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明信片：大片及其他

（文 / 娜斯）

会拍西片的李安  

王朔当年挺“酷”  

《秦颂》中姜文饰演秦始皇  

记得还在大学校园里做学生时，看到姜文演的溥仪，吓了一跳，说哪跑出这么个演员，这么会演戏。尤其是那电影并不怎样，所以更显得难能可贵。过了一阵，又见姜文演秦书田，又把我们吓了一跳，不但跟我们记忆中的溥仪搭不上边，才气也罢了。那时候，中国男演员在银幕上特会演戏的不多，让女人觉得有吸引力的更少，不是特木就是特奶油或者往胸口上贴假胸毛。

后来是《本命年》。要不是有姜文，还真想象不出这片子怎么看。那时改编王朔一窝蜂，可是男主角全不对路。王朔那时挺酷，可是人们还不懂得说“酷”这个词。把王朔称为痞。弄得好象他自己也糊涂了，后来还真俗了。那时的王朔迷苦思冥想谁能演王朔的男主角，想来想去想不出。后来王朔小说改电影终于成功的是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遗憾，到现在我还没能看到。但是各种迹象看起来，不管你怎么看它的意识形态，它似乎拍出了“酷”，而不是“俗”。

后来没有看到姜文最好的东西，我只是断续看过《北京人在纽约》，最近又看到《秦颂》，老实说，不但当年吓一跳的感觉没有了，而且觉得不对路了。“北京人”且不提，因为那是电视剧，《秦颂》让我有点张口结舌。不知这是不是就是那种“与世界接轨的大片”，架子摆得特别大。我不敢妄加横批，并不是姜文的演技坏，不过很替姜文遗憾。当年姜文演溥仪的那电影虽然也不见得怎么好，因为没那么大的企图心，所以那坏处倒也还没那么让人印象深刻，愤愤不平。现在姜文任是怎么聪明，这电影那么“端着”；换了哪个演员恐怕都难—葛优的高渐离，就更离谱了。所以，很高兴看到姜文谈电影的一番话（虽然那题目又显得特耸动，见1997年第20期三联生活周刊）。而且觉得，姜文不能演项羽，未必是件坏事。

我现在有点“怕”看艺术大片。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动作大片坏呢，也未必让人太在乎；小形态一点的电影坏呢，也容易让人容忍。怕的就是大卡斯，大制作，大构想，大企图，然后坏得让你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比如我刚刚看的马丁·西塞科斯（Marlin Scorcese）拍达赖的新片《Kundun》，就几乎是这么一种情形（除了没有大卡斯）。我这里无意谈它的意识形态，我失望的是这个“名导”的“大片”在艺术上如此平庸。它一点没有把西藏独特的东西表现出来，而且平庸得离谱。片子的节奏很忙，摇来摇去的，忙得让人不知所以，可是又讲不出什么东西来。

这里牵扯到的一个问题是，西方艺术家到异国文化去寻找灵感，尤其是拍东方文化，不管多大牌，几乎都不成功。西塞科斯拍西藏的佛教一塌糊涂，贝托鲁齐比西塞科斯应该更有文化感一些，拍的“小活佛”（Little Budda）也是捉襟见肘。这当然涉及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无法一言以蔽之，但简要说来，东西文化权力走向的不平衡，使得西方的文化人对东方的了解一知半解，或神秘化，或浪漫化，或理想化，或野蛮化，总之都缺乏一个踏实做功课的过程。马丁·西塞科斯是纽约成长的艺术家，最熟悉的生活是纽约的街头混混“can·street”，小痞子，拳击手，出租车司机。他是不是就不可以拍别的题材？当然不是。但是以他这样一种文化背景，要拍西藏和佛教的东西，一定做足功课，现在是，哇，这个题材真有意思，然后三下五除二就给它拍出来。贝托鲁齐的东方，不管他搞没搞懂，仍然有一份他情感上的东西在那里，西塞科斯的东西则是彻底的没着边际。

