧洲国家通过经济融合，试图成为‘自我保持经济增长’的地区，使欧洲免受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的影响。”

当欧元投入使用后，将不必再为进行国家间贸易而投入费用进行货币兑换。大公司每年因此可节省数千万美元的支出。再高一层的益处是通过实现规模经济节省更多的费用，单一货币使欧洲更容易地合为一体，而不必在每个国家重复零散地进行经营。第三层益处是原料的价格可能降低。单一货币制度使国与国之间的成本比较变得更加容易，从而压低价格。最高层次的益处是，欧元将在整个欧洲降低成本、鼓励投资和提高增长率，使所有公司都比过去更加兴旺，正如在19世纪60年代在采用美元统一币值后，美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

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说：“欧洲可以在全世界更加行之有效地维护其利益。”

二次大战后，主宰世界的是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制，目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7％。可美元却占世界货币储备的56％。但今后，世界各个国家、各国企业手中拥有的欧元数量将越来越多，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集团所使用的货币。因为在国际贸易方面，11个欧洲国家无疑是世界冠军，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最大（20％），美国（16％）和日本（7％）位居其后。

有了欧元之后，欧洲人会觉得自己抵御全球动荡的能力更强了。

实施欧元的11个国家将拥有3200亿美元的储备金，而美国的储备金只有640亿美元。

法国总统希拉克说：“生活告诉我们，最大的危险莫过于身处变动中的世界而一点也不动，无所作为。世界到处都出现地区性大集团。我们在北美、南美、印度都可见到这种情况。甚至非洲也开始了地区一体化的进程。所有这些新集团对于我们的利益都是不留情的。欧洲应该接受这个挑战。欧洲在将来不可避免的竞赛中，只有欧盟能够赋予欧洲以必要的力量。欧洲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多极世界的头号大国。”

“打折销售”的恐怕还不只是服装

巨人症：比大的更大

几乎是同时，5月7日，德国最大的企业集团戴姆勒一奔驰汽车公司和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宣布合并，合并后诞生的“戴姆勒一克莱斯勒”公司将成为世界三大汽车公司之一。这是制造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合并。

“奔驰”同“克莱斯勒”合并，目的是为了在北美市场与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平起平坐。另一方面，“克莱斯勒”希望通过“奔驰”，重新实施其欧洲战略。

青出于蓝。“克莱斯勒”是向“福特”和“通用”学的，但它与“奔驰”的合并又对“两位老师”构成威胁。“福特”于1989年接管美洲虎汽车，投资60亿马克使“美洲虎”重振雄风。“克莱斯勒”作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最小的，不能不担心来自“福特”与“通用”的竞争，遂主动投身奔驰公司怀抱。伴随欧洲市场竞争加剧，“通用”与“福特”必然调动巨额资本与欧洲厂家联合，这两个巨头目前正与韩国的大宇公司和起亚公司谈判购买事宜。由于“克莱斯勒’在亚洲地位不太强，对此也没太多办法．由此可见，“克莱斯勒”与。奔驰”的联手将不是汽车业合并的最后一例。德国《世界报》称，不久的将来，肯定有一批汽车公司的名称会消失。

日本厂家也感到威胁。实际上，欧美两强合并，丰田和本田公司的攻势也起了一定作用。由于日元贬值，日本汽车厂家向美国推出小型卡车，丰田公司还在法国投资办厂，欧美企业对此越来越怀有戒心。日本厂家在生产技术和开发速度等方面一直保持优势，但日本企业往往倾向于单独开发和投资，这种单干做法有可能削弱自身的竞争力。

由于奔驰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合并，汽车行业的全球格局将重新组合。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美国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为了维持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必然会向欧洲的汽车公司发起收购攻势。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为主，欧洲生产厂家重新组合的动向也日益明显。日本通产省有关人士预计，世界级汽车厂家最终将合并为5家左右。

很显然，扩大规模与技术创新是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的惯用伎俩。日本汽车企业一度靠技术开发优势而遥遥领先。欧美汽车公司则以扩大规模进行“成本战”，“福特”与“美洲虎”的合并，通过提高产量和共用零件降低成本；“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可以在开发成本方面节省大笔资金。

