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煤矿工到电影导演

宽阔的黄河河面上结起了冰，没有结冰的地方还有河水缓缓流动，天是灰蒙蒙的，蜿蜒的看不见尽头的公路上，一辆辆运煤车缓缓开过—这是电影《夜幕将至》的开场画面，也是导演菅浩栋对家乡山西最深刻的印象。

菅浩栋在山西生活了26年，他的出生地山西忻州市河曲县位于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带，黄河正好沿着河曲县与内蒙古、山西的分界线流过，站在河曲的黄河边就可以看到对岸的陕西。这是一个以煤矿为主要产业的县城，菅浩栋从小就想逃离这个人们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方。

然而，《夜幕将至》讲述的是一个30岁的北漂青年返乡的故事。主角梁哲一路换乘大巴、货车、面包车、摩托车4种交通工具回到家乡参加爷爷的葬礼，他在路上遇到了家乡的乡亲、发小、初恋，最终在夜幕即将降临时到达。

2023年，《夜幕将至》在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和桐叶荣誉3项大奖。2024年1月12日，《夜幕将至》在全国公映，票房超过20万元的时候，团队制作了一张票房“战报”。截至2月25日，影片一共取得了超过57万元票房。

在电影市场上，这不是一个耀眼的数据，但对菅浩栋来说，这已经远远超出预期。菅浩栋没有接受过电影学院的专业训练，出身于煤矿世家的他大学学习的是采矿专业。毕业之后他做过一年多的矿工，直到攒下数万元才拍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北上闯荡影视圈。

《夜幕将至》诞生于菅浩栋最为迷茫的30岁，某种程度上也是菅浩栋对自己一个阶段的人生总结。电影上映后，菅浩栋和许多人聊起自己的家乡和曾经对生活的迷茫。对于家乡，他依然有着复杂的感情，那是一个“待在那儿想离开，但是出去了又想回来的地方”。谈及电影事业，他则坚定许多，“只要有口饭吃，有地方住，能拍电影就可以了。”

三十未立

“我知道这个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2020年9月，菅浩栋将加缪《局外人》里的这句话写在了《夜幕将至》剧本的开头。彼时，被新冠疫情困在山西老家的菅浩栋用半年时间写了两三个剧本，却迟迟找不到创投资金，而距离他上一次拍摄长片，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

这也是菅浩栋“北漂”生活的第五年。2015年，菅浩栋怀揣电影梦来到北京，他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地，是位于朝阳区四环和五环之间的十八里店南桥城中村的自建公寓，一个月租金只需600元。没过多久，自建公寓被整顿，不允许居住，菅浩栋从朝阳搬到了通州，后来又搬到了更远的河北燕郊。在北京，菅浩栋从来没有住过超过30平方米的独立的房子。

电影梦没有那么容易实现，5年里，菅浩栋更像是四处找活打杂的“影视民工”，他跟着剧组做过录音师、副导演，参与了十来部电影，但大多数是网络电影。这些工作“根本赚不到钱，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电影《夜幕将至》里有一场戏，梁哲在回乡的大巴上遇到熟识的乡亲，乡亲得知他在北京工作，感叹“在北京能挣个几十万”，梁哲否认后对方又猜测，“挣个十来八万？”这也是菅浩栋难以面对的追问，事实上，在北京赚钱最多的一年，菅浩栋也只赚了5万元，勉强够交房租和吃饭。2018年，影视行业加强规范，监管政策收紧，菅浩栋的工作也受到冲击，能接到的活越来越少。没活干的时候，菅浩栋就在出租屋里写剧本。几年下来，菅浩栋根本没存下什么钱，也没有一部剧本顺利被拍出来。

2019年对于菅浩栋来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菅浩栋年满30岁了。而这一整年里，菅浩栋只接到了一个活，收入1万多元。年末，他搬到了河北燕郊的自建公寓，一个月租金400元。也是在这个时候，菅浩栋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得知爷爷去世了。

菅浩栋回到山西老家，有一天和父亲一起去选墓地时，他突然发现父亲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皱纹也更多了。在爷爷的葬礼上，一向硬气的父亲哭得像个孩子，菅浩栋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脆弱。“父亲没有父亲了。”菅浩栋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但他又无法为家里做些什么。人们常说三十而立，但菅浩栋总觉得自己“一直没有立起来”。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老家处理爷爷的后事时，菅浩栋又收到了北京朋友的消息—他在燕郊租的房子因违规要被清退，在朋友发来的一段视频里，菅浩栋的行李都被扔了出去。那一瞬间，菅浩栋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自己的亲人离开了，自己一直以来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北京抛弃了你，故乡也回不去。事业、亲情、爱情，我好像一无所有，什么都抓不到，什么都在失去。”

一系列的打击让菅浩栋的倾诉欲到达了顶峰，他开始以自己为原型构思新故事，将创作作为发泄情绪的出口。多年的经历、现实的压力和积攒的情绪倾泻而出，只用了15天，他就完成了《夜幕将至》的剧本初稿。

《夜幕将至》里超过一半都是菅浩栋的亲身经历，故事主角梁哲的漫漫返乡路正是菅浩栋每次从北京回到家乡的必经旅途，父亲也像电影里的父亲一样，总是骑着摩托车在邻村的小路上等待菅浩栋。算命的经历、爷爷的葬礼上乐队吹奏的《大得胜》都被菅浩栋放进了电影里，那段行李被扔出出租屋的视频也被他用在了电影中。

