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类的理性精神存在”

（文 / 卞智洪）

张元

问：近几年，大家开始关心在电视台播放的一些纪录片节目，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答：听说上海台播放纪录片室制作的《毛毛告状》、《重逢的日子》等影片时，收视率不亚于电视连续剧，尤其是《毛毛告状》。毛毛是一个从外地到上海打工的姑娘，她与街道里的一个残疾青年恋爱，未婚怀孕。结果孩子生出后，父亲不认。最后毛毛为了让父亲认这个孩子，不得不打起官司。播出《毛毛告状》第一集时，这个真实的故事本身还没有完结。观众只得随着节目的播出，知道故事的进展。毛毛的故事牵动了观众的心。每当这个节目播出时，上海市几乎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都像《毛毛告状》一样，看似琐碎，却很能打动人。观众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真实的节目，开始关注真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命运。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节目，也是一些短纪录片，从这些节目中，大家也看到了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普通人的生活。然而到底什么是纪录片？可能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纪录片也是不太了解。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纪录片主要采用的方法为论证式的，影片多由一些高屋建瓴、直接宣导的旁白，也有称之为“上帝的声音”作主导。实际上，纪录片还有很多种样式，如在法国首先出现的真实电影，采用的是非常冷静的观察方式，还有访问式等等。我自己认为，拍摄纪录片最好的方法是把这几种方法混合起来使用。不要人为地拒绝什么，只要能为影片服务。

问：90年代初国内有几个独立制片人拍了一些纪录片，这其中也包括您的《妈妈》、《广场》，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答：国内纪录片制片人拍了一些纪录片，主要都是用录像方式完成的。早一点的有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时间的《我毕业了》、蒋樾的《彼岸》。其中，《流浪北京》是以对流浪北京的个体艺术家的采访来结构影片。《我毕业了》是一部很感人的影片，作者在纪录的过程中溶进了非常多的感情色彩。《彼岸》一开始是记述一个剧团排练戏剧的过程，但影片的结尾却出人意料，剧团解体了，拍摄者跟踪了剧团中一些人在解体之后的生活、艺术追求和反思。还有段锦川最近拍摄的《八廓南街16号》。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摄制组住扎在拉萨的这条街里很长时间，使我们在完成的影片中看到了真实的八廓南街和拉萨人。前年我和段锦川还一起拍摄了一部黑白35毫米纪录片《广场》，我们把广场作为一个舞台，非常冷静、客观地记述了那里的日常生活。我觉得，就今天的中国电影来说，纪录片应该是很重要的。它为人们提供了用电影去直接观察自身真实生活的角度。因为中国电影最大的毛病就是虚假。

问：严格来说电影只有两种形态：故事片和纪录片，但一般人显然更注意故事片。

答：电影发明了一百年。电影的发明人卢米埃尔兄弟最初拍摄了《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一些纪录日常生活片断的精典之作。所以他们不仅发明了电影，而且也使人看到了电影的一种本质，即它的纪录形式。随着电影技术和艺术的发展，今天的电影变得越来越商业，越来越矫饰。人们在看故事电影的时候，明知它是一个虚构的谎言，可还是喜欢去这样被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日常生活的众多谎言之中，在看纪录电影的一两个小时中，去感觉一下真实。发明电影的人把电影作为一种表现现实或者真实的途径。然而在表现了真实之后，导演和观众却都变得不安分了，需要电影的魔术了，所以说真实纪录和虚构故事这两个元素，随着电影的发展同时都存在。然而纪录片是人类的理性在今天的工业时代的必然产物。就像文字和书一样，有了纪录的影像语言，就一定会产生纪录片，除非人类丧失了自我审视的理性能力。自我审视的理性能力是纪录片的本质和精神。所以这是与好莱坞式的梦幻最彻底的分别。

问：纪录片在国外显然更受重视，在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有早期的俄国“电影眼睛”派、英国的纪录片运动，二战后有法国的真实电影、美国的直接电影，它们不仅本身很有意义，而且对整个电影形态、对故事片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请您谈谈近些年国外纪录片情况。