全世界的汽车厂家都有生产能力过剩的苦恼。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合并就可以理解了。现在只有通过在大批量生产中降低成本才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到本世纪末，汽车的年需求量可能还会低增长，但需求的增长仅限于亚洲和拉美市场，而那里只需要低价位汽车，所以关键在于“成本竞争”。

从1995年开始，新一轮并购风潮席卷全球，几乎每个行业每年都发生几十宗超级合并交易。英国《每月交易》杂志称：“金钱充斥着城市的每一个条街道，跨国公司们疯狂了。”

电信业陷入一连串金额螺旋式上升的合并交易之中，微波通信公司被世界通·信公司收购。电缆与无线电公司和意大利电信公司正在谈判，试图组成世界上第二大国际通信公司。另外还有更多的公司现在正选择合并对象，有消息说英国电信公司将被贝尔大西洋公司或微软公司收购。

在美国，合并和收购的规模已达到空前程度：1997年宣布的协议金额高达9570亿美元，大大高于1991年的1380亿美元，而且还高于1988年创历史最高纪录的3520亿美元。1998年肯定将成为又一个创纪录的年头：据证券数据公司说，截止到4月13日，已经宣布的合并金额已达到4410亿美元。

在1997年12月，美国第一银行董事长约翰·麦科伊预测了即将出现的情况，他说：“我认为将出现越来越大的交易。这个行业在5年后将怎么样？我认为将有五六家大银行。”

1998年4月13日，美国金融界同时宣布两起重大银行合并计划：美洲银行将与国民银行合并，从而形成美国规模最大的、业务遍及全国的银行。同时第一银行与芝加哥第一银行合并，这将使美国中西部的这两家大银行合并成为美国第五位的银行。

合并的金额不断创下新纪录。第一银行同芝加哥第一银行300亿美元的合并似乎相当大，但它只是国民银行和美洲银行达成的600亿美元合并规模的一半。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公司的合并金额达820亿美元。“巨人症”遍及所有的经济领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时尚。

大企业正继续变得更大。旅行者公司和花旗银行的合并使其他所有合并黯然失色，直至下一个破纪录的交易出现。桑迪·韦尔在宣布重大合并时说：“我要改变世界。”

美国银行界的交易展示出一种传统的合并形式，一种在商业银行之间的合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美洲银行和国民银行之间的合并，还是第一银行和芝加哥第一银行之间的合并，他们的目标更加简单：通过购并来节约费用和扩展市场范围。

芝加哥第一银行的总经理维恩·伊斯托克阐述了其中的道理：“这是一种每当一个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时就自然而然出现的演变。”

粮食与汽车，两种典型过剩品

中国与发达国家尚未合拍，只是这两年才初识“过剩”的滋味。1985年至1996年间，中国人以从未有过的速度感受着繁荣光景。但来自农村的报告却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整个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3个百分点。1997年，农民的实际现金收入比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

来自城镇的报告是，1993年至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77元增至5160元。涨幅惊人，但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收入增幅却有限，而且逐年递减，1993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10. 2％，1996年和1997年则降至3.8％和3.4％。

1997年4月，在亚运村的一家期货公司的公告牌上，贴着从“路透”上印下来的一篇世界粮食供需报告。对于此类分析文章，交易员们已司空见惯。同样的，对于监示器上不断传出的跌停板，他们的感觉也几尽麻木。自去年底至今，大豆、绿豆、个麦、高梁，几乎所有热门粮食品种都在跌。

1997年全球谷物总产量20.39亿吨，其中小麦占29.2％，稻谷占27.3％，粗粮占43.5％。人均谷物产量351公斤。全球谷物利用量18.91亿吨，人均直接谷物消费：发展中国家173公斤，发达国家由于肉类消费比重大，谷物直接消费只有131公斤。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世界谷物产量到2000年将达到21.5亿吨，人均343公斤；2010年世界谷物产量将增加到23.42亿吨，届时世界人口将增加到72. 08亿人，人均谷物产量为325公斤。随着全球谷物的增加，世界营养不足的贫困人口将从现在的8.1亿减少到2010年的6.5亿。2025年全球人口将增加到84.73亿人，按现有消费水平计算，全球谷物产量需要达到30亿吨，人均354公斤。

