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中国产业重组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罗峪平)
王小强:河北人,出生于重庆市。
1984年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1989年赴美国学习。
1991年-199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和政治系博士学位。
现任香港粤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问。
罗: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未来世纪的显著特点。对此,你的语言似更独特,你说:它是一场以少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如此提出问题,你是在暗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发展中面临某种困境吗?
王: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个很时髦的话题。但这种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天下大同,反而颇有些天下大不同。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在和平环境里,全球经济一体化突飞猛进。观察迄今发生的所有事实,会发现以下特征:
第一,8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跨国投资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些国家的经济确实在非常快速地一体化,其结果是在汽车等国际化强度较高的产业中形成难分你我的局面。
第二,发达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性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结果是西方国家失业增加,贸易赤字,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性制造业大发展01993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例超过20%,发达国家所占份额,则从1973年的72%下降到1993年的64%0
第三,发达国家经济向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特别是对21世纪具有关键意义的信息技术产业和密集应用信息技术成果的服务性产业,如电讯、媒体、商业、金融等。
第四,无论是产业转移还是升级,展开的是少数发达国家大企业向全球的扩张。今天,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大企业生存的一般形式。其扩张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进行。1996年是跨国兼并持续增长的第八个年头。全世界跨国兼并发生5500多起,金额2630亿美元(1995年2370亿美元)。因为与港台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大陆一次性的转移不同,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投资,往往是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分工的结果,所以带有明显的海外扩张性质。
我们应该承认,这番以少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为亚洲和中国的崛起带来机会。但同时更应该看到,当这个过程展开到一定程度,西方就从90年代初的萧条中复苏了。1995年伊始,西欧各国的失业率一降再降。其中经济扩张最积极的英国,失业率一直是最低的。1997年,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失业率降至4.8%,为25年来最低水平。
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把全世界的经济自由化大合唱推向高潮,其中,特别令人荡气回肠的一个高音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运动。随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各种专门制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反倾销”案例此起彼伏。另一方面,西方优势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是所谓“信息技术”产业,则坚决彻底改革开放。1997年2月15日,69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达成全球性协议,2000年前后全面开放电讯市场。
经济自由化,解除行政管制,一定促进自由竞争080年代以来,20多个国家出售国营电讯企业的股权,金额达1400亿美元。1996年一年220亿美元,其中94亿是外商投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仅拍卖“大哥大”营业许可证,就收人101亿美元。真的是开放带来竞争,竞争引出百花齐放。
百花丛中,真正触目惊心的是少数大企业在国内外的兼并浪潮。大西洋贝尔(Bell Atlantic)与奈恩克斯(Nynex)的合并,时代华纳(Tirne Warner)与美国网络集团(US Network Croup)一道兼并特纳广播公司(Tuner),以及波音兼并麦道,都成了人们熟知的故事。风起云涌的企业兼并和快马加鞭的产业集中,远远超出了原有的法律设计。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各国政府纷纷修改有关法律和市批程序。
世界贸易组织也跳起了“快三步”:第一步,1996年12月通过协议,2000年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全免。第二步,1997年2月通过协议,2000年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第三步,准备在1997年年底通过协议,全面开放金融市场。
1996年,7个发达国家和32个发展中国家的科技部长在南非开会,提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全球信息社会正在加速形成。令人忧虑的是,在这个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的产业空间里,几乎所有高科技设备,从硬件到软件,统统由少数发达国家提供。全球信息社会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成了简单明了、干干脆脆的“有们”和“没有们”。没有人愿意当“没有们”,问题是能干什么呢?英国科技部长泰勒代表“有们”指明了方向:第一、提供健康的投资环境。第二、建立稳定的管理体制,鼓励新企业进人。第三、对信息流动持欢迎的态度。在会上,有些发展中国家想在概念上把信息技术与美国意识形态区分开来。泰勒绅士的礼貌答复是:离开上述3条,将被隔绝于全球信息社会之外。
所以我说,面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面对全球信息社会的形成,我们面前的挑战无比严峻: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必须实行信息产品零关税,开放电讯市场,甚至还有接踵而来的金融市场。就算是争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待遇”,照现在69个国家签约的情形,不过是两三年的特殊照顾。
罗:这番描述真是惊心动魄。我想你不仅对问题的严重性有透彻了解,更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作过系统研究。中国总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外吧?
