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最理智的狂人

（文 / 邢海洋）

A.索罗斯的游戏和马哈蒂尔的战争

对历史的记述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

1997年2月，阿尔巴尼亚的武装分子颠覆了由选举产生的自由主义政府，乔治·索罗斯坐在他伦敦市区的家中，平静地对《福布斯》杂志的记者说，他的阿尔巴尼亚基金会“很好地控制着局势”。对于当时阿尔巴尼亚混乱状况的来源，可以用一句话来解释：索罗斯的朋友要当权了，他设在阿尔巴尼亚的基金会经营着一家报纸，该报用煽动性的言论召唤了反政府的武装暴动。

1997年3月，混乱状况又出现在泰国，但这一次并非武装暴动，而是挤兑风潮。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资金不足等问题。5日、6日两天，有10家出现问题的公司就被投资者提走了近6亿美元。3月7日股市大跌。5月，泰铢对美元的汇率跌至10年来的最低点，泰国中央银行动用50亿美元的外汇进行干预，大量买进泰铢，以保泰铢不贬。6月，泰铢继续下跌，泰国中央银行行长与财政部长引咎辞职。

东南亚经济繁荣的神话因此而遭受打击，泰铢贬值幅度超过38%。与此相关联，7月始，印尼盾下降了21%，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贬值约15%。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将这场金融风暴看作是一场战争，他说，西方国家嫉妒东南亚的经济发展速度，以传统的独裁方式“让我们忍气吞声”，这种方式包括使马来西亚的货币贬值。他说：“西方国家现在企图利用自己的财富和经济力量来实行他们的新殖民化政策，以便重新奴役我们。”马哈蒂尔说西方的投机者“强暴”了他的祖国，他把索罗斯称作“疯子”和“罪犯”，尽管索罗斯一再坚称他未参与东南亚的金融投机。

事实上，泰国政府在1996年出口量大大降低之时，本可以降低利率，但他们怕900亿美元的外债额因此增加，便采取了保护泰铢的政策，欧洲经济分析家说，这等于向金融投机者发出了邀请信。没人相信索罗斯会无视这样的邀请。

历史在记录今年阿尔巴尼亚的政变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时当然不会简单地将它们解释为索罗斯的勾当，但这两桩大事的确分别印证了索罗斯花钱和赚钱的风格。一般来说，大富翁们在赚钱时多少有些不择手段，也不怕因此树立敌人，但当他们开始充当慈善家时，他们不希望花出去的钱也招致批评。索罗斯花钱的方式比之赚钱的方式似乎有更多的争议，他在全世界31个国家设立了50多个基金会，雇员1300余人，他以此介入政治。皮特·波伯，匈牙利前内阁部长说：“索罗斯是阿尔卑斯山脉以东未经选举而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他的权力并非来自于投票箱，而是他的银行账户。

1997年9月20日，马哈蒂尔在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组织于香港举行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买卖货币用于支付国际贸易是正常的，但将货币单纯作为商品来买卖是不可以接受的。国际上货币买卖的交易额比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多了20倍，但既没有提供就业机会，也没有让老百姓享用到什么产品和服务，真正获利的就是那些外汇炒家。马哈蒂尔说，那些亿万富翁其实根本并不需要更多的钱，但他们却因为不愿意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就进行了不道德的破坏。

最理智的狂人——索罗斯

9月21日，在世界银行另一场题为“向全球性开放社会迈进”的研讨会上，索罗斯反唇相讥，他说马哈蒂尔关于禁止货币买卖的言论不值得认真考虑。他说，近两个月来，他并没有参与抛售林吉特反而有所买进，所以他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能左右市场，他列举一系列经济数据来说明林吉特下跌有其必然的原因，马哈蒂尔及其政府要对此负责。

似乎是要印证索罗斯的观点，9月22日，马来西亚林吉特兑美元的汇率跌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业内人士评价，这是由马哈蒂尔在世界银行会议上的演讲引起的。同样面临危机，泰国和菲律宾的沉默反而使投资者能恢复信心，口舌之争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并无好处。索罗斯的态度实际已经比马哈蒂尔更能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