中国粮食产量1996年创历史最高水平，达到5. 04亿吨，人均412公斤。连续两年的丰收已使中国从世界第二的粮食进口国转为出口国。预测2000年中国人口达到12.75亿，粮食总产计划5亿吨，人均392公斤；2010年人口增加到13. 85亿，粮食总产计划达到5.6亿吨，人均404公斤；2020年人口将达15亿，按人均粮食需求410公斤计算，共需粮食6.15亿吨；2030年人口将达到16亿峰值，按人均需粮420公斤计算，粮食总需求6.72亿吨。以上述各年粮食总需求量计算，各时期粮食总需求量的年递增速度将是：

1997-2000年：1.13％

2000-2010年：0.94％

2010-2020年：0.94％

2020-2030年：0.89％

如果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对食物需求的减少，中国实际上并不需要假想中的如此多粮食。而今后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科技贡献率，增加物质投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粮食增产潜力还很大，不足1％的年增长率完全可以实现。这个预测报告得出结论：2000-2030年，中国的粮食供给将超过需求。

门头沟某粮库由于粮食储存过久而发霉，经常倒仓（史利摄）

五十年前还是朝阳工业的汽车制造业如今也面临积压

汽车大量积压（史利什摄）

即使实行分期付款，积压问题依然严重（娄林伟摄）

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粮食问题如此轻易地得到解决，想必是热衷于探讨“谁来养活中国”的人们不愿再深入探讨的原因。早在26年前，罗马俱乐部就曾对世界，粮食供应的暗淡前景作出过预测，按他们的预言，可耕地的数量有限，而每使粮食产量翻一番，人类都需要投入多得多的资本和资源，在30年间，可耕地将突然发生严重的不足。

按罗马俱乐部的判断，粮食问题很可能迎来它的一个“危机点”，供给不足导致粮价上升，穷人们因营养不足而饿死，更多的人不顾一切地投身到荒地开垦之中，社会上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都被动员进来，粮食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人类从而失去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70年代人类的确迎来价格暴升阶段，但不是由于粮食自身，而是石油危机。如果真的出现粮食危机，对人类不是好事，对农民却不失为一个发财良机。与农民同样不幸的是产业工人，以中国为例，一方面，目前我国城镇待业人口规模约1100 -1300万人，真实失业率在6~7％之间，创建国最高水平。另一方面，每年又有567万农业劳动力被从农村排斥出来，每年就有近500万的农民进入城市，抢占城镇居民的就业岗位。产业工人此时面临的不仅是来自自身生产能力过剩引来的压力，而且还包括整个社会转型的焦点问题。

汽车业是传统产业中的标志性产业，被誉为现代工业的“带铃的头羊”，在产业转型中自然是首当其冲。在近百年的辉煌史中，世界汽车业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这股能量曾经是人类文明的象征，而现在，它却成为工业文明的大包袱。发表在英国《经济学家》1997年6月号上的分析文章题目即是《汽车业大萧条即将到来》。

假如世界上的汽车公司全力投入生产，一年能制造6800万辆汽车。1996年，汽车公司实际生产5000万辆，只发挥73％的生产能力。而这种能力仍在增长之中，据大多数预测机构的判断，到2000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将达到8000万辆的水平，但需求量不会超过6000万辆，届时，过剩的生产能力将从1800万辆上升到2200万辆，这就等于全球630家汽车装配厂中有80家可以闲置。换一个角度说，世界上三大汽车产区——北美、日本、西欧——任何一方停止生产都对全球汽车业无大影响。

汽车业即将到来的萧条来自于其生产能力的过剩。实际上，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汽车在美国三四十年代就进入成熟消费阶段。随后的汽车消费多以更新旧车实现。现在，西方这一市场更加成熟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成为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推动汽车业发展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落后的国家。