答：在一些国际上活着的重要纪录片导演中，像美国的怀斯曼、澳大利亚的康纳里，他们使用的纪录方法都是冷静观察式的。然而怀斯曼的电影注重对于隐喻和印象去做文章，他的表达一点儿都不露痕迹，所以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如《动物园》、《肉类》都没有任何解说词。他已经拍了三十多部影片，表现的都是美国社会的一些侧面，而且一直采用冷静观察的方式来拍摄。同样，康纳里运用的也是这种方法。这位导演前一段时间来中国，到我家做客时谈起他新近拍摄的影片，提到其中一个几人开会的片断，会上大家为一件事情争论不休，不欢而散后只留下一个人，这个人因为与摄影机和拍摄者的长期相处，使得他在吵架之后，把摄影机当做了可以倾吐的唯一对象。不知不觉地对摄影机说起真心话。康纳里很满意自己采用的这种方式，在观察的基础上，在长时间的等待与磨合中，被拍对象和他有了一种反应。

问：纪录片的真实性曾使人们震惊，进而思考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些问题，但现在它几乎被人忘掉了。您怎么看这个矛盾？

答：有非常多的故事片导演都拍摄过纪录片。大家比较熟悉的波兰导演奇斯劳夫斯基，他就拍过不少纪录片，但这却是鲜为人知的。现在也有很多导演拍摄故事片时，采用一些纪录片的拍摄手法。电影诞生之初，电影到底是用来纪录还是用来说故事，这之间用不着很清晰的界限。可是到了后来，观众逐渐地把纪录片认为是没有故事的很沉闷的东西，这是因为纪录片必须也更加要注意镜头下面的人文关系，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过程。过程不免含有乏味、拖沓，缺少对普通观众的刺激点。因了这种对过程的注重，纯粹的好的纪录片就必须舍弃那些火爆的、流行的方面。所以，有一类纪录片是绝对拒绝“诗意”的。如果你希望从像怀斯曼这种导演的影片中呼吸到浪漫的诗意的话，你就错了。

问：我看过您的片子《儿子》，很难说它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但这种形态无疑很新，而且令人震惊。

答：当然，纪录片有很多种方式。可直接拍摄、偷拍，或甚至相信也可以用真实原型人物重演的方式进行拍摄。《儿子》是请一家四口人自己表演他们自己，都是他们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故事是这个家庭的父亲长期酗酒，每日吵闹，最终住进了精神病院。我把父亲从精神病院接出来，让他们一家人重新聚集在一起，重新重复他们过去的故事。我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恰逢美国“直接电影”的创始人梅索导演来中国，他到我家，并参观了我的拍摄现场。他对我组织一家四口真实人物来重新表现他们过去的生活，拍摄一部故事影片的方法感到震惊，认为这是冲破故事片和纪录片界线的做法。这位导演与他的兄弟拍摄过许多纪录片。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纪录片的制作人如何去靠近影片中的主人公的问题。他给我讲述了他们兄弟俩如何与一对贵族妇女及她们豢养的上百只猫共同生活的情景，讲他用一到两年的时间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故事。梅索的“直接电影”和法国导演让-布什的“真实电影”对西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最意外的故事不在虚构的影片之中，而往往是在生活中。当你正在拍一个流动着生活的纪录影片时，常常会碰到一些神奇的事情，这些事情比你绞尽脑汁编出的故事要棒一百倍。

问：国内纪录片导演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纪录片很难收回投资。很多电视台花大笔钱来买电视剧的播映权却不愿投资纪录片或者买纪录片的播映权；而国外电视台则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常常只想购买全部素材，拿去重新编辑，这又是导演所不愿意的。

答：即使对于那些优秀纪录片导演，像美国的怀斯曼、澳州的康纳里、日本的小川绅介等来说，仍存在这个矛盾。这些人都在纪录片这个行当中做出了非常卓越的成就，为纪录片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像小川为了拍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纪录片，能和农民们一起生活几年；德国有一对夫妻，拍摄了长纪录片《时代》，用了30年时间，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惊人的。但矛盾的现实仍然存在，一部非常好的纪录片经常是和商业性作对的，因为它重在它的人文价值上。提高中国的纪录片水平，必不可少的是要提高整个中国观众的欣赏水平。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界问题。因为纪录片更多的是与人文有关，故事片更多的是与娱乐有关。 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