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郁：对年轻人而言，现在的成长环境比过去宽松

Yi：YiMagazine

C：曹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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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眼下很热门的Sora（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可以根据用户的文本提示创建最长60秒的逼真视频。一张图片可以带来一段60秒视频，这个事情对于你的老本行是不是也比较有冲击感？

C：Sora的出现真的让我感受到了所谓的“智能”二字。它的强大在于真正像一个专业电影人一样去思考。在刚刚拍完的电影《解密》中，在场景和光线设计上，我曾通过使用其他的AI软件来获取灵感，但往往是惊奇有余，贴切不足，因为它们还不会思考。但Sora已经会了，幸好现在的它还是一个品位中等的视觉创造者，很难说未来会达到什么样的艺术高度。它可预见的自我完善，对于干“行活”的从业者是毁灭性的。如果你的情感储备、艺术造诣达不到一个高度，没有超出规律的一种意外性，就会被Sora取代。乐观地说，也许AI需要很久才能真正像杰出的艺术家一样创作。又或许它是我们最终的伙伴，在互动中相互交流倾诉，共同完成一种独特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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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坏兔子影业想做的是什么？

C：坏兔子想做的是，通过我们的作品达到抚慰和指引心灵的效果。

拿我们主做的影片来说，比如《送我上青云》，它是为了让女性摆脱性欲羞耻的压迫，姚晨也为它贡献了大胆的性爱戏。它也试图让男性观众更好地了解到当下女性性心理的变化，把她们常常很难当面用语言表达的感受传递给他们。《脐带》是对生死的讨论。这也是我们这个年龄开始遇到的问题，肉体的离别和精神永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脐带》很温暖地表达了“人生是孤独的，但值得向前”这样一个命题。坏兔子是一家很小的公司，但我们希望做有价值的作品，做我们自己也会想买票去看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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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与乔思雪这样的青年导演合作拍摄《脐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C：意味着新鲜感和不确定性。青年导演的好处就在于有特别新鲜的创意，她有未经市场考验和敲打的锐气。反面来说有一个大问题，她没有经历过一部电影的生产流程，所以她不知道什么是特别不寻常或者很好的地方，她带来的题材也有可能不会被市场所认可。选择青年导演肯定要考虑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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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选择一个经验比较少的青年导演意味着什么？

C：客观原因上，我们不是一家资金极为雄厚的大公司，所以我们没有考虑那种大投资的制作。从主观原因来说，我们想选择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电影艺术本身的价值，它讨论的是跨越时间的命题，这不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同时，我们希望它还具有人性的广度。《脐带》就是属于这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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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对于现在的青年电影人来说，他们如今的成长路径跟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C：我感觉现在的成长环境比过去要宽松很多。从技术工艺上讲，过去一个青年导演要获得机会更难。我拍《可可西里》的时候是全胶片生产时代，用胶片拍摄，你在现场看不到真正的效果，它的剪辑甚至是用胶片剪辑机来剪，流程也非常复杂，不像现在用数字软件就行。以前的导演必须和技术部门打交道，这些技术是你在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的情况下不可能掌握的，时代造就的技术壁垒让你更难去驾驭现场。而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各个环节的门槛都在降低，不具备任何实操经验的情况下也可以学到一部分，所以过去的青年导演压力其实比现在要大非常多。另外那个时候的渠道很单一，一个导演很难把自己推销出去。现在有了各种电影节，创作者有可能展现他自己的半成品或者比较好的想法，更容易被更多人看到，甚至可以和电影界的顶尖主创合作，这在老电影厂时期是几乎难以想象的。宣发渠道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变化。如今，导演在拍完片子以后可以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但是那个时候除非上报纸、电视，你没有渠道展现自己的作品。所以从技术到获得投资去拍摄再到最后的营销，都比以前容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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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从导演自身的能力、感知力层面讲，你感觉他们跟之前合作的青年导演相比有哪些变化？

C：不太一样的地方恰恰在于那种技术壁垒给青年导演带来的折磨和历练，他就算不懂其他部门的技术，肯定很了解自己部门的技术。以前的年轻人没有机会一上来就拍片，是要从场记等工作做起的，他有剧组生活的经历。但现在的青年导演，不管在中国的电影学院还是在国外的电影学院上学，各个电影学院的相关课程的假定性极强，经历的都是一种模拟的剧组、模拟的环境，做错了也没关系，不用承担后果，拍摄现场真正的压力是学校无法提供的。另一方面，随着拍片成本的降低，有了数字摄影机等设备，他们会组成一个非常微小的小组，几个人拍一个小短片给投资方看，但这不是真正的剧组。大部分人没有见过真正剧组的流程、氛围，以及是怎么拍戏的。成熟的导演会先决定场面调度再决定摄影机，但青年导演拍惯了广告、MV，会让演员配合摄影机—这样的镜头在长片中会很刻意、风格化，不够自然，像行为艺术的感觉。这是合作上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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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青年导演近几年入围国际电影节、电影展的作品以短片为主，少有长片，似乎出现了断层，为什么？

C：总体来说，确实出现了断层。这跟导演受的技术训练有很大关系。短片更多表现导演的艺术锐气，可以用很多形式感的东西来弥补，但长片必须用实打实的表演内容、情节来撑住场面，这些其实是最难的。没有大剧组、长片经验的导演来到剧组后要花很长一段时间适应剧组和现场的复杂情况。而长片就建立在对话、情节和细腻的表演上，年轻人很难发挥。

从探讨的问题的厚度和锐度来看，他们对真正的电影艺术、电影语言的探索还不够，第五代导演是有很深厚的人文基础积淀的。如果只靠几个青年导演重新征战国际电影节，任务太重了，整个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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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坏兔子影业并不排斥其他类型的影片，但在外界看来，它是一家专门做女性影片的公司。这样的标签给坏兔子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对于坏兔子影业来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C：这个标签肯定会带来一定的限制，但也带来了温暖。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没钱了—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资金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难题，从我们以往电影的票房你就能看出来，所以我们也在全力操作更多偏商业化的影视的项目，让公司能正常运转。当资金稍微宽松一点后，我们也会联合更成熟的导演去拍戏，而不仅仅是和青年导演或者处女作导演合作，这样还是太局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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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2023年很多上映的商业电影都是由没有太多拍摄经验的导演拍摄的，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你怎样看待这个事情？

C：这个事情很复杂。一方面这些导演背后往往有非常成熟、资金也很雄厚的制片公司和监制帮助他们，另外一方面，这些电影更偏向题材和表演上的呈现，即会往更容易让观众接受的方向调整。电影对视听艺术和内容的探索是合二为一的，现在新的青年导演在真正的电影感上并没有太大突破，更多是在内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个是跟以前很大的区别。他们切中了以前没被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包括电信诈骗、临终关怀、女性议题，开始触及普通人需要被安慰的部分，电影真正与观众产生关联了。观众要先解决自己生活的问题，当电影帮助观众解决一部分生活上的具体问题时，就会获得一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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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这是否意味着观众对呈现社会的复杂度、反映人性复杂的作品的接受度降低了呢？

C：它跟社会给人的整体压力有关系。目前，大家可能需要马上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安慰的电影。当大家摆脱压力、放松下来后，他就有可能关注一部不是马上给你答案，而是探讨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或者别人为什么是那样的电影。经历了这个过程以后，大家能接受更复杂、也更真实的人性的更多维度的描述。当然，也期待我们的主管部门能够放宽尺度，创作者想拍灰色内容需要主管部门以更宽容的态度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