生产能力过剩导致激烈竞争，竞争对消费者是好事，但对身兼生产与消费两种功能的普通大众却绝非好事。福特汽车1979年每天生产960辆格拉纳达牌汽车，使用工人4270名；1990年它每天生产1200辆斯科特牌汽车，只使用1880名工人。克莱斯勒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温·巴斯曼描述了在一个已经饱和的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巨大困难：“大家都希望将过剩的生产能力出口，但是大部分非洲国家对这类进口严加限制，因为这些国家希望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这不意味着新的生产能力过大吗？”

对巴斯曼的问题最好的回答是，如果没有买主，那么每18个小时生产一辆汽车又有什么用?1975年，一个美国中等家庭购买一辆中等价格的汽车需要工作18周；1995年购买一辆新车需要花掉28周的收入。1975年平均消费贷款期限为36个月，20年后平均期限已经增加到54个月。这种现状，对汽车业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

苦笑，还是欣慰的笑？很难读懂这位企业家的表情  

全球性的产能过剩

过剩的不只是汽车，也不只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导产品—纺织品，甚至包括钢铁、合成材料及电视机等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产品。

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时的确有很多捷径可走。英国用了近160年才走过经济起飞及技术成熟阶段，步人大众高消费。东南亚国家则以前人四五倍的速度缩短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当然，问题也就接踵而至。

1997年6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上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生产能力过剩在亚洲虎经济中蔓延》。文章援引新加坡克罗斯比证券公司的一位分析师的观点：“在下一次经济复苏中，你不可能见到我们过去所见到的10％的增长率，不过这种情况本身不一定是件坏事。”设在蒙特利尔的《中国分析》月刊的观点更为悲观：“在这条路的某个地方，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通货紧缩。”甚至许多比较乐观的经济学家也承认，由于亚洲一味不计后果地投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经济学家们进而预测，即将到来的复苏很可能受到阻碍。’事实是，当经济学家们正热烈地探讨复苏的可能性时，7月，一场金融危机爆发了。当时，据《中国分析》的观察，中国的生产能力只有60％被利用，韩国低于70％，台湾地区达到72％。当大量闲置设备和人工求告无门时，为了生存，他们会不计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货币贬值是顺理成章的事。

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全球策略主管巴顿-比格斯谈到全球过剩时引用了弗罗斯特的一首小诗《烈火与寒冰》，这首诗开头的两句是：“一些人说世界将陷于火海，一些人说世界将陷于寒冰。”比格斯认为，大多数人认为烈火（通货膨胀）破坏市场，但是正如诗人所说，寒冷的威力同样巨大，足以造成损害。寒冷是失去定价能力，是价格会像上升一样下降的世界，寒冷使利润减少。寒冷是生产能力过剩，寒冷别出新裁地破坏价格。

这里有个著名的例子。过去美国医生有雇佣女秘书的习惯，每次看完病他们都不自己写病历，而是口述给秘书，由秘书打印出来。随着人工成本增加，高度专业化的美国社会出现秘书公司，医生们只要对着麦克风口述，病历就可以通过公司的记录员打印出并传回到医生那里。专业化秘书公司为医生们节省费用，但还不够，最近，许多这类公司干脆把公司设在印度，由那里的懂英语的廉价劳动力专司记录之职。

如果不是通讯价格低廉，这样的变化很难设想。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经济界的热门话题，全球化也得益于高效率的通讯，人们既然能把成亿的资金几秒钟内从南半球划到北半球，自然也可以低成本地把语言转成文字，再从印度传回美国。印度人因此得到工作，而美国人却不幸失去工作。全球化把不同背景的人放在同一层面上配置资源，长远看有利于发展，短期却使许多既得利益者岌岌可危。问题是，在这场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胜利者每增加一个，失败者就会增加更多。

“产能过剩（overcapacity）”和“通货紧缩（deflaction）”现在越来越挤进权威经济学界的话语中心．这两个三四十年代的热门词汇使人联想到的是大萧条。从大繁荣向大萧条的转化至今仍令经济学家百思不解。

