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尿？

（文 / 赵牧）

1976年，在墨西哥奥运会75公斤级比赛中，英国运动员C·芬尼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夺得冠军。比赛一结束，两名工作人员便盯上他，要他化验小便，山于体力消耗太大，他一滴尿也尿不出。在他人建议下，他走向水龙头喝了一肚子冷水，半天过去毫无动静，于是又喝了三四品脱（一品脱等于0.56升）啤酒，左等右等还是没有动静。随后，两名盯梢的人又拎着尿容器，跟他去了为他举行庆功会的地方。凌晨二时许，芬尼根突然放声高叫：“谁要尿？”两位奥委会的工作人员立即跟他进厕所……

“谁要尿？”—这是发人深省的千古一问。它生动展示了现代竞技运动的荒谬一面。奇怪的是，人们对兴奋剂的反应多的是愤怒（而且有浓厚的夸张色彩），却少有人注意到那种强烈的荒谬感，并追寻这种荒谬感产生的根源。

兴奋剂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已有30多年，如果说在冷战时期它有明显的国家行为特征，那么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本·约翰逊服药事件表明，冷战结束后，随着竞技运动的职业化、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它的确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个人色彩。如果说，从前服药很多情况下是“让你吃”的话，那么今天“我要吃”的情形就更加普遍了。正因如此，它就更带有哲学意味的“人的问题”。

汉城奥运会后，不少体育记者都学乖了，他们知道在重大纪录产生后要先矜持一段，等药检证明纪录的“清白”后再欢呼不迟，否则就可能自打耳光。就像约翰逊在打破百米世界纪录后，马上被传媒描绘成“天使”，仿佛使整个人类“飞”了起来，但药检结果一出，转眼间又成了面目狰狞的魔鬼。本来这一强烈荒谬景象是冷静反省兴奋剂问题的一个极好契机，遗憾的是，当时整个世界都被“浮夸的愤怒”淹没了。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终于部分实现了古老的梦想，找到了能使自己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力量更强的“灵丹妙药”—兴奋剂。很不幸，它的代价却是损害健康，还会使人变得丑陋不堪和雌雄难辨。更复杂的是，它还与运动员个人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密切相关，这种古老的美好梦想，在物化成现实的手段后，竟导致了道德伦理等许多问题。

判断手段是卑鄙还是高尚，审查动机和目的显然是关键。人们抨击兴奋剂确有过硬的理由，这就是它会严重损害运动员的健康；此外，它还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因为有人不愿以健康为代价换取胜利。这就使得运动纪录显得很虚伪：人们不知哪些成绩是“人的成绩”，哪些是“药物的成绩”。在这个世俗功利的时代，理想已经百孔千疮。今天运动场上的明星，大多丧失了英雄主义的象征价值，很难想象那些一个个都要通过“谁要尿”的荒诞过程的胜利者，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兴奋剂的严重泛滥和普遍的怀疑态度已使竞技场显得非常肮脏。从终极意义上讲，这并非某个运动员或某个国家的难堪，而是整个人类的难堪。

约翰逊事件后，国外有署名文章说：“我们应尽早结束这场出尽洋相的自我鞭挞，约翰逊并非‘加拿大的耻辱’，他只是一个年轻的意志坚强的超级明星，他把我们置于从未有过的处境。”

不可思议的是，这一“非主流”的声音几乎没人理睬。但人们迟早会重新全面审查兴奋剂问题的，其目的并不是要为兴奋剂彻底“平反”翻案，而是要研究，现代竞技运动的自身逻辑就决定了赋予它的崇高使命—诸如传播“奥林匹克精神（理想）”是一种乌托邦；还有就是如何避免老是这样自打耳光……

这确是个很敏感而困难的话题，但孤立地抨击兴奋剂的丑恶危害显然并无意义，假设随着医学水平的提高，兴奋剂对人的健康不再构成危害又会怎样呢？假设有些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目的确实很单纯，不为名利，只是追求自身的体能极限，又该如何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