王:发展战略是选择的结果。要回答的,归根到底是王歧山提出过的3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自己有什么?我们准备丢什么?答不上这3个问题,到21世纪中叶,就要再唱国歌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信息社会,我们不积极主动申请、创造条件参加,确实有被隔绝局外的危险。尽管在具体条款和时间表上,我们可以艰苦顽强地谈判,但终归不可避免地要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三五年),开放电讯市场,很大程度上等于同时开放媒体市场,接着开放金融市场、商业市场。我们当然不甘心沦陷成“没有们”中的一员。在和平环境下同样你死我活的经济竞争中,与强大的跨国公司周旋、拼博,在所难免。振兴中国产业的任务,再一次历史地落在国有“大”企业肩上。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改革,成为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关键所在。
对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我们到底是在一般意义上,要企业自负盈亏,还是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要中国战略产业的生存、发展和振兴?值得记忆的是,作为一个受尽屈辱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从原子弹、卫星到大发电机组,大化工基地,几乎都是依靠“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拼搏精神建设起来的。改革开放把企业推向市场,要求企业自负盈亏,但在国内市场国际竞争的今天,少数属于国家战略产业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与一般企业有重要区别。国家不能袖手旁观,自由放任本国战略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市场调节,自生自灭。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百折不挠的企业家精神和顽强求实的拼搏精神,以及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这些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的战略企业是靠国家集中人力、物力,直接组织建设而成。计划体制完成了中国战略产业从无到有的历史使命。走入21世纪,在全世界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中国的战略产业通过产业重组—整合出与我国已有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核心是克服一个“散”字。“散”的结果经常是企业经营范围过窄,规模过小,没有能力参与有跨国公司参加的国内市场中的国际竞争。而这个散字首先直接与部门、地方和企业的既得利益相联系。
分散的局部利益,只有在按国别统计国民收人时,直接汇总成国家的整体数据。在和平环境里,一盘散沙可以富。比如,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餐馆老板都可以带着金镏子回国探亲。但是尽管他们个个富得流油,也不能指望他们自发地团结在一起,开发南海石油。开发南海石油必须有强大的海军,保卫祖国领海。什么是强大的海军?是造船、钢铁、兵器、飞机、发电设备、电子、通讯等一系列战略产业的集合。而这些东西,受“巴统”协议和西方各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我们再有钱,一些外商再想做生意,也买不来。没有一定的工业At础、技术基础和组织能力,即使买来了也玩不转。
综上所述,面对挑战,我们要的是中国战略产业的生存和振兴。我们有的是过于分散的产业和规模过小的企业。我们必须丢的是种种分散和局部的既得利益。
中国有庞大无比的市场和充分供给的廉价而聪明的劳动力。市场是我们的优势,也是跨国公司垂涎三尺的肥肉。廉价劳动力在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下,是我们的,也可以是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所以中国产业振兴主要不能依靠市场和劳动力,而是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建设、经营和管理大型企业的组织能力。大企业从哪里来?经济学教科书骗人说,从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还以中国餐馆为例,它们遍布世界各地,却始终没有产生一家类似麦当劳的大企业。饮食消费方面没有麦当劳、可口可乐、雀巢咖啡等高度集中的产业也罢,要紧的是一些影响国家战略行动能力的产业,如飞机制造、化工、钢铁、电信、媒体等等。当前,全世界的这类战略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集中,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国际化。我国国内市场正在进一步对这些来势汹汹的大企业开放,所以,我国产业过于分散,企业规模过小的状况,必须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根本改变。
中国战略产业的重组和整合,任重而时不我待。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只能是国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重新组合只是21世纪中国产业振兴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建议中央和国务院组建强有力的战略产业振兴委员会,选择若干紧迫需要重组的产业,如电信、媒体、商业和下一步的金融,集中力量攻关,研究制订新形式下不同战略产业生存、发展和振兴的方向、目标和战略战术,在审慎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实施大刀阔斧的重新组合和战略部署。
19-20世纪之交,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打开国门,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现代工业、特别是战略产业的基础。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引进市场机制,创造了中国经济近2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当我们乘风破浪,来到20-21世纪之交的时候,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再一次面临严峻挑战。此时,在经济领域内一件具有基础意义的大事,就是从世纪之交的战略产业重组到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产业振兴。 经济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