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中国：以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与别人

（文 / 罗峪平）

罗：人类似乎生来知道，在进步和文明的途中没有退路。但是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保证人类在发展中的安全，他们不得不摸索一种保持秩序的方法。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才产生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这样的概念吧。新世纪来临的时候，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领域。作为一个研究国际关系史的专家，你认为其中哪些趋向最值得注意？

章：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世界“多极化”。其实早在70年代初，国际舞台上一些最敏感的国际政治家就意识到，世界将进入一个“多极”时代。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一极多强？的格局，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多极化”并不是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本世纪上半叶，国际社会就有过一次“多极化”的经历，群雄并起，互相争夺。那是个混乱与冲突的时代，其标志是两场世界大战和一次全球经济大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强建立起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意在维持彼此间的均势，避免新一轮的战争；但这个几经周折才建立起来的多极结构并不稳定，仅过了10年就被德、意、日的崛起所打破，世界陷入一场更加惨烈的战祸之中。那次“多极化”的结果是形成了美苏对峙的“两极”。这个“两极”世界倒是相对稳定，维持了40多年，直到苏联解体才算完结。从历史经验出发，我想，今后的“多极化”将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最终结果带有不确定性，世界最后是否进人稳定的多极时代，哪些国家能够占有“一极”之地，都有待观察。

1978-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4-1986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

1986-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中外关系第一研究室主任。

1995年6月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主任。

罗：说到底，世界多极化给人类带来的是新的混乱和冲突，还是和平中的发展呢？

章：现在有不少悲观的预测。不过我认为，人们有理由抱比较乐观的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控制和制止战争。本世纪国际关系出现过三次大变动。前两次变动是以世界大战这种最激烈的方式完成的，这说明人类当时还不能控制战争这个由人类自己制造的怪物。但是，到本世纪下半叶，情况就有了很大不同，核武器的出现和不断加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得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冷战时代尽管危机频繁，局部战争不断，但毕竟没有爆发全球规模的“热战”，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互相对峙的两大集团，尽管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都把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作为外交方面的首要任务。冷战后出现的第三次国际关系大变动或者说“多极化”进程的启动，基本是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的。这对于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不能低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它很可能以和平的方式继续下去。当然，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人类总会不断遇到考验。

我们可以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还有另一原因，就是这次“多极化”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与本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多极化”，其目的是划分势力范围，分割国际市场很不一样。“国际新秩序”是旧的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一个很时髦的话题，然而，在塑造新的国际结构时，发挥主要作用的始终是一个古老的原则，即“实力”原则。迄今为止，任何一次“新秩序”的实质都是根据国家问或国家集团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来进行权力再分配。在展望未来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正是这个古老的“实力”原则自身的变化。我们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大大提高了。一国实力所包含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经济力量的重要性正在稳步上升。特别要指出的是，估量一国的实力，还必须包括一个十分重要，但经常被人忽视，事实上又很难计算的因素，这就是一国调动国际资源的能力。它不仅是指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是指这个国家与整个国际体系的关系。不难理解，一个在世界上非常孤立的国家，就算它有很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其实力也要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纪之交，我们看到各个大国之间都在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这种“拉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变动的国际结构中给白己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仅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大国同比较小的国家的关系。它使中小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能同大国形成相互掣肘的关系。例如最近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等西方大国原想隔岸观火，但随后不得不伸出救援之手。原因是亚洲的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影响到它们的经济增长。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小国调动国际资源的能力增强了，尽管它是以一种被动的形式出现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主动的形式。我们看到，中小国家不断加强合作，形成了一些区域性联盟，其重要目的就是增强自主性，增强同大国打交道的能力。上述变化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伴随着世界多极化，将会出现国际政治的民主

罗：有些人认为，世界正处在一种非常不安全的状态之中。由于新技术革命和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全新的因素。举例来说，像电脑超人比尔·盖茨和金融奇才乔治·索罗斯，他们拥有的科技能量和金融暴力正在全世界极度膨胀。这种力量造成的独裁和专制可能会超过当年狂人希特勒的梦想。

章：这种议论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它至少超过了我的想象。历史告诉我们，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塑造独裁和专制的力量，还不如说是打破独裁和专制的力量。

人在观察世界的时候往往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强调和重视历史的突变和重大事件，另一种是从历史的连续性出发。利学技术和以跨国利益集团为背景的国际资本在全世界的发展，已经使人们担心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世界中将受到严重的冲击。在担忧的同时，人们认识到必须在一定范围内限制它们。并想出了种种办法。比如许多政治家和科学家呼吁通过法律禁止克隆人的科学试验，美国对微软公司搭配销售网络软件实行经济处罚等等。将来世界的样子，可能是几种看来是反向的潮流并存，既有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全景，也有地区性经济繁荣的风光，是几种不同倾向合力作用的结果。当垄断性大公司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发展，对它的限制就在国家范围内，当它发展的范围扩展到全世界的时候，对它的限制也会扩大，当然这种限制要复杂得多。西方发达国家一贯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但在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西方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过早开放全球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同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完全有利的。

科技和经济力量会改变世界，但是不会一下子将世界搞得面目全非。它们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终究要受到人类的控制。就像人们正在学习控制战争，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终于战胜了希特勒一样。

经济和科技发展是人的一种积极创造力。从理论上说是不应该限制也无法限制的。但当这些东西发展的结果不可预测的时候，实际上的限制就会很自然地发生。人类对这些东西自觉的限制是人类进化的表现，是人类最终有理性，有正常心智的表现。不能低估人类这方面智慧发展的水平。

罗：对发达国家掌握科学技术和经济力量的恐惧，有时会带上民族主义的色彩。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上受压迫的民族，对西方列强保持警惕似乎成了一种民族情结。另外，民族主义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信念。当人们必须依靠民族国家生存的时候，民族主义确实有合理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章：“五十而知天命”，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世纪了，站起来已久的中国人现在应该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和别人了。

世纪之交，中国正处在一个敏感时期，中国可能比较顺利地成为一个强国，也可能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度过这个敏感时期。我承认民族主义是人类的一种情结和情感，它有高尚和圣洁的一面，但民族主义一旦发展为一种普遍情绪，就会陷于非理性。目前的中国，要特别留神，千万不能搞什么“民心可用”，一用保险坏事。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对内对外都属不智，到头来一定会阻碍中国自己的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新兴强国，凡是不能耐心、稳妥地处理与老强国的关系，凡对周边邻国实行民族扩张主义的，无一不从通往强国的道路上跌落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美关系、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通常都被置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

总之，在世纪之交的敏感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要珍惜近代以来历史向我们再次闪现的发展机会。中国需要谦虚谨慎，绝不能因为国力有所增强就头脑发热，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你现在搞民族主义，别人就会认为你搞大国主义。事实上，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我想，培养国民健全的强国心态，这恐怕是中国迈向21世纪时需要进行的一件重要工作吧。 经济军事历史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