对生产能力过剩的普遍解释是：在成本价格方面的激烈竞争导致公司采取措施—降低人工成本，使生产现代化，为进入市场而牺牲一些就业机会。这些措施既削弱了全球消费基础，又造成过量的产出。就在老牌公司在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下惨淡经营时，新的竞争者又进入市场。以半导体和汽车为例，在可预见的将来，观察家们列出了三个梯队：先是韩国，再是中国，随后是印度。

类似的情况曾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类似的通货紧缩持续了好几年，尽管有周期性的银行业危机和严重的衰退发生，经济仍在增长，直到1929年，供求之间的失衡才使世界经济体系崩溃。

30年代的大萧条始于1929年纽约股市的暴跌。今天，工业系统通货紧缩的压力更会不可避免地与金融系统相互影响。当投资者发现企业利润的迅速增长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时，他们就会抛售股票，将价格下压，一场灾难又将重演。类似的故事已发生在东南亚，西方人曾担心危机会波及全球，但事实证明这种产能过剩还只限于东南亚地区，西方因其产业的成功转型而幸免。

甚至计算机业也面临着过剩。尽管行业一片兴隆，许多公司却无利可图。希捷的总经理斯蒂芬·卢措说：“的确有点儿不对头。我的感觉是，速度在放慢，但是我们的所有大客户都说，需求巨大。肯定有人没说实话。”该公司将关闭设在爱尔兰的一家分厂，同时推迟另一家工厂的扩建。

卢措属于笑口常开的高技术社会中情绪低落者之一。1998年，华尔街的分析人员仍预测计算机业将有两位数的增长：但事情正在向某种方向变化，计算机部件已经供过于求，与此同时，生产商们正在为降价做着比以往更加艰苦的努力。

至少软件业还没有供过于求。当然，这种供求关系是很难用传统经济学的观念探讨的。摆脱现时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提高消费者的总体收入。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过去总说，不可能允许经济增长速度超过2％～2.5％，而无通胀之虞。他告诫说，如果失业率降至5％~6％以下，在劳动力紧缺的市场上工人的实际工资将会增长，从而造成通胀压力。现在他要允许这两种情况发生，理由是价格还在下跌。

历史证明，技术变革永远会以其“创造性毁灭飓风”摧毁许多旧岗位，同时创造新岗位，而变革最激烈的时期往往是最收不抵支的时候。穷人们回到财富的中心地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各地开区已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娄林伟摄）  

新规则创造新价值

当传统的产业经济日显衰败时，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的两大动向，一是“强强联合”，组成更庞大的公司，营造垄断地位；另一是“延伸触角”，瓜分最后的市场，尽可能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但是，日益庞大的公司本身也产生诸多管理麻烦，延伸触角也遭到发展中国家本国企业的顽强抵抗。体积膨胀与向外扩张，实际上是工业文明孕育的超级动物的最后一拼。

还有一种更本质的变化—技术革命，尽管跨国公司凭借雄厚资本，开始大规模投入技术创新。但是，它们在未来的技术竞争中不一定能稳操胜券，以资本论英雄的时代毕竟正在没落，靠智力决胜千里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比尔·盖茨的神话成为现实的今天，白手起家的人物风起云涌，明天的财富将重新分配。

如果硬性地把信息时代具象到现实的一个国家，那可能是印度。那里正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软件生产基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HCL公司，1976年成立的一个制造可编程计算器的小厂，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5.5亿美元资产的大软件公司。《时代》周刊记者在采访公司总裁什夫·纳达时注意到，他那间大办公室的窗子都用百叶窗关闭起来。记者写道：“对于51岁的纳达来说，就在HCL外面的那个世界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纳达只能用百叶窗把政府的那些粗暴的规章制度，以及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印度经济关在公司之外，让大家不去分心。所以，HCL一直是雇员们的一个知识‘净地’—一个他们可以舒适地想象那些无限可能性而不必去受窗外那不协调的现实的侵扰。”

