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53)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永不言倦：巴金创作的能源

池田：如果再举出另一个“笔的斗士”，我难忘的是中国作协主席巴金先生。我有幸同巴金先生在日本与中国会见过4次。第一次见面时(1980年4月)，还有作家谢冰心女史、林林先生等在座。

一群女中学生歌咏队正以可爱的歌声欢迎客人，我陪同他们一行走过的时，巴金先生十分高兴地说：“看到年轻人的成长，真是喜不能言”，“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啊！”一副对青年充满着慈爱的心情。在这点上，他与鲁迅具有一样的强烈信念。

金庸：对。

池田：当时我正是刚刚辞去创价学会会长一年之后，而我与学会正受到那些权威主义的圣职者们飞啄般的诽谤和中伤。巴金先生也刚度过“十年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经历过风暴，但什么也没法使之动摇，什么也不再恐惧，这个信念中装满着对人的无限温情。我们因而一见如故。

金庸：去年我以香港作家的身份，受邀作为嘉宾，到北京参加中国全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体代表大会，以及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届全体代表大会，作协的主席是巴金先生，文联主席是戏剧家曹禺先生。这两位老先生的才华和人格我向来钦佩，但从未会过面，很盼望这次在北京能瞻仰风采。可惜的是，曹禺先生在大会前夕因久病逝世，而巴金先生也以高龄患病而无法出席大会。作家协会仍选举巴金先生连任主席，他答允担任。足见他健康虽不甚佳，但精神与头脑仍好，作为巴金先生的良友，池田先生当可告慰。

池田：谢谢，这样我也放心了。

那一次会见时，巴金先生这样说过：“我立下了一个从76岁到80岁的五年计划。其中之一是要写两部长篇小说，另一件事是想写作《创作回忆录》。还想写5本《随想录》，完成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翻译。”

看到他那种永不言倦，拥有巨大的创作能源的样子，真使我感叹不已。

金庸：回忆我在中学之时，男女学生读得最普遍的是两位作家，一是巴金，二是俄国的屠格涅夫。对于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巴金先生几乎是我们唯一喜爱而敬佩的当代中国作家。鲁迅先生太深刻太强调严肃的社会主义；周作人意境冲淡而念意深远，非我们年轻人所能引起共鸣；老舍嬉皮笑脸，似乎不太认真；沈从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写的湘西，对于我们江南人似乎充满异国情调；茅盾的革命情怀我们不大了解。

巴金与屠格涅夫的作品引起青年共鸣

池田：无论是在巴金先生或者屠格涅夫的文学中，对于那些对社会怀着义愤的青年们都有使之感动和“吸引”之处。托尔斯泰在晚年自我否定了此前的创作活动时，在他死去的床边放着屠格涅夫的书，这曾是个有名的话题。屠格涅夫的作品想来因其易懂而较易为许多人所接受。相对于此，托尔斯泰的思想和生存方式是其他人不能仿效的，有一种彻底的精神。正如上次我们谈到鲁迅的深刻，可以洞见底部之黑暗。这对于热情而急于改造世界的青年们来讲，也许稍微有一种过重之感。

我第三次访问苏联后又访问了保加利亚(1981年)，在日本驻保加利亚大使馆里，谈到屠格涅夫的《前夜》，忆起这部描写俄罗斯革命前夜的小说。以保加利亚青年与俄罗斯女性为主人公，以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燃烧的青春之魂的摸索为中心思想，与巴金的《家》有着共通的主题。

金庸：那时我们是一群生活在山温水软、环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的幸福青年，若非经历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涯，恐怕到现在还是浑浑噩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涯。巴金先生所写的《家》、《春》、《秋》，和我们的生活、思想情感很接近，他笔底充满温情，所描述的爱和同情，直接触到我们的心灵。

池田：其代表作《家》在日本也拥有许多读者。

金庸：我出身于一个地主和银行家的家庭，社会地位和小说《家》的高家差不多，不过地处江南小镇，和高家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不同。江南小镇接近上海，风气之开放比成都为早，所以家庭中的封建色彩虽和高家类似却不如其浓厚强烈。我家里也有不少丫头，似乎没有鸣凤那样美丽而伶俐之人(我离家时13岁，年纪太小，还没有兴趣留心丫头的美貌与否。现在回想，好像个个相貌平平，但性格温善，都待我很好。)读到《家》中觉慧和鸣凤的恋爱时，我倒也懂的。当时读《家》，心情和读《红楼梦》差不多，对鸣凤的同情，相当于对晴雯、芳官的同情。

池田：与《家》所表现的被封建所桎梏的家庭相比，金庸先生的大家庭有比较自由的气氛吧！

金庸：是，的确自由得多。但少爷与丫头恋爱，恐怕还是不能允许的。巴金先生以“所有破坏爱的东西”为敌人，决心与封建落后的制度作战，这个目标，他的小说是达到了的。他写觉新的懦弱与悲剧，也表明都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造成，当时我年纪虽小，却深受其感动，与他看法一致。

池田：《家》是一部富有深刻意义的作品，巴金先生在这部名著的结尾处，写到离家出走，奔向正在孕育着革命的上海的觉慧，在船上望着茫茫的江水流过的光景，他这样写到：“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那里有一个新的运动，有广大的群众还有他的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年轻朋友。”

