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54)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吃尽苦中苦的人应有获得幸福的权利

金庸：我这里也插一个题外话。

中国的吉林大学准备向池田先生和我颁授名誉教授的荣衔。我十分感谢他们的盛意厚爱，但因计划以后集中精力时间，写一两部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所以希望能婉却一切对外的活动，以免分心。但我热烈希望池田先生能够接受。

您说过：您愿意与吉林大学发生联系，设法对它作一些贡献，虽不能说就此能够“赎罪”，总之是作为一个日本人的忏悔。我觉得这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径，很是钦佩。巴金先生在病床上如果知道这件事，一定以有这样一位朋友而欢喜。

池田：过奖过奖。我曾与巴金先生谈过三次，也偶而谈及“托尔斯泰之死”的话题。巴金先生曾断言：“我不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想自杀的人。”从他的毫不犹豫的语词中，我想也许太过唐突，但还是请教他，是不是因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在最可怕的苦恼中曾经想到死？”“不，一点儿也没有想起”，他的眼中闪着锐利的目光，“苦难愈多，当时唯一考虑的事是‘坚持下去，奋斗下去，以战斗来活下来’。”当然，在恶梦一样的空前的狂乱中，许多文化人就这样被吞噬了。但也可以看到面对苦恼磨难却具有坚定的铁一般的信念，宛如岩石一样的人挺立着。巴金就是突出的代表。

巴金真挚、勇敢的忏悔

金庸：巴金先生从1979年到1986年，一共写了五集《随想录》，其中颇大的篇幅，是责备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意志不坚、骨气不够坚强，在政治压力之下，写了一些“违背良心”的检讨与批评，不合理的指控自己，也指控了朋友与其他的文艺工作者。这些自我揭露和自我批评，读来真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巴金先生骂自己这种行为可卑可耻，如此直截了当的公开自责，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先例。

池田：在《随想录》的《探索集》中有这样一段话：“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

金庸：当然，文革期间，在当局的压力下，在殴打与酷刑后，在家人受害的威胁下，更加卑屈的话都有不少人曾经写过。但巴金写《随想录》时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纯粹是一个正直善良之人的真诚忏悔。相信与他一生十分佩服法国学者罗骚(译者按：内地译为“卢梭”)有相当关系。

池田：这使我想起罗骚的《忏悔录》。

金庸：我读了《随想录》之后只有更加佩服，自愧不如。——我如果处在同样的环境之下，表现不可能比他好上半点。

池田：适如您所说的，那是一种真挚的、具有勇气的忏悔。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想来看似容易，做起来却难，我接受这种看法：语言真正的意义是“正直的”忏悔。

在这里，巴金先生看准了的是自我的“内恶”、“自我的‘四人帮’”。说是看准“自我的‘四人帮’”并不太适切，而应该说是在“外在的‘四人帮’的淫威下，一时而不得不有所屈服，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了握有邪恶权力者的存在。那种情况不能推到别人的责任上去，而应该先追究那是“自己的问题所致”，这是十分重要的。

T.S.艾略特曾指出：“令我认为世俗的改革家或革命家之所以平庸安逸，无所作为，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那些以为可以自己作主的人们认为：世上的恶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这种情况，因为将恶看作是全部非个性的，除了变革机构之外别无他法。或者说是恶被人具体化了，也就是说常常将恶视为只存在于别的人中间。”有外在的“恶”，同时也有内在的“恶”——若不看到这一点，一切改造世弊的革命，是不能脱离单纯的权力斗争、政权更迭的范围的。

金庸：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在报上撰写社评，还创办了《明报月刊》，揭露“文革”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我们反对江青、反对林彪、反对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反对郭沫若、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作法。我们赞扬和支持彭德怀、邓拓、吴晗、廖沫沙、邓小平、周恩来、李先念、刘伯承、陈毅、巴金、曹禺、傅雷、老舍，支持画家黄胄、黄永玉等等。

池田：早就听说您在《明报》的论说笔锋锐利，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金庸：那决不是我比巴金更大胆、更富于正义感、观点更正确；只因为我是在香港，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到后来中共的极左人士企图暗杀我时，不久周恩来就下令禁止极左人士在香港进行暴力行动了。我们在香港的文化人所以胆敢直言无忌，所以能免受政治迫害之大祸，只是较为幸运而已，决不是比身在内地的同行们更加勇敢、更加正确。应当有这点自知之明。而最后驱除邪恶、走上正道的，毕竟是内地邓小平领导下的那些人士。我们在海外的人也蒙受了福祉。

文学能“建造人的灵魂”

池田：说的也是。当时的日本，沉溺在“文革”的疯狂中的也大有人在。也有人企图以思想、哲学来粉饰已经显现出来的权力斗争，满心期待人类史上空前的文化革命的到来，不断地在空洞的理想中打转。在芸芸众生的议论中，先生您斩钉截铁地指出：“这只是权力争斗而已”，可谓一扫庸见的独具慧眼。然而，巴金先生也对“政治与文学”提出过质疑，他在给我的答覆中指出：“文学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但是政治绝对不能取代文学，因为文学是能建造人的灵魂的。”这是在经历了“大灾难”之后的发言，认定对有关政治的事感到讨厌和不关心并非不可想像的，充满憎恶和忧愤并非咄咄怪事。然而，他上述的说话却是一个坚定的发言。我们在上面的谈话中曾说过：在中国，“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想来的确是触到了“活在文学中”的真金一般的觉悟了。

金庸：巴金谈到，他所以写文章，是“为了‘向敌人作战’”，“为了攻击那些封建落后的传统，那些妨碍人类进步、阻止弘扬人性的一切不合理制度、所有破坏爱的东西……”他经常抱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当然，他也说到：“我写作品只是为了生活，不是想成名。”

池田：真是保持着活力，精神的活力……巴金先生在访问时曾作过演讲，就说过这样的“作为作家的自画像”：“从1929年至1948年这20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觉得仿佛有什么鬼魂借我的笔为自己伸冤一样，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绝望地乱搔头发。”“‘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身边叫。”“我忘记了自己，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机械地写着，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趴在桌子上，有时站起来在沙发前踱步，然后就弯弯腰，心情好了就继续写下去。”读到这段话，在我眼前好像浮现出巴金先生每天以“笔为武器”而不断苦斗的形像，那种感动是任何语言也无法说得出来的。

金庸：巴金先生的文字中充满了激情，他说他写作的宗旨是“把心交给读者”。的确，在他所有的文章中我们都能接触到他的心，领会他丰富而充沛的感情。以古典主义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不够含蓄，发泄过分。我自己创作，常常喜欢文静一点，清淡一点。不过我确曾为读巴金的文字而流泪，少年时是读到鸣凤的自杀、瑞玉的难产而死，最近是读到他写妻子萧珊的逝去。作者并非单纯是感情的奔泻，而是在深刻的哀伤和痛楚之中，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他在写作时忍住了眼泪，我在阅读时却忍不住了。 文学巴金随想录金庸池田大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