印度身处低纬度地区，HCL的百叶窗很可能在这里被记者主观臆度。信息化社会的真实图景很可能更像美国。那里，电脑天才们迅速崛起，成为新富中最活跃而且上升最快的一股力量，与此同时，贫富差距随之扩大，但穷人们一个月里只要干上有数的几天，照样可以享受到贫汉的快乐。这里“穷人之海”的意义不再是饥馑荒芜，而是相对单调和不自主。毕竟，金钱的自由是这一社会中最大的自由。

事情也许并不那样糟糕。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中，50％以上的增加值是由信息产业创造的，这表明信息经济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到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65％。

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种趋势也初露端倪，当工业企业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高新技术企业并未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可是服务业创造出广阔空间。前不久，劳动部表彰的“十大再就业明星”，均是在服务行业开拓出一块天地。不知人们是否发现，“电视购物”正在成为一种新型商业方式，它开始分割传统商业的市场份额。从表面上看，几个人在电视上夸夸其谈地促销将部分取代上千人的大型商场，就业空间相对缩小，殊不知支撑“电视购物”这种新型销售方式的背后却是一个庞大的直销网络。在过去，一个人口密集社区有若干大型商场，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一个售货员为成百上千的顾客服务：现在，一个电视台可能剥夺若干大型商场的销售利润，但其上门送货方式却创造了“一对一”的服务，一个送货员一天顶多跑十来家，你说就业空间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呢？

农村劳动力过剩，农民来到城里，可城里似乎也不需要他们  

尽管我们还看不清信息社会新规则的轮廓，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原有的规则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许多事物都有待于重新认识。当我们把“服务”这一概念从单纯的服务行业扩展，我们会发现赢利方式也在变化。1997年，中国新增2200万电话用户，如果全国不均的装机费按3500元计算，那么中国电信有一个770亿元的市场，但这是一次性利润。如果电信业将着眼点放在话费上，每户每月按50元计算，一年就是130亿元的服务收入。中国目前拥有电话用户8360万户，一年的话费收入约500亿元，且不论两种赢利方式的销售收入已基本接近，更关键的是后一种赢利方式产生的是“长流水式的利润”。

中国的无线寻呼方式的赢利规则已发生本质变化，无线寻呼用户目前已达3501万户，每年的服务费收入高达100亿元。与此同时，我们清晰可见过去赢利规则的变化，起初一台寻呼机卖价高达2000元，然后逐年降价，现在一些寻呼公司已经把寻呼机白送给用户，而着眼于服务利润。

在传统产业中非常注重“技术含量”的价值，一项高新技术产品往往以“天价”问世，然后价格逐渐下跌，这种创造利润的方式是一种成本累加计算而出的。但在今天，这一规则变了。当国际联合电脑公司于1993年推出一套财务软件时，销售100万套后的利润竟为零。东芝公司在1995年承认，他们推出的数字化影碟机无法赚回所投入的资金。

这真是一个坏消息，高技术产品只能卖小钱。但结果又是一个好消息，所有高技术公司的收入却在激增。国际联合电脑公司在销售100万套财务软件却没赚钱后，其升级软件却大发其财。东芝在DVD方面的投入是靠相关产品利润弥补的。新技术的冲击将传统产业奉为金科玉律的商业法则分化瓦解。

石油产量上升带来石油价格的下跌  

在传统的产业经济，开发或推出一个新产品是要精心策划的，但现在显得不那么重要，新产品可以大量白送，利润则来自于后续服务。过去，特别产品与大众产品之间有明显划分，现在廉价的电子表与昂贵的高级手表走时一样准，便携式激光唱机与高级音响的声音一样动听。

美国《商业周刊》指出，在一种纯技术的价格越来越微不足道的环境中，需要重新界定经济价值观，几乎所有的硬件产品不再具有现在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将在于同顾客建立起长期关系，这意味着必须把某种产品的第一代白白送给顾客。