在返乡的路上，梁哲还捡到了一只无人愿意收养的流浪狗，他带着流浪狗一起回家，辗转的途中好几次差点把它遗忘在路上，最终还是弄丢了它。菅浩栋觉得自己就像那只狗，漂泊不定，找不到未来。

“过去的3年我们都在挣扎，都在寻找那个活下来的出口或者方向……电影里一无所有的梁哲，不仅带着亲人离去的悲痛辗转，还要迎面灵魂的追问。他就像那只小狗，所有人表面都很喜欢它，但它从未被人收留。”这是菅浩栋在创作手记中对梁哲的总结，也是他自己内心的吐露。

矿井下的“月亮与六便士”

北漂之前，菅浩栋曾在煤矿工作了一年多。这段经历对一个导演来说似乎有些传奇色彩，但对一个山西的县城青年来说再平常不过。

和山西的大多数城市一样，河曲县不缺煤矿，县里有大大小小的露天煤矿和地下煤矿，大多当地人的一生都是在矿井中度过的。菅浩栋的爷爷是煤矿工人，父亲下过矿井，也做过煤矿的保安、灯房工人、皮带工等。在当地人的眼里，进煤矿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份安稳且收入不错的工作，一辈子不用发愁。菅浩栋所在的村里就有一个煤矿，它几乎是村里所有人的经济来源。

菅浩栋也没能绕开这条路。高中时，父亲让他退学去大同市的雁北煤校读中专，这样菅浩栋中专毕业之后就可以被分配进煤矿工作。在父亲看来，既然出生在山西的村子里，就该吃下井挖煤这碗饭。菅浩栋为此和父亲闹了几个月的矛盾，最终拗不过父亲，还是去了。17岁，菅浩栋又以对口升学的方式考入了大同大学采矿专业。

大学毕业后，菅浩栋犹豫许久，最终还是与长冶市的潞安集团签下了劳动合同。菅浩栋并不喜欢这份工作，这某种程度上是他向家人的妥协，但他也暗自定下了目标，将这份工作作为一个过渡，攒下钱之后就去拍电影。

在潞安集团的王庄煤矿，菅浩栋被分到了掘进队，负责开辟巷道，为采煤机器和工人开路。每个月早、中、晚三班倒，分别是早上8点、下午4点和晚上11点开始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10天轮换一个班次。

掘进队做的是重体力活，菅浩栋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机器人，每天下井挖煤、清煤、扛重物，不断接近身体的极限。刚到煤矿时，菅浩栋扛过铁轨的枕木，前三个月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扛，后来一个人就要扛两根，左右肩膀各扛一根。每天回到宿舍，菅浩栋的肩膀上都是血印。

王庄煤矿在453米深的地下，割煤机的作业不停扬起巨大的煤尘，人和人相隔一米远就难以看清对方的模样。菅浩栋的脸每天都是黑糊糊的一片，在井下吃饭时必须吃得快，只有这样才能少吃进去一些煤灰。有时候走在几千米的巷道里，菅浩栋觉得自己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几乎是闭着眼睛走完的。

“如果一辈子在这，那就完了。”从进入煤矿的第一天开始，菅浩栋就开始了倒计时，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他觉得自己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被困在监狱的主角安迪一样，只不过自己是被困在煤矿。“每天下了矿井就想着什么时候下班，下了班想着这个月什么时候结束，一个月结束又想着这一年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可即使抱着这样的想法，菅浩栋每个月的出勤天数还是达到了23天，是当时煤矿里出勤率较高的年轻人。

那段时间里唯一让菅浩栋感到慰藉的就是拍电影的希望，那时他已经开始构思纪录长片《光盲》的剧本。有时被临时调去清扫巷道等强度没那么大的工作，或者掘进机突然出现故障需要维修，他便会趁机休息一会儿，躺在一条没人的巷道里，关掉头顶的矿灯，在一片漆黑中琢磨自己的剧本，“就好像即使在500米深的井底，你也可以通过想象力去接近那个遥远的电影梦。”

每个月仅有的六七天的休息时间，菅浩栋几乎全部献给了电影。他有时一个人窝在宿舍里写剧本，有时去网吧看电影，有时去找拍电影的朋友。从王庄煤矿到市中心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菅浩栋去市里的次数不多，其中一次就是为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由摇滚歌手崔健编剧和导演的《蓝色骨头》。

就这样，菅浩栋在煤矿里坚持了15个月，前3个月的实习期每月收入3000元，转正后每月6000元，每个季度有奖金，最终他攒下了5万多元。菅浩栋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离开煤矿的前一天晚上，他兴奋得一整晚没睡着。2015年元旦，天刚刚亮的时候，菅浩栋拉着行李走出了煤矿，像走出了监狱的铁门一样如释重负。那一刻他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爬出监狱的下水管道后在雨中张开双臂的场景，“终于重见天日了。”

电影的赌注

菅浩栋对电影产生兴趣完全出于偶然。大一时，学校学生会在大礼堂为新生组织了一场电影放映活动，放的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是菅浩栋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电影，不论是电影讲述的故事还是大银幕前的氛围都给菅浩栋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觉得电影就像是一个造梦的机器，可以实现小人物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