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54)

（文 / 杜比 翊凌 韩东 施武）

说话的方式

杜比

有一位艺人，早些年曾为一只著名的鸭子配音——迪斯尼的唐老鸭。唐老鸭很红火，那位艺人也就红了。那以后，他常用鸭子的腔调说话，还时不时要学鸭子叫两声，久而久之，我就很难把那位艺人说的话当真了，老觉得那是只鸭子在说话。

有一些父母，跟孩子说话时喜欢用叠词——乖乖，好好吃糖糖。拖着长音，生怕孩子听不明白。结果是那孩子长得好几岁了，说话依旧带着奶味。另外一些父母则不然，跟孩子说话用正常的语速和正常的表达方法，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像大人似的说话。

还有一类人——大抵算是思想家，愿意用“我们”作主语，喜欢说我们这一代人是6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么想问题，如何如何。我是个北方人，知道“我们”不同于“咱们”，但我害怕他们随便就代表了我说话，我反感这个，害怕“我们要怎样”这样煽动性的语气。

有个女主持人，在电台里说话，有个观众写封信去说自己在个“四星级饭店”里工作，那个女主持人来了句：“告诉你吧，我也曾在饭店里工作，是五星级呀。哈哈哈。”女主持人这么说话，有点儿疯疯颠颠的，但很本色，很俏皮。

同样这个电台，有位男主持人，某日忽然对观众大谈生活越简单越好，生活要朴实等等。可不一会儿，他又宣布收听该节目的人有可能获奖，奖品是凯莱大酒店的免费餐券，可以白吃一顿酒店里的晚餐，好吃好住在“凯莱”。这一下，他宣扬的“生活朴实”就站不住脚了。

北京电视台有个栏目叫《合家欢》，请好几家人来坐，主持人间问题，一家人一家人来回答，且是夫妻分别回答，看答案是否一致。这是个游戏的老套路了。某一天，主持人间：“丈夫对妻子最近一次说我爱你是在什么时候？”一对夫妻分别把答案写在纸上：“昨夜12点。”主持人接着问：“为什么会在夜里12点想起说我爱你呢？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话说到这个份儿有点儿像审讯，夜里12点夫妻俩说我爱你，不关电视观众什么事了。

西方人福柯曾把沉默上升到“文化特质”的高度，说它是“体验与他人关系的特定途径”，但信息社会怎么能少了说话呢？

我要说的话是：人有一张嘴，主要是吃饭用。一开口说话，就等于给“嘴”找了个第二职业，能不能把这个职业干好，需要掂量掂量。信息社会，传媒时代，话太多了，但这不意味着会说话的人也多了。

新的上帝

文 翊凌 图 王焱

对电脑我是外行。在办公室我用一台旧486笔记本，装的是win3.1的软件(这对那些microsoft迷来说相当于上个世纪的版本)。终于有一天，我决定自己装win95.因为我受不了“为什么还用这么老的东西？”的问题。

说实话，做install这类事我一向缺少信心。也许是因为文科出身，在操作机械方面，我非常迟钝，对于电脑这种“智慧的机械”更是天生充满敬畏。但出乎意料的是，我顺利地装好了win95、msoffice等软件，事情简单得有些不可思议。印象中整个过程就是一张张插盘，至于插哪一张，全听电脑的。所谓“人机对话”，倒像是“电脑发话”，在它的面前，我更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对此，对桌王博士发表的专家意见是：“听它(电脑)的话，没错！”

是的，电脑是没错的。当我的笔记本“死机”时，我会骂它“笨蛋”，可专业人士——比如我们办公室的网管员就不这么看，大多数情况下，他认为是误操作或是设置错误，总之是人的错。当然，我应该听从专家意见，毕竟他们是内行，而且热爱电脑；而我这样的外行不仅无知，而且对电脑怀有恐惧或偏见。每当这时，我都会不无酸楚地想起一幅漫画：一台电脑坐在老板椅上神气活现地发号施令，桌子上蹲着一个诚惶诚恐的人。

看！这就是我们(我，和我一样以及比我更糟的人们)的处境，在智慧的电脑面前，我们无可奈何。谁说上帝死了，人成了自己的上帝？在我看来，电脑才是我们时代的上帝，网络则是它的王国，而那些热爱电脑的内行就是新的神职人员，他们头脑中的技术如同中世纪教士手中的“圣经”，使他们无形中拥有一种自由甚至特权。电脑正在我们的世界上建立一种“新秩序”，处于新秩序金字塔的顶尖的大概会是那位叫作比尔·盖茨的时代英雄，而我将会处在金字塔的底层——当然还不是最底层，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亿人从未见过电脑这种东西。新的不平等让我忧虑，不知我们的新上帝是否也喜欢“马太效应”。