在全球高涨的金融交易中，索罗斯的胆识令他大赚特赚

有评论说，索罗斯对东南亚施行的金融狙击也出于他的政治主张，因为东盟接受缅甸军政府为成员国的行为违背了索罗斯“开放社会”的理想。马哈蒂尔说“亿万富翁不需要更多的钱”，庸俗地来探究这句话的逻辑，那就是索罗斯目前更急着花钱。在索罗斯对马哈蒂尔的反击中，他也将自己的花钱之道与赚钱之道放在了一起。索罗斯说：“我被马哈蒂尔谴责为万恶不赦的坏人，他把我当作替罪羊以掩饰个人的失败，他在欺骗本国的民众。马哈蒂尔选中我的原因是他需要一只替罪羊，而我正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但也有其他的一些缘故，他提供了某一类观点，亚洲的重要性，与我所支持的开放社会相矛盾。我能看到这其中许许多多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据估计，在夏天的“泰铢保卫战”中，泰国的外汇储备损失了150亿美元，而马哈蒂尔大动肝火的原因在于这场金融风暴“使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倒退了10年”。就像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失利者检点损失，获益者指点江山。在经济领域的战争中，没有飞机、导弹和坦克，交战的是货币，没有领土的概念，但也有“侵略者”和“保卫者”的较量。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掺杂其中，那么索罗斯玩的不过就是一场数额较大的游戏，不过现在，这游戏变得不好玩了。

早在1993年，索罗斯在欧洲兴风作浪之时，就曾感到他的公共言论要比他在金融市场的活动更能惹恼金融事务主管当局。他说：“我以前自称是投机者，也开玩笑说投机出了问题才成为投资，但鉴于有人要发起运动来对付投机者这个事实，我觉得这笑话不好笑了。”

B.他人的缺陷和扭曲帮索罗斯赚钱

美国记者罗伯特·斯莱特曾写过一本书，叫《索罗斯投资的24个秘决》，但由索罗斯自己来说，24个秘诀未免多了些，他说他的真正秘诀是“沉迷于混乱状态，了解金融市场的革命性过程”。

索罗斯曾把他的投资理论写成一本书，那本书有一个诱人的名字叫《金融炼金术》，他在书中阐述了他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对射理论”和“盛衰理论”，简而言之，他认为参与市场者的知觉已影响了他们参与的市场，市场的动向又影响他们的知觉，因此他们无法得到关于市场的完整的知识。但市场有自我强化的本领，繁盛之中有衰落的前奏。遗憾的是没多少人能说他读懂了那本书，就连一些与索罗斯共事多年的金融专家也称该书不知所云。但这本书的命运比索罗斯未完成的哲学著作《意识的负担》要幸运许多，索罗斯说他在写《意识的负担》时看不懂自己前一天都写了些什么。好歹《金融炼金术》还至少有作者本人明白。

但哲学并不是不知所云毫无用途的废话，索罗斯的基本哲学概念是，“我们对这世界的所有看法都有缺陷和扭曲。”有了这个概念，索罗斯就可以蔑视经济学关于股票市场有其理性的逻辑的分析，他试图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市场并找出其中的缺陷。1973年10月，以色列在埃及和叙利亚的突袭之下遭受重大损失，索罗斯断定，如果以色列的军事技术已经落后，那么美国也有同样的弊端。当美国的国防装备需要更新换代时，就会有大笔的军费开支。大多数投资者并不理会索罗斯的这套看法，越战使美国国防工业亏损巨大，而索罗斯相信他看到了潜在的利润，也看到现代战争的性质将发生变化，电子感应装置、激光制导导弹将构建一个全新的武器库，这会使国防工业的股票大幅度上升。

分析与直觉，这是所有投资者都具有的本领。索罗斯异于他人之处的本领在于胆略。他曾说过一个投资者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并不是大胆鲁莽，而是过于小心谨慎，有相当多的投资者可以准确地把握市场的趋势，但当有利的状况变得越来越有利时，反而会紧张得不敢相信自己。

1992年9月，索罗斯对英镑的狙击已成为国际金融投机领域的传奇。9月15日下午5时许，索罗斯坐在曼哈顿中区一栋俯瞰中央公园的摩天大楼的33层办公室里，他在一周之内调动了100亿美元，赌英镑下跌。他的专用办公室外是员工办公室，那里贴着一幅用计算机打出来的条幅：“我生而贫穷，但不会穷死。”索罗斯来到办公室只为了感受一下这场金融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的气氛，随后，他回到他在纽约第五大街的寓所，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之后就上床休息。

