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娱乐：《甜蜜蜜》：何处是我的家园？

（文 / 卞智洪）

黎明和张曼玉扮演一对从大陆到香港、再到美国的移民，他们如此喜爱邓丽君的《甜蜜蜜》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阿巴斯深沉的、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  

第34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毫无意外地颁给了《甜蜜蜜》，一部可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都市言情片。使它获奖的显然不止是好看、煽情，而是一件文化的事儿—比如它以香港人拍的大陆人故事，捧走台湾人的金马奖，这本身就是颇有意味的话题。

影片描述了一对男女由内地移民到香港、最后到美国的10年间，相遇相爱分分合合的悲喜故事。黎明和张曼玉一开始把内地人演得土里土气（这有点像香港片的惯例），继而纯朴温馨：二人骑着自行车，听着邓丽君“甜蜜蜜”成为片中的经典镜头；等到他们各自在美国发展时，导演和观众又完全忘了他们是内地人，嘴里只有一股“香港人在纽约”的苦涩。因此大陆人的故事，3个地方的事儿，折射的是香港人心态：回归在即，是去是留？

与整部片子始终牵连在一起的是象征乡愁的邓丽君的歌曲，是无法摆脱的移民状态。两人在香港分手的原因是移民的目的使然，像张曼玉对黎明说的，“你不是我来香港的目的，我也不是你来香港的目的”，张为打出一片新天地，黎为把家乡的未婚妻接来过更好的日子。而在美国最终相遇、结合则是他们的移民身份使然：纽约中国城的电视机里报道着邓丽君去世的消息，两个过路人皆因此而驻足，就这样他们又相遇了。“甜蜜蜜”的歌声再度响起，他们将合成一个整体，将免除一大块因生活压力和情感无靠所引起的乡愁，共同去完成他们“来美国的目的”。

在几年前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这种分与合的两面性分别山两个女人承担了，郭燕与王起明因为各自要开拓分了手，阿春与王则出于共同的文化结合在一起。

相比之下，另一部写移民问题的新片，香港女导演罗卓瑶的《浮生》则把矛盾大大尖锐化了。移居澳洲的一家香港人，二姐要立足白人社会，力争全盘西化，甚至要求两个弟弟只能用英语说话，父母由此被逼得另住。但最后却是精神濒临崩溃的二姐来向父母忏悔，而母亲正在烧香拜佛，祷告祖宗保佑女儿—仿佛迷途的二姐必定要用东方孝道和祭祖仪式才能洗涤拯救一样。与二姐歇斯底里的西化相比，导演的“恐西症”似乎更让人受不了。不过也难怪，这部在国外获奖的片子是由澳洲方面投资的，难免会带上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色彩。

移民问题属于一个更大范围的跨文化主题，那是近几年来世界影坛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像台湾导演李安就藉着《推手》和《喜宴》那样的影片声名鹊起。但香港导演陈可辛显然不想使《甜蜜蜜》跨出香港文艺片的范围，矛盾在片中提出，同样在片中解决。黎明或张曼玉不会像《浮生》中住在德国的大姐那样提出古旧文人式的问题：有一次她想教女儿说粤语，女儿不肯她就气哭了，之后跟她的德国丈夫说：“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德国人，哪里是我的家？”《甜蜜蜜》也不会像《推手》那样把东西文化的经典象征搬出来，一边是父亲的太极拳，一边是美国儿媳噼里啪啦打字的双手，矛盾多多，最后父亲竟然在唐人街找到一个教太极拳的职业，得以在美国自立起来。《甜蜜蜜》则讲了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一切要好看，味道要稍甜、稍酸、稍涩，但落口即忘，问题要完全压制住，明星风采要完全露出来……

其实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移民不就是为了离开家园，到一个相对要好的地方去吗？是执著于某种单一的身份认同，追寻一个恒常如一的家，还是先承认这个多重与边缘的自我，建立一个随遇而安的家，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何况，今天的家园原本已是个流动的概念，乡愁变成了山商品和媒体建构出来的飘游之物，在《甜蜜蜜》中代表乡愁的音乐“甜蜜蜜”，并非大陆原产，而是台湾歌手的作品—或许这正是编导最有意的设计。 邓丽君张曼玉香港甜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