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追踪：环境公报的理想与现实

（文 / 刘君梅）

环境公报让我们“知道了”，然后又能怎样？

如今，上海人在购置商品房时还要参照这样一份资料—《空气质量周报》。“周报”连续几次显示，上海市中心的空气质量状况比郊区差，这一信息使上海市中心居高不下的商品房房价有所跌落。

据国家环保局有关人士介绍，“城市空气质量周报”已于1997年6月5日起在我国的上海、天津、大连、厦门、重庆、武汉、合肥等20个城市发布。主要媒体向公众提供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污染指数”、“空气质量”级别等信息。这些“专业数据”在被披露出来之后引起的广泛关注其实是在预料之中的—1997年盖洛普公司在中国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里，98％的人认为“应当采取更多的措施改善其居住地的空气质量和水质”。污染是城市“头上的虱子”，环境公报的作用，仅仅是把它放大？

环境周报让上海市民获悉，在1997年，该市空气环境质量有升有降：总悬浮颗粒物平均浓度、城区降尘平均浓度均较上年有所下降，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平均浓度却比上一年上升了15.3％和18％。市民同时被告知：该市二氧化硫污染在连续4年下降后首次出现反弹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近几年燃煤量逐年增加。1997年全市燃煤量已经超过4000万吨，比1990年增长了60％。另外，由于缺乏严格限制措施，不少高硫煤进入上海煤炭市场，也是导致上海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增高的原因之一”。环境公报让上海市民看清了自己的处境，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清醒之后又只能是一种无奈。对市民来说，改善环境的主体是政府，而个人能够做的就只有“等待”。上海环保局沈永林处长说，上海正在探索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改善空气质量（比如从东海油气田引天然气供应上海）。在上海推行无铅汽油之后，市民得到这样的信息：使大气中的铅含量下降，却需要相当的一段时间—据测算，仅1989年至1997年排入大气中的铅就达900余吨。铅的大的颗粒与灰尘一起降到地面，又因“二次扬尘”被带人大气，而铅的小颗粒在大气中的运动也很难停止……

北京市民对“有望公布”的空气质量周报的态度更复杂。

居住在长安街西端鲁谷小区的刘玲玲女士已“身怀六甲”，在采访时，她既忧虑又无可奈何地说：“我们这个小区住的是新华社的职工和家属，我们早就知道‘北京是世界上燃煤最多的首都’。还不仅如此，去年11月，国家环保局对全国大城市的空气状况进行监测，北京、重庆、广州是污染最严重、最密集的3个城市，重庆是‘煤烟型’、广州是‘汽车尾气型’、北京则是‘最中之最’—‘煤烟＋汽车尾气’。另外我们离首钢很近，所以对这个大污染源有清醒认识，它位于长安街西头，冬季处在北京城的上风向上。北京在被列入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之后，外国驻京的一些使领馆人员为此拿了环保费。政府以环境公报的形式把我们的恶劣生存环境公之于众是开明之举，但这不等于万事大吉，如果没有有力措施，‘头上的虱子’只会越生越多而不会自生自火。”

环境预报学学“天气预报”如何？

北京水利科学院宿舍与北京市环保局为邻，家住那里的陈光先生对即将在北京公布的环境公报有颇具建设性的看法：

“很多国家都已实施包括空气质量在内的环境监测。监测结果不是让大家看看算了，而是有法律—法国制定了《空气和合理使用能源法》公众可以从中看到很明确的奖惩条例。比如，对电动汽车和以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为动力的汽车实行免税。对交替使用高级汽油和液化石油气的汽车实行免税1/4的待遇。当工业、商业、农业及服务业的企业的业务活动对大气构成污染时，将对当事人处以6个月的监禁和5万法郎的罚款。”陈先生指着大院门口那条街上立着的噪音监测仪器说：“这个东西立了10年了，上面的‘分贝’数字和我们有何关系？空气质量周报、日报或预报什么的会不会也这样？能不能更具象？比如当空气污染程度将超过临界点时城市主要街道上是不是会有‘空气污染警报器’鸣响？主要公共场所的电子显示屏上是不是会有政府的‘告市民书’告知儿童和老弱病残疾人士不宜出街？街上是不是有环保志愿者老向行人派发口罩？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应守在热线电话前—当然不是一部电话前—倾听举报、解答疑问？市领导是不是应该带领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办公？市民是不是能因此拿到政府发放的补偿性的津贴？那些不得不在室外工作的从业人员是不是还能拿到行业补贴？……

在采访过程中，有人针对“北京日常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达到100微克／立方米”、“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是268，是大连的5倍”这样的专业说法提出了建议：

环境公报是否可以放下“专业架式”，学学“天气预报”？

尽管气象学也有许多深奥的术语，但那些看起来像“邻家小伙儿（姑娘）”的天气预报员总能想办法让我们听明白。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天气预报之所以在人们的口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因为它在提供信息之外还提供具有可行性、建设性的行动方案。“寒流”即将到来的时候天气预报除了提醒我们“请珍重加衣”，还让70年代的北京人意识到该给冬储大白菜“盖棉被”，而90年代的北京人就要往汽车里加防冻液。两年前天气预报中增加“降水概率”，大众一时摸不着头脑。很快，大家都明白了，当降水概率是“80％”的时候最好带上一把伞。城市上空的大雾正是环境污染带来的恶果，天气预报却“力所能及”地降低它的危害，比如提醒司机最好别上高速公路，避免严重追尾……

正因为天气预报的“可操作性”，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成为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的“节目”。英国人也喜欢天气预报，目前，BBC每周又增加3个时段的“天气报道”，民间两家新成立的有线电视台更是推出全天候的气象报道“服务观众”。气象播报员因而成了“公众偶像”，资深的气象播报员麦克·费希的婚外情竟成为各大报的头条新闻。

天气预报是好的，像天女散花一样漂亮的天气预报就更好了，它说明我们的生活更加精致。但精致的生活IFS定不是说天女往下散那么多的灰尘，天女很干净，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更干净。 空气污染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