索罗斯的战略思想就在于找到“革命性的过程”。早在1990年英国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sim，简称ERM)之时，索罗斯就在等待，在他看来，英国犯了一个错误，因为ERM要求成员国的货币必须盯住德国马克，英镑兑马克的汇率是2.95，如果1英镑兑2.95马克的比率下降幅度超过了6%，英格兰银行就必须买进或卖出英镑。索罗斯认为，当时英国的经济并不强劲，加入ERM，就等于把自己和西欧最强的经济体——统一后的德国联结在了一起，英国要为此付出代价。1992年，英国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加剧。7月初，6位金融专家致信英国《泰晤士报》，督促英国退出ERM，降低利率，加强英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协助英国渡过经济不振。7月底，英国的企业领袖要求把ERM 中英镑的中心汇率调整为2.60马克，降低利率3个百分点，但英国财政大臣拉蒙特在8月中旬表示英国既不会退出ERM，也不会降低利率。8月26日，英格兰银行买进3亿英镑，9月3日，拉蒙特宣布政府将向国际银行借75亿英镑的外币保持英镑的强势。9月10日，英国首相梅杰在格拉斯哥对苏格兰英国工业总会演讲时说：“软弱的选择、贬值论者的选择、助长通货膨胀的选择，在我看，是在此刻背叛我们的未来，我可以十分明白地告诉你们，那不是政府的政策。”

应该说，正是梅杰政府的决策给索罗斯提供了好机会。他在1988年已经把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年轻有为的斯坦利·杜肯米勒管理，杜肯米勒针对英国财政的漏洞，想建一个30亿到40亿美元的放空英镑的仓位，但乔治·索罗斯的直觉是这一次赌英镑下跌风险极小，全球各地的外汇操作员都在赌英镑汇价保不住，索罗斯的建议是将整个仓位建在100亿美元左右，这是“量子基金”全部资本的一倍半，这意味着索罗斯要借30亿美元来一场大赌博。杜肯米勒说：“对他来讲，问题不在你对或错，而是在你知道你对时，务必全力投入。”索罗斯说：“这就像在桶里捉鱼，只要桶子还在，不停地去抓就是了。”事实上，杜肯米勒掌管“量子基金”参加“比赛”之后，他从索罗斯这位“教练”那里听到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批评都是说他在对市场做出了正确判断后不敢投入太多的钱。索罗斯说，做对或做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做对的时候赚了多少，做错的时候又赔了多少。

金融风暴中的东南亚货币与美元汇率走势图

9月16日，英国金融界将之称为“黑色星期三”，财务大臣拉蒙特在一天内两次宣布提高利率，但对索罗斯来说，那个星期三是阳光明媚的，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杜肯米勒打电话叫醒了睡梦中的索罗斯：“乔治，你刚赚了9.58亿美元。”后来表明，索罗斯在那个“黑色星期三”开始发生的种种事情中赚得将近20亿美元。其中10亿来自英镑，另有10亿来自意大利里拉的动荡和东京股票市场。整个市场卖出英镑的投机行为击败了英格兰银行，索罗斯是其中一股较大的力量。

1992年10月他约见英国《泰晤士报》经济新闻主编安纳托尔·卡雷茨基，介绍了他狙击英镑的思路，他谈到：“从英镑贬值中赚得利润，我没有一丝良心上的苛责，正如后来我们看到的，贬值反而有好处，但重要的是，我不是为了帮助英国而对英镑做出投机性的行为，也不是为了伤害英国而做那样的事。我做那件事只是为了赚钱。”

香港股民被跌势震惊

在1992年9月的传奇中，索罗斯赚到的钱等于是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镑，但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他就是个传奇中的英雄。安纳托尔·卡雷茨基说：“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敌意，相反，英国民众以典型的英国式作风说：‘他真行，如果他因为我们的政府的愚蠢而赚了10亿美元，那他一定很聪明能干’。”

C.金钱的价值和索罗斯的价值观

“财富有如蘑菇，长在阴暗之处，”但索罗斯并不理会这一点。自1992年狙击英镑之后，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公众人物。1992年12月，一位电视记者采访索罗斯：“你投资于黄金，大家便都认为该投资黄金，你写文章质疑德国马克，马克的汇价就下跌，你投资于伦敦的房地产，那里的房地产就被看好。一个人应该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1993年，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评论说：“他每讲一句话，都被奉为神谕，他的信和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则被看作是圣经。”《经济学家》杂志分析他在媒体上频频露面的动机之一是：“索罗斯不再自满于抱着财富躲在暗处，他更希望影响当代重大议题的公共决策。”