这一趋势在传统产业与传统产品中是无法发生的，把钢铁或汽车白送给顾客，那么利润来自何处？然而，“英特尔”与“微软”凭借一套关键的标准，就获得可观收入。这就是“剃须刀理论”—先免费赠送剃须刀，以便出售更多的刀片。

传统的产业经济理论把利润创造方式定位于“优质优价”。而今天成功的战略家是首先降低价格，然后坐等生意兴隆，“低价优质”成为一种新规则。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回归，中国更为古老的商业法则是“价廉物美”。

在商业法则悄然变化的今天，社会法则也在随之变化。大机器与大资本的时代，把人变成经济机器的一部分，人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变得越来越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在知识经济降临之际，人的地位日渐突出，机器与资本的力量已在弱化。

在全球性购并风潮中有一个明显现象；英国通讯公司耗资165亿美元买下美国的MCI，主要为了收编美国长途通讯行业的精英。德国公司购买美国的生化公司时，主要目的是吸收其研究成果。许多欧洲公司在购并时，主要看中美国公司在竞争与管理方面的经验。

“国际分工理论”在100多年前就已问世，但资源的配置是按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划分的。但今后的国际分工却要按智力结构而划分，哪个国家的教育程度高，人的智力发达，财富就会向那个区域的那些人手里集中。春兰集团总裁陶建幸这样说：我们正处于大集团与小巨人并存的时代。

企业帝国：“泰坦尼克号”开足马力

1996年，波音公司以133亿美元买下麦道公司，完成全球飞机制造业“两大巨人的握手”，此消息曾一度为世界头号新闻。迫于压力，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唯有重组，由欧洲四国的飞机制造业联合体改为股份公司，原来四国合作伙伴变成一个独立的企业。全球飞机制造业如此大动干戈地重组，动机非常赤裸裸，“波音”与“麦道”合并为了占有更大市场份额，“空中客车”改组为了抵御美国“大块头”。石油产量上升带来石油价格的下跌封面故事

不到两年时间，经济界便出现一个新概念—“波音综合症”。大公司合并的目的是增加营业额，降低生产成本。企业的领导人认为，合并就意味着企业优势的增加，但他们没想到合并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管理问题和个人私欲问题。由于缺乏一个权威性的规章，企业领导层之间整天所想的是如何对抗而不是如何合作。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就遇到了这些困难，因而公司也出现了历史上最惨重的亏损：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萨姆·海斯指出：把两只各重500磅的大猩猩放在一起合成一只重1000磅的大猩猩，不一定就能造出一只更强壮的野兽来。对大型化的狂热崇拜不一定会给公司或它们的客户带来特别的益处。

全球经营化并不能确保公司自然就有竞争优势。90年代初，百事可乐公司制订了一个将其收入增加两倍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从1990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50亿美元。为实现这一目标，百事可乐公司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这种全球扩张并没有转变为增长和赢利。到1997年，百事可乐公司已经从一些主要市场上撤出，摆在面前的是的IO亿美元的亏损。

在购并风潮中，人们也看到许多曾辉煌一时的大公司的残骸。在早些时候的一次购并潮中组成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逐渐分解，最终被1997年的一次收购而从公司名录中抹去。汉森公司等80年代才组建的大型公司也遭受解体的厄运。

企业规模正在成为大公司追求的目标，但大型综合性公司面临着与更大规模的综合性公司进行竞争的困境；无休止的大型化不断使原来的大型公司遭受解体的厄运。

自1980年以来，竞争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它逐渐使产业界和各国经济变得不大稳定。在这个“超强竞争”的新时代，寡头垄断和老牌巨头摇摇欲坠。超强竞争的特点是竞争不断升级，其表现形式为：产品迅速更新换代；设计和产品生命周期变短；以价格为基础的竞争十分激烈。

对传统经济更具挑战性的是，技术的迅速变革和信息革命已使进入市场变得更为容易。技术的融合正迫使电信、家用电器、软件、计算机和娱乐业的公司进入彼此的市场。令花旗银行这样的银行业巨头恼怒的是，信息处理技术使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和世界最大的电话公司更容易进入诸如信用卡之类的金融服务业领域。