我曾就这一节请教过巴金先生，他答说：“这里所说的“水”是意味着青年，意味着未来的可能性。”这话教我难以忘却！

天道是非与社会矛盾的揭露

金庸：他的《灭亡》与《新生》描写革命青年的思想情感，那时我就不大懂了，只对其中一些戏剧性的情节感到兴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个中篇：《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一部是创作，一部是翻译，因为抒写少年人的心怀和轻淡的恋情，少年人觉得是自己的事，对于真诚之爱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触是极深的。

池田：您现在所举出的作品，遗憾的是我太孤陋寡闻而未识其内容，我曾收到巴金先生赠送的《巴金全集》，但他的大部分作品至今还未译为日语。

金庸：《寒夜》、《憩园》这类较后期的小说，情调是更加含蓄了，需要读者有更多深入的理解。艺术性只有更高，但曲高和寡，欣赏的人反而少了。好像同是贝多芬的音乐，他的钢琴小曲《献给爱丽思》轻松活泼，欣赏的人很多；《第九交响乐》等大型作品，思想深厚、结构沉重，了解不易，喜爱的人自然也少了些。

池田：原来如此，在《寒夜》中是以鲁迅所指出的“黑暗”来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揭发的啊！软弱、善良的男主人公哪儿也找不到出路，却糊里糊涂地卷进了婆媳之争，自己也病魔缠身，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妻子虽爱着他却含恨而去。主人公又在一贫如洗的困窘中与盲目溺爱他的老母相依为命，对着不治之病的恶化，面对绝望而无计可施，他的痛恨更因病痛使他失声说不出话来。

他想听，想喊，但是他没有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他的话。他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地死去。他要求“公平”——为什么只有自己才会遭遇这样的悲剧？是“宿命”，是“天命”。这结果是善良之果呢？还是邪恶之果呢？这发问使我想起，在飞来横祸中身受宫刑留下了耻辱印记的司马迁所说的名言：“天道是耶非耶？”

这种诘问也类似那个在接踵而至的灾厄中挣扎不休却以必死的精神去不断探索“神”的意图的忠义之人约伯(《旧约圣经》)的姿影一样，实际上这种(诘问)与宗教的信念也是十分接近的吧！但是，在巴金先生而言，好的意义也好，坏的意义也好，却看不到迈向宗教的飞跃。不如说，这是对社会矛盾的激烈揭发。巴金的文学在当时那些以革命为志，想促成社会主义在中国诞生的年轻人中，想必广被接受，因为这些作品为他们送去了勇气。

为中日交流而倾注心血

金庸：池田先生和巴金先生初会是在1980年4月。巴金先生在1979年所写的《随想录》中，有一篇文章纪念一位日本的友人中岛健藏，文中提到土歧善麿、井上靖、水上勉、木村女士等几位日本友人，关于中岛健藏，巴金写道：“他喜欢酒，又有酒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心血。”

池田：我也听过中岛先生的事，真是一个刚毅勇敢的人啊！一个故事说到中岛先生同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四人帮”之一姚文元见面的话题。对于姚文元盛气凌人的说话和措词，中岛先生再也忍无可忍，予以痛斥。担任口译的人一听吓坏了，只好尽量把中岛先生的话语译得和缓一些。但中岛先生说话时所表现出来的激烈的口气和颜色，姚文元也觉察到了，脸色因而变得十分难看。自从有了这一幕，“四人帮”对中岛先生为理事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也开始找麻烦，而且越来越厉害。

金庸：中岛先生生前是日本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巴金在文中写：“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绝不后悔。’他说。于是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经验’来。1942年他当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的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工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池田：感同身受。此前我也曾说起，我曾为了日本与中国的友好交流，30年间不断奔走，而其出发点之一就是因为我的长兄的一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征入伍，他从前线短期退伍返家时说过：“日本军做得太过分了！”我的长兄后来在缅甸阵亡。与中岛先生的苦恼一样的“隐隐作痛”是留在心底深处的。

然而，在姚文元一伙的挑剔和找麻烦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同仁并不曾就此意气消沉，中岛先生因此而更加奋发而为。“不想死在鲜花铺满的道上，唯视垂死于原野为光荣，直至瞑目之时，我将永不言退！”这是多么漂亮的话语！简直像那种名角扮演者在舞台上掷地有声的台词一样，中岛先生的风骨令人追思不已。周恩来总理后来听到了这件事，曾低下头说到：“实在是十分对不起，这都是我的责任，希望能得到原谅。”周总理虽然想纠正也没有办法啊，一般人绝对做不到如周总理那样的态度！

金庸：池田先生也为了推动中日友好而受到日本右派人士的强烈攻击和诬蔑，捏造谣言来破坏先生的名誉。但先生不为所动，仍然主张日本应为二次大战的侵略罪行谢罪道歉。我相信这是日本人的爱国行为。只有彻底对侵略忏悔，以后才不会重蹈覆辙，从此使得国家走上光明康乐的大道，那是真正爱国者的正确目标。

池田：不能一言道尽，初访中国也好，后来又访问苏联也好，那些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障碍，非难中伤更是不计其数，但是那又算得了什么？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的话那是不值一哂。谁正确，谁愚蠢？时间这面镜子会清清楚楚地映照出来。我俯视一切，却只走我自己的道路。 文学巴金中岛金庸池田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