事实上，索罗斯正是想通过金钱来推广他的社会理念。他在东欧奔波，跟政要来往，从骨子里，他想当一个政治家，而这个社会，政治往往容易变成金钱的玩偶。从1980年起，索罗斯开始给东欧异议分子以金钱资助，1984年，他以每年捐助300万美元的规模在匈牙利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进行文化教育活动。索罗斯选择了米可洛思·瓦萨赫利担任匈牙利基金会的总裁，瓦萨赫利是1956年匈牙利动乱之时该国总理的新闻发言人，苏联入主匈牙利后，瓦萨赫利被逐出共产党，判刑5年。

80年代后期，索罗斯试图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以讨论一项援助苏联的计划，他将这个设想中的计划命名为“撒切尔计划”，他认为撒切尔夫人是引导世界走向正确方向的最好的人选，因为美国与欧洲都信任她，遗憾的是，撒切尔夫人直到下台之后才与索罗斯通过一次电话。1989年，索罗斯又想与美国总统布什谈一谈应付苏联的新策略，虽然他要见一见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未能如愿，索罗斯还是用1亿美元建立了国际科学基金会来向俄罗斯的科学家们提供帮助，使3万多名科学家每人能拿到500美元的救助。

索罗斯资助欧洲的行为赢得了“一人马歇尔计划”的赞誉，以1996年为例，他向俄罗斯捐助了约5800万美元，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为10814万美元。那年，包括俄罗斯在内，索罗斯共向10个东欧及中欧国家撒出了1.5亿美元以上，其中他对匈牙利等3个国家的资助超过了美国政府给予那些国家的经济援助。

10月26日，马来西亚人在一次示威中焚烧索罗斯的模拟像

在东欧用金钱推动其“开放社会”理念的同时，索罗斯也希望能把美国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1996年，他花费了100万美元以说服加利福尼亚的选民同意医生可以在给吸毒者的处方中开出大麻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他还打算在5年之内为一个毒品政策研究小组提供1500万美元的经费，来反对美国现行的“反毒品战”。他认为美国目前的反毒品政策是“精神错乱的”，他说没有一个政治家敢于站出来说出他所说出的话。他对美国有160万囚犯的事实也颇为不满，用500万美元建立了一家研究犯罪文化的中心。他对美国每年死掉不少人的状况不满意，花2500万美元资助一个死亡研究中心，力求加大临终关怀的力量和减少新生儿夭亡的情况。他对美国的移民政策同样也不满意，捐出5000万美元的经费帮助移民能够获得美国国籍。他索性在巴尔的摩建立了一家办公室，给出2500万美元的经费来看一看他还能对美国的哪一种现状表示不满。

然而，索罗斯表示他反对公益慈善基金会的理念，他认为，成立基金会唯一正当的理由是我们想达成的某些东西要比基金本身更重要。身为犹太人，他未向以色列提供过捐助。

1993年12月13日，美国ABC电视台播出的一部新闻片中，索罗斯说，他的钱已经变得太多，除非找到钱的用途，否则钱将变得毫无意义，赚钱比花钱似乎更容易，因为赚钱时作出正确决策要比花钱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容易。

在1994年接受德国《法兰克福大众报》科纳女士访谈时，他说：“洛克菲勒被人指责赚取垄断利润后，建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他希望用基金会改变自己的形象，很多大公司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设立基金会。但我的情形不同，1979年我设立第一个基金会时，没有公众形象。当时我在市场上只是一个小人物。”他说他很高兴能通过慈善活动构成一个讲台，从而说出他想说出的话。

那一年，索罗斯的匈牙利基金会成立10年，有40个奖助计划，他的捐助数额也涨至每年900万美元，他说：“我们不通过政治行动直接走向目标，反之，我们要间接摧毁教条式的思想体系，不同理念间的竞争，正是民主的本质。”在东欧，你可以把索罗斯看作是一个疯狂的富人，就像某些富人收集古玩和旧唱片一样，他在收集那里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他的理想超越了国界，也凌驾于各国政治之上。