于是，大企业的合并价值越来越庞大，速度越来越快。其推动力是节省费用的提高效率。但是，在达到预期效果的足够规模后，费用不再是推动力。而且，规模经营的益处决不会自动实现。当生产和经营活动日益集中时，必须确保协调没有磨擦。如果把经营活动与目标市场隔离开来，就会出现对市场需要反应迟钝的危险，除非各种活动得到完美的协调。除非大公司能够在其经营活动集中的地点创造一流水平，否则各个依赖于“中心”的分支机构将一损俱损，最终在国际上搞得一团糟，无法取得全球竞争优势。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罗莎贝丝·莫斯·坎特说：“市场正如同表演，是一种看似真实的戏剧化示意。”花旗银行与旅行者公司的结合将促使其他公司加速合并，因为竞争对手试图弥补规模相对较小。仿效他人的交易通常都是一场灾难，哪怕被仿效的原型曾获得成功。

坎特女士曾在80年代对一些试图创建大型金融超级市场的不成功事例进行过调查。她说：“我认为桑迪·韦尔与他在花旗银行的同行是才能出众的人，但如果他们不是研究人性和组织的天才，那么他们的合并就是一个神话、一种幻想。”

在华尔街，大多数管理决策者和顾问们认为，大型合并往往会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默瑟管理咨询公司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每三例合并中就有两例失败。该公司副董事长詹姆斯-奎拉指出：“这些金额巨大的交易是根据一种想法进行的，在它们同意把这种想法付诸行动时往往没有详细的计划。仅仅有一个宏伟的想法是不够的，大公司们对合并的期望值往往是无法达到的虚幻的增效。”

《华尔街日报》说，商业银行眼看银行管理人员和股东的投资收益逐渐减少，几年来一直寻求扩大它们的规模来减少经常费用，希望规模带来效率。

曾经在中国家庭热极一时的“大件”，现在也急剧降温（史利摄）

生产流水线的岗位最终将被机器所替代，直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过剩（娄林伟摄）

这也许是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候。许多合并往往是匆匆忙忙进行的，而且往往是考虑不周的。它们预期的收益往往难以实现。这可能会给投资者乐观的看法蒙上阴影，从而导致市场崩溃。哈佛大学的F-M·谢勒教授在花旗银行与旅行者公司的合并中，发现了这种没有出路的自鸣得意的情绪。他说：“重力法则并未被废除。这正是他们在20年代的想法。他们最终不无痛苦地放弃了这一想法。”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世人指责亚洲国家对企业规模的扩大听之任之，以至于达到了无法管理的程度。这种现象在西方同样存在。当然，大老板们从中得到了好处，企业领导人员的报酬是按照经营额的比例提取的。然而，一旦这些庞然大物倒下之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将受到影响。

世界经济似乎遇到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当我们迎来“过剩时代”，“超强竞争”伴随而出，于是大公司们试图通过扩大规模以降低成本，但规模效益是有极限的，因此“超级寡头”间的合并变成一场纯粹建立王国的竞争。当一个行业只剩下几个“企业帝国”时，两种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自然出现：一种是“帝国之战”，任何一个的淘汰出局都可能引起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震荡；另一种是“帝国的妥协”，竞争法则的失效，垄断导致停滞。由此，我们是否能够追问：资本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竞争和效率原则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

坎特女士认为，一些行业可能比其他行业更适合搞全球性经营，例如，电信公司或软件公司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它们的网络而受益。

牛津大学商学院的约翰·凯说，不是因为大公司走向了成功，而是因为成功的公司规模变大。微软公司不久很可能取代通用电气公司成为世界最大的公司，至少按股票市场价值衡量是这样。

在传统的产业经济中追求公司大型化的浪潮迟早将走向它的对立面。产业巨头的“强强合并”，很像首次航行的‘泰坦尼克号’一样，开足了马力，正朝着冰山撞去，早晚会沉没。

北京八里庄的一个小区，保安人员告诉记者，他在这里已经“守了两年的空房”（史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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