我不敢奢望自己也成为拥有特权的内行人士，我只会对上帝保持虔诚。

低级趣味

文 韩东 图 王焱

每到12月，街上的书摊就会挂出许多挂历，没看见谁去买，但每人都能收到几本。

如今的挂历内容丰富，有NBA球星，有足球明星，有风景照片，有名车靓女，比起几年前，要健康好多。

几年前，街上的挂历大都是三点泳装女郎，挂在冬日的寒风中，颇为招摇。我的朋友老贾当年就最喜欢此类挂历。

他那时一进12月就打电话给各位朋友：有美女挂历，一定要送给我。那时，我们到他家作客，但见客厅里、卧室里、厨房里都有美女挂历，搔首弄姿，充满了低级趣味。

有一年，我们想了个招根治老贾的低级趣味。那年，街上的泳装女郎挂历极为丰富，害得模特儿都不好找——不少挂历的女郎，身材极为可疑，姿态极不自然，一看就是所谓的“野模”。估计这种挂历太好销，产品质量就下降了——美女好销，不美的女子也要凑热闹。

我们搜罗了十数本泳装女郎挂历，都给老贾送了去，而且帮他布置：不仅客厅卧室厨房厕所里有，他家里的每扇门上都给钉上了两本，门前一本，门后一本，家中可谓肉色横飞。

老贾起初颇为得意，但端详过挂历中的女子后，不禁有些不满。我们就劝他，不要太挑剔。生活在父系社会，应该知足，否则，生活在母系社会，挂历里都是男人，再把你这样儿的挂上去，岂不更糟。

那以后，我们再去老贾家，每次都发现他将一两本挂历摘了下来，终于有一天他的墙壁空空荡荡了。老贾宣布：从今以后，不要美女挂历了，他要用油画布置自己的家，而且绝不要那种西洋油画的复制品，上面是肉腾腾的裸女，要就要那种宗教画。

如今，街上的挂历严肃多了，据说是有文件规定，不许随便弄泳装女郎、特别是三点泳装女郎上挂历。这规定很好。但其实老贾根治他的低级趣味，是靠我们的一番治疗，他本人也许并不真的喜欢低级趣味的东西。

国强的奶奶

施武

死，好像是这几十年来的一个热话题，这大概与海德格尔有密切关系，加缪更是把哲学的所有讨论都贬为下品，死则被认为是哲学的最首要问题。翻开现在的散文随笔，阐发哲理的，感怀抒情的，都总有死的话题。

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听国强说他的奶奶死了。国强是我小时候的邻居，他的奶奶是个真正的老太太，而我对她的全部印象的中心就是她快100岁了，其他方面与别的老太太没有什么区别：每日洗菜做饭，大喊大叫喝斥孙儿们，夏日里坐在门口摇扇子，冬天坐在床上做针线……

我小时候有点怕她，又总爱窥视她，因为她快100岁了！以我当时蒙昧未开的年龄无法测量那100岁是一个什么境界，并且总觉得这个年龄跟死有点联系。可是直到我把她忘记她也没死。

现在忽然听说她死了，我倒好奇了。没人知道她实际多大年纪，与她有交情的人早就死光了，而她本人绝对忌讳别人问她的年龄。至于说得了什么病，国强说，什么病也没有。死的前一天还特别高兴，全家为国强最小的弟弟办喜事(国强共有10个兄弟姐妹)，奶奶这一辈子给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办了那么多喜事，居然没麻木。第二天一切都正常，到中午的时候，她说，要躺一会儿，躺在床上慢慢地说着闲话，最后她说：“都成家立业了，我也该腾地儿了。”然后就睡着了，再也没醒来。

谁也不能说她是自杀，但的确是她自愿自主地走向死亡。

国强的奶奶让我联想到的竟是恺撒。恺撒在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之后，总爱有一个凯旋式来庆祝和罗列战绩。一系列的战争，一系列的胜利之后，有一次凯旋式上，他不再在标语牌上列述战争事件，代之以三个词组：“我来了，我看了，我胜了。”我想，对于国强的奶奶，儿孙们一个个成家立业的婚礼可能就是她的凯旋式。而凯撒的死呢？虽是被刺死，但据说在遇刺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凶兆，而古罗马人，包括恺撒是相信的。比如，几天前他献给一个河神的马群不肯吃草，并泪如泉涌，诸如此类，但他仍然不愿因此而推迟他在元老院要做的事，当他在议事堂就坐时阴谋者动手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遭遇这样的死是出自他自己的心愿。他喜欢这样而不是别的样的死。

我喜欢恺撒，喜欢国强的奶奶，他们活得不缠绵，死得不絮叨。一路天晴日朗。

(本栏编辑：苗炜) 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