D.有钱人就有权塑造历史？

多年以前，美国将军巴顿说：“比起战争，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然而，能领略战争之美只是极少数人。1944年，欧洲各地的犹太社区大多已被纳粹扫平，乔治·索罗斯一家躲在布达佩斯的地窖之中，他们持有非犹太人的假身份证明。索罗斯称，1944年是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从生死危难中学会了生存的技巧，这其中的两条经验对他此后的投机生涯很有帮助，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压上全部家当。

那时，英国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写两卷本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对世界大战，波普较为抽象地指出，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每个人都被迫相信同样的事，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有更多的自由与宽容，成员能免于民族之间的战争。尽管在开放社会中，相互冲突的信仰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都必须承受，开放社会虽然不确定不安定，但要优于封闭社会。

那时的索罗斯虽然没有资格像巴顿那样感觉自己是这场战争的主宰者，也不能像哲学家那样对人类的状况作出什么描述，但他的少年白日梦具有同样的气魄。多年以后，他在《金融炼金术》中说：“从孩童时代，我就存有相当强的救世主幻想。”他说：“我把自己想象成某种上帝，或者是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者，或者更好，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我对现实有十足的认识，所以知道那样的期望太过分，因此像犯了罪一样，我把这念头藏在心底。在我成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相当不快乐的一个源头。踏进这个世界后，现实和我的幻想拉得很近，使我敢于承认自己的秘密，至少对自己坦承。不用说，这使我快乐许多。”

1949年，索罗斯离开匈牙利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在经济学课程中并没有太多的收益，但他熟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还曾拿了几篇论文给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波普看。波普本以为有个西方世界的年轻人能够深刻理解了他对开放社会及封闭社会的分析，但他知道索罗斯来自匈牙利后未免有些失望，因为在波普看来，那里正是封闭社会，从那里来的人很容易理解他的分析。

1956年，26岁的索罗斯结束了他在伦敦一家银行的工作，揣着5000美元来到了美国的华尔街。他先后做过套利交易员和金融分析师。1969年，索罗斯与杰姆·罗杰斯合伙以25万美元起家创立了“双鹰基金”，专门经营证券的投资与管理。1979年，他把“双鹰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海森伯发现了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而索罗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测不准”，这位曾苦苦研读哲学，想当个大知识分子的商人认为在金融市场中毫无理性可言。

70年代后期，索罗斯的基金操作得十分出色，他说：“我和基金融为一体，它因我而生，我和它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它是我的情妇。”有了这样的情人，索罗斯的婚姻自然就出现了裂痕。1978年，他与妻子分居，与孩子的关系也日趋冷淡。他承认：“这是我生活中最大的遗憾，在我的情绪中，有一种罪恶感和羞耻心。”1980年，他最初的合伙人杰姆·罗杰斯离开了“量子基金”，骑着摩托车去周游世界，他带走了公司20%的股份，价值1400万美元，索罗斯80%的股份价值5600万美元。索罗斯说：“1980年，我的成就不容置疑之后，我有了某种认同危机，如果不能享受成功的果实，忍受所有这些痛苦和紧张是为了什么？我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必须开始享受努力的成果，就算毁了能生金子的鹅也在所不惜。”

相当于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12.5英镑的索罗斯，被英国人幽默地称为英雄。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哪一个国家？

索罗斯因此创立了他的第一家慈善基金会。事实上，早在1962年，他没有多少钱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意识的负担》中说，人不一定更注重拥有物质，而不重视拥有精神、艺术和道德的价值，但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简化为货币条件。他相信市场机能的原则可以延伸至极为广泛的领域，如艺术、政治、社会生活、性和宗教。

如果按照弗罗伊德的学说来解释索罗斯对全世界负有责任的雄心，那么他少年时代的白日梦就是对他进行精神分析的入口。1993年6月3日，索罗斯对英国《独立报》说：“当你觉得自己是上帝，也就是万物的创造者时，那是一种病，但因为我熬了过来，所以觉得很自在。”他说：“是我的成功使我重拾儿时无所不能的幻想。”

除了开放社会的理念之外，索罗斯表示波普的科学哲学对其影响最深，他说：“我同意他的观念，也就是我们对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了解本质上是不完整的。这种本质上的不完整，我归因于我们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同时我们也在设法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