当然，有人会说，你说西方导演拍不了东方题材，是否又是中国人文化上的自命不凡？李安还在好莱坞拍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呢，一个是西方名著，一个是70年代的中产阶级郊区生活，都是他不熟悉的，都在美国被接受，是不是显示了他们比我们宽容？我觉得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话题。第一，李安本身是美国的电影系统教育出来的，在美国已生活了多年；第二，在文化的走向上，本来东方的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殖民”要比反过来多，我们有时可能了解—或推崇西方的经典要比自己的多的多；第三，他是在好莱坞的系统中拍电影，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西方人，在文化背景的把握上还有编剧、摄影、美工、演员等一系列的主创人员在那里把关。西方人拍东方的电影，有哪种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在此倒还不是讨论西方导演拍东方这个话题，其实先不管别人，先说说自己的事。如果我们批评西方导演对我们的文化不做足功课就敢乱玩，我们自己，在一个世纪来的文化动荡下，又敢说对自己的文化就有多少扎实的把握？我们的功课也未必就比人家需要的少。

我说我现在怕看大片，当然不是怕看好的艺术大片。纽约现代艺术馆刚刚举办了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的影展，一部《路德维希二世》（Ludwigll）看得所有人如痴如醉，3个多小时一点不觉。维斯康蒂属于真正的“最后贵族”，他的欧洲，复杂，华美，颓废，正在消逝的文明，谜一样的皇帝，瓦格纳的音乐，庭台楼阁，锦衣贵妇。但是他拍得从容不迫，毫不堆砌。我恰好是看完此片再看西塞科斯的《Kundun》，后者尤显小儿科。

在杂志上看到作家阿城受邀当文学奖的评委，他上来先说，不知道为什么奖只有一名。他说：“科举有所谓状元、榜眼、探花之类，但诗无状元，虽然唐时科举中有诗一项，但状元诗留下几首？诗只有品。艺术只有品。”我衷心拥护这种见解。当然这里说的又是另一个话题了，但我在这里引用是想说，很多人急着拍大片，写巨著，好像就跟爱设奖的人是一种心理，觉得艺术也得有状元。比如诺贝尔就是个搞科学的，搞科学的人爱说“真理”，“对错”，“答案”，可是在艺术中，这些概念其实都是很要命的。所以由一个搞科学的创造出的文学奖，它的意义我一直很怀疑。电影也有电影的奖。国际上的电影奖好像比诺贝尔奖还人文一些，毕竟是搞电影的人自己设的，比如有大奖也有小奖，有老资格奖也有新人奖，同时也不忌讳买进卖出地忙着做交易。这个评奖的意义就比诺贝尔的强些，让大家知道各地方的人都在做什么东西，各种各样的放到一起瞧一瞧，而且评出来的东西，好像也不都非得是规模宏大，解决了什么终极真理了似的。起码我看过的一些电影大师的作品，得了这个奖那个奖的，很多都并不是“大片”。艺术有品，不是拿尺子量大小，拿称论斤两之类。然而不管怎么样，在艺术上不按“品”，而按“榜眼探花”之类的说事，“大片意识”恐怕就不会断绝。在这一点上，奥斯卡是最让人不耐烦的。我现在不但电影爱看小电影，连吃饭都要上小馆子，买衣服拒绝进百货商店，不喜欢听人说大话，看画专看小幅……追根溯源，或者都是奥斯卡的大片给害的，也未可知。

马丁·西塞科斯：美国导演，最出色作品是70年代的《愤怒的公牛》、《出租汽车司机》，写纽约下层小人物生活，震撼美国影坛。近年代表作是《Goodfella》、《Gape Fear》。90年代改编女作家伊迪比华顿写美国早期上流社会的小说《纯真年代》，在题材和风格上作新的尝试，反应不算成功。《Kundun》是其最新作品，正在美国公映。

鲁西诺·维斯康蒂：意大利战后一代名导演，现已去世。他出身意大利欧洲最古老的贵族世家，本人思想左倾。代表作品既有早期写平民生活的新现实主义名作“罗河和他的兄弟们”（1960），也有场面辉煌胡贵族文明的杰出写照“豹”（1967）“路德维希二世”（1972）。 姜文电影秦颂王朔中国电影战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