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人就有权塑造历史？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相当于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12.5英镑的索罗斯，被英国人幽默地称为英雄。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哪一个国家？

多年以前，美国将军巴顿说：“比起战争，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然而，能领略战争之美只是极少数人。1944年，欧洲各地的犹太社区大多已被纳粹扫平，乔治·索罗斯一家躲在布达佩斯的地窖之中，他们持有非犹太人的假身份证明。索罗斯称，1944年是他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从生死危难中学会了生存的技巧，这其中的两条经验对他此后的投机生涯很有帮助，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压上全部家当。

那时，英国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写两卷本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对世界大战，波普较为抽象地指出，人类社会只有两种可能的命运，其一是成为“封闭社会”，每个人都被迫相信同样的事，其二是成为“开放社会”，有更多的自由与宽容，成员能免于民族之间的战争。尽管在开放社会中，相互冲突的信仰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压力，但都必须承受，开放社会虽然不确定不安定，但要优于封闭社会。

那时的索罗斯虽然没有资格像巴顿那样感觉自己是这场战争的主宰者，也不能像哲学家那样对人类的状况作出什么描述，但他的少年白日梦具有同样的气魄。多年以后，他在《金融炼金术》中说：“从孩童时代，我就存有相当强的救世主幻想。”他说：“我把自己想象成某种上帝，或者是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者，或者更好，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我对现实有十足的认识，所以知道那样的期望太过分，因此像犯了罪一样，我把这念头藏在心底。在我成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相当不快乐的一个源头。踏进这个世界后，现实和我的幻想拉得很近，使我敢于承认自己的秘密，至少对自己坦承。不用说，这使我快乐许多。”

1949年，索罗斯离开匈牙利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他在经济学课程中并没有太多的收益，但他熟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他还曾拿了几篇论文给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波普看。波普本以为有个西方世界的年轻人能够深刻理解了他对开放社会及封闭社会的分析，但他知道索罗斯来自匈牙利后未免有些失望，因为在波普看来，那里正是封闭社会，从那里来的人很容易理解他的分析。

1956年，26岁的索罗斯结束了他在伦敦一家银行的工作，揣着5000美元来到了美国的华尔街。他先后做过套利交易员和金融分析师。1969年，索罗斯与杰姆·罗杰斯合伙以25万美元起家创立了“双鹰基金”，专门经营证券的投资与管理。1979年，他把“双鹰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海森伯发现了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而索罗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测不准”，这位曾苦苦研读哲学，想当个大知识分子的商人认为在金融市场中毫无理性可言。

70年代后期，索罗斯的基金操作得十分出色，他说：“我和基金融为一体，它因我而生，我和它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它是我的情妇。”有了这样的情人，索罗斯的婚姻自然就出现了裂痕。1978年，他与妻子分居，与孩子的关系也日趋冷淡。他承认：“这是我生活中最大的遗憾，在我的情绪中，有一种罪恶感和羞耻心。”1980年，他最初的合伙人杰姆·罗杰斯离开了“量子基金”，骑着摩托车去周游世界，他带走了公司20%的股份，价值1400万美元，索罗斯80%的股份价值5600万美元。索罗斯说：“1980年，我的成就不容置疑之后，我有了某种认同危机，如果不能享受成功的果实，忍受所有这些痛苦和紧张是为了什么？我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必须开始享受努力的成果，就算毁了能生金子的鹅也在所不惜。”

索罗斯因此创立了他的第一家慈善基金会。事实上，早在1962年，他没有多少钱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意识的负担》中说，人不一定更注重拥有物质，而不重视拥有精神、艺术和道德的价值，但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简化为货币条件。他相信市场机能的原则可以延伸至极为广泛的领域，如艺术、政治、社会生活、性和宗教。

如果按照弗罗伊德的学说来解释索罗斯对全世界负有责任的雄心，那么他少年时代的白日梦就是对他进行精神分析的入口。1993年6月3日，索罗斯对英国《独立报》说：“当你觉得自己是上帝，也就是万物的创造者时，那是一种病，但因为我熬了过来，所以觉得很自在。”他说：“是我的成功使我重拾儿时无所不能的幻想。”

除了开放社会的理念之外，索罗斯表示波普的科学哲学对其影响最深，他说：“我同意他的观念，也就是我们对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了解本质上是不完整的。这种本质上的不完整，我归因于我们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同时我们也在设法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

索罗斯无法以哲学家自居，但喜欢自居为“失败的哲学家”，他在哲学上自认为重要的创见之一是这个世界是先天不完美的。人们的决定只是根据他们对现实的注释作出的，而不是根据现实，这就叫作参与功能。索罗斯作出了决定，也参与了现实。他相信金钱可以改变世界，一如战争。

卡尔·波普撰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希特勒正按照自己的理想在塑造世界。30年后，英国作家勃里安·马奇在介绍波普哲学的小册子里写道：“达到完美社会的愿望并不是出于人类的邪恶，而是恰恰相反。怀有良好意愿的理想主义者在最真诚的道德信念支配下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构成西方历史大部分内容的意识形态独裁、宗教独裁和战争，最具讽刺意义地体现了下面这句格言‘通向地狱之路铺满了良好的意愿’，导致人们走上这条路的不满现存社会的情绪更多的是理智和想象力的产物，而不是缺乏理智和想象力的产物。”

勃里安·马奇的这段话是针对开放社会的敌人所说的，那么，开放社会的鼓吹者，富有理智和想象力的索罗斯就有理由按照他的理想来塑造世界了？

对这个问题，索罗斯给出了两个答案。他知道，开放社会成为现实之后可能比作为理想更让人不满，他说：“我们应该记住，任何社会制度导向合理的结论时都会变得荒谬而不能忍受，摩尔的乌托邦，笛福的想象国度，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奥威尔的《1984》都是如此。”但索罗斯又说：“历史是由参与历史者的错误、偏见和不正确的观念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