索罗斯无法以哲学家自居，但喜欢自居为“失败的哲学家”，他在哲学上自认为重要的创见之一是这个世界是先天不完美的。人们的决定只是根据他们对现实的注释作出的，而不是根据现实，这就叫作参与功能。索罗斯作出了决定，也参与了现实。他相信金钱可以改变世界，一如战争。

卡尔·波普撰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希特勒正按照自己的理想在塑造世界。30年后，英国作家勃里安·马奇在介绍波普哲学的小册子里写道：“达到完美社会的愿望并不是出于人类的邪恶，而是恰恰相反。怀有良好意愿的理想主义者在最真诚的道德信念支配下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构成西方历史大部分内容的意识形态独裁、宗教独裁和战争，最具讽刺意义地体现了下面这句格言‘通向地狱之路铺满了良好的意愿’，导致人们走上这条路的不满现存社会的情绪更多的是理智和想象力的产物，而不是缺乏理智和想象力的产物。”

勃里安·马奇的这段话是针对开放社会的敌人所说的，那么，开放社会的鼓吹者，富有理智和想象力的索罗斯就有理由按照他的理想来塑造世界了？

对这个问题，索罗斯给出了两个答案。他知道，开放社会成为现实之后可能比作为理想更让人不满，他说：“我们应该记住，任何社会制度导向合理的结论时都会变得荒谬而不能忍受，摩尔的乌托邦，笛福的想象国度，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奥威尔的《1984》都是如此。”但索罗斯又说：“历史是由参与历史者的错误、偏见和不正确的观念构成的”。

环球泡沫，10年一挤

记者 邢海洋

10月20日，香港《信报》上有一篇文章，题为《基础因素迥异，股灾不会重演》。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一下下跌508点，日跌幅创下纪录，全球股市随之动荡，香港股市也曾创下跌幅过半的纪录。那一天被投资人记忆为“黑色星期五”。

10年后，《信报》上的文章重述了投资界流行的一种看法，即假若在股灾中买入美股，股价至少涨4倍；而港股，则有近10倍的赢利。文章指出，过去一年，投资上出现的最重要新事物是新兴股市一度成为追求高额利润的目标，经济全球化解放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而新兴市场彼此剧烈竞争，不仅使其工资及出口受压，连带发达国家的薪金和零售价亦无法上升。结果是通货膨胀似有若无，股市因而会无止境地攀升下去。

这当然是全球投资者都愿看到的前景。但事与愿违，港股的暴泻终于拉开全球股市走熊的帷幕，巧合的是，港股下挫正始于10月20日。10月20日到23日，恒生指数从13601点连续下跌，4天内跌去3100点。“恒指”下跌引发了全球股市的连锁反应，“道指”23日先挫187点，24日再挫132点。27日，星期一，“道指”一泻554点，“恒指”则以1438.3点成为历史上第3大下跌日。

历史会在特定的情形下重现，这似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宿命。然而，时过境迁，10年后股市的灾难与10年前却很少相同之处。那次的导火索是美、日、德3国关于汇率的秘密争议。这次，问题却来自东南亚。

泰国的经济起飞起于1985年，马来西亚还要晚，而菲律宾只有3年。很多经济学家把东南亚经济危机解释为泡沫破裂，相对于日本及“四小龙”积聚几十年的发展，欠发达国家的泡沫显然还未涨到足够大，这或许正可以说明为什么东南亚人怨气冲天。政府曾许诺过他们美好的前景，但好日子还没过上几天，一切就烟消云散。

香港的问题不在于它的竞争力，这个以金融、服务为主业的地区与从事制造业的国家没有可比性。但发达的经济也难免产生泡沫，14年前，港府为度过货币危机而实行了与美元的联系汇率，14年中，港币与美元的兑换价一直维持在7.8∶1左右。这是个奇迹，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能长久维持一个稳定的大国的利率水平。为保值增值，人们只好买股票、置房产。借钱要付息，而股市和楼市却能提供高得多的收益，差额巨大，助长了港人财富的膨胀。香港楼价不停攀升，地产大亨们只要贷款拍下土地，再耐心等待，就能与银行共享升值。自然，香港拥有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土地，而拥有这些土地的富翁也因之聚成亚洲最大的富翁群。

10月23日，四大银行同时提高利率，联系汇率得以保全。股市，尤其是地产股倍受打击，传说中地产大亨的损失以10亿港币计。

30余年的投资生涯中，索罗斯曾总结出一套“荣枯相生”的走势模型，在价格上涨时，投资者倾向买进，结果价格涨得更高，直至价格与价值完全背离。去年，当“道指”涨上6500点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股民存在“非理性亢奋”倾向，结果股市还在上涨，直上8200点。两年前，这一指数还在4000点以下运行，两年中上涨了一倍。“恒指”1995年还在10000点以下，初低位在6890点，随后是两年半有余的上升，最大上升近万点。一位数的经济发展显然无法支撑股价如此神速上升。

上升的市场有调整，而一向偏弱的市场却更弱。10月27日，巴西圣保罗股票指数狂泻1729点，全天跌幅达15%；11月，日本股市又创新低，价位接近1992年的历史低点；全球投资者仿佛进行一场放空大赛。剧烈的市场波动背后，是全球游资借投资者脆弱心理进行的场场赌博。

股市自有其运行规律。如同10年前几乎一夜间挤去几年上升而积聚的泡沫一样，现在，全球股市则以同样的方式挤去泡沫。可以肯定的是，市场越来越成熟，挤泡沫的动作只会越来越小，当然，给普通投资者带来的阵痛也只会更小。

金融市场无英雄

在10月末环球股市的动荡中，索罗斯的基金赔了20亿。索罗斯基金会发言人肖恩·帕蒂森10月31日说：“最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量子集团的表现上反映出来。”也就是说，27日的暴跌使量子基金减值8.9%，创下一天20亿美元的亏损纪录。

无疑，这对索罗斯迷们是个巨大打击。在当下，索罗斯已变成了“索罗斯”神话，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再一次把索罗斯从“大师”推向神坛，无论哪个市场波动，人们都纷纷传言是量子基金所为。索罗斯的言行，似乎就决定了全球金融界的动向。索氏说，台湾股市价格高了，加权指数应声而跌；索氏说，应该关注俄罗斯经济，就有很多人跟过去。

查一查金融发展史，其实，1987年的股灾，量子基金也是最大的输家之一。那时索罗斯尽管意识到世界经济过热，但“荣枯理论”却把他的精力指向日本，结果暴跌起源于纽约。以索罗斯的坚决果敢，当市场未如所愿时，他是要坚决出局的；他不计代价抛售止损单，打期指打得比标准普尔指数还低20%。一俟他抛完，指数马上回升，很多人因索罗斯的行为日进数百万美元。

今天，索罗斯在东南亚危机中狂赢20亿，顷刻间又送回投机市场，西方人会感谢他。他就像“二传手”，把东南亚国家银行的钱传向大洋彼岸。作为公众人物的索罗斯已很少在纽约驻足，中央公园33层的办公室里也难见踪影。经历了几年的业绩低谷，他更有理由把自己描绘成一位大方的慈善家，而非机敏的投资者，这对他个人的理想或许不是坏事，但对避险基金这个行当而言，却是个损失。

华尔街作为一个整体，向来对媒体有所顾忌的。投资是件轻松的事，不必推销，无需杀价，一切都在双方互不见面的斗智斗勇之中。走上前台，吸引报道，如同惹火上身，死神之吻，最终将跌入深渊。华尔街人普遍认为，最糟的恶运是上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封面。一举成名不只要付出代价，还可能致命。

索罗斯曾尽量回避，可时代不同了。人人都关心金融，都需要对市场做出解释，他们选择了索罗斯。而索罗斯从本质上也需要媒体，因为他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一位智者指出，华尔街是个十分俗气的地方，人们除了想赚钱，什么都不管，他们不在意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而索罗斯在意。这就牵扯到一个顺理成章的传说，一旦你惹人注意，便成历史。

富人通常有两种，一种以赚钱为乐，一种赚钱的目的是想干别的。索罗斯显然属于后者。从这个意义说，索罗斯是个政治家，而不是个金融家。

过去，阻碍索罗斯成为世界第一的或许是年龄和生而贫穷的移民背景。现在，我们又多了一种答案。奇人物，但战争更是一种毁灭力量。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过后，我们将把一切看得更加清楚 美国金融投资英镑汇率美元英镑马哈蒂尔索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