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里与墙外——技术将穿透隐私这堵墙

（文 / 张进飞）

新德里故事

4个月前的一天晚上，马丁·马赛意外地挨了一顿打。当时他正骑着一辆低座摩托车，穿过新德里拥挤的街道，匆匆往家赶。但当他拐入宽阔的林荫大道马苏拉路时，一辆警方吉普飞速赶上来，撞在了摩托车的尾部。被吓坏了的马赛还没有回过神来，从吉普上就已经跳下了10来个警察，不问青红皂白，挥舞着长竹片抽得他满身青紫。

这个可怜的48岁的推销员并没有犯什么大错，他只是不幸运地误入了所谓的“重要人物路线”。在新德里，有许多道路如马苏拉路一样，是为重要政治人物特别设计的行车线路。当那些顶级政治家经过这些道路时，其它行人与车辆一概不得入内。那天在马苏拉路上通过的不是别人，正是印度的总理。

马赛事件很快就成了新德里各家报纸的头条新闻。人们发现在新德里享受特殊安全保护的467个政治家中，并没有几个人真正面临着恐怖分子的威胁，他们中大多数人仅仅是为了炫耀其地位，把警车开道和保镖护送视为地位的象征。

这些特殊保护给民众带来了许多不便，如刺耳的警笛、交通堵塞等等。而且，它还浪费了大量资金。印度政府平均每年要为这些重要人物支付1500万美元保护费，给特殊保护对象(现任及前任总理及家属)支付1000万美元，为绰号“黑猫”的安全卫队支付1800万美元。

对这一切，印度国内事务部部长瓜普达的评价是“荒谬”。他指出，浪费金钱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被保护者中有许多人本身就有从腐败到暗杀等种种犯罪嫌疑。瓜普达说：“当普通公众还没有享受到基本安全保证时，为什么要给公众的仆人过分的安全保护。”

这些重要人物的个人安全已凌驾到公众安全之上。当印度总理专机在新德里机场起落时，所有航班停止运行15分钟。有些重要人物甚至命令保镖向挡路的行人及车辆开枪。对此，律师P·N·利奇说：“马赛事件只是一个开始，人们已经发现在公众与重要人物之间存在着权力之争。

尘封的历史

这种权力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公众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重要人物却竭力不想让公众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不但要使他们的生活处于公众的视线之外，还把历史像内裤一样锁在他们自家的抽屉中。

1961年10月17日晚上，3万名阿尔及利亚人沿着巴黎的街道游行，抗议警察局长对他们实行的强制宵禁令，该命令禁止住在巴黎的所有阿尔及利亚入夜间外出。警察局长莫里斯·佩彭说，这将使警察免于受到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恐怖分子的袭击。抗议者采取了温和的游行方式，有些家庭还带着他们的孩子，警察却对他们采取了暴力镇压。这天晚上，有200多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枪杀。

事后，警方只有两个人的死亡记录。新闻媒介没有报道、调查，政府保持平静，法国人很快就忘却了这件事。事情结束了。

但一些偶然因素又使这件事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佩彭，这位前巴黎警察局长，现在正面临着审讯。从1942年到1944年，佩彭在波尔多任职期间，曾驱逐了1560名犹太人。被迫害者对这位局长在纳粹占领期间所作所为提出怀疑，他在1961年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才从已尘封的历史中较清楚地显示出来。在10月的一次审讯中，佩彭对警方最初记载的死亡数字作出了修改，认为可能不是两人，而是20人。3天之后，大卫·阿索林在获政府批准查阅国家档案之后，发现1961年死亡报道的有70多人。他说：“在10月和11月，档案上全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的名字，在名字后附有纸条‘杀死’，有的还注明尸体是在塞纳河边发现。”

随着案件的继续追踪，事情也越来越趋复杂，因为佩彭一生中在公共服务机构中的任职记录的回溯将彻底打破法国政治神话，不仅是佩彭在受审判，法国历史也在受审判。

作为里希政府服务人员，佩彭曾签署命令把犹太人送到纳粹集中营，它戳穿了法国人的谎言：只有德国人在干那件事。二战以后，佩彭又在戴高乐政府中任职，80年代初，他甚至担任过财政部长一职，使里希政府与戴高乐第五共和国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一位波尔多律师说：“审判将使人们产生许多疑问，戴高乐政府与里希政府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里希政府真的只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法国真的赢得了那场战争吗？”

现在，审判又摧毁了另一个戴高乐神话，法国人曾认为、在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中，法国从未进行过肮脏的战争。政府指责是阿尔及利亚国家解放阵线组织了1961年10月17日的巴黎暴乱。

法国人重新回忆历史，但政治家们对这样的回忆显然感到不安。在案件审讯过程中，佩彭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庇护和支持。菲利普·萨金，这位戴高乐联盟的负责人发表了一份公开抗议书，他谴责政府开放1961年事件档案的决定——通常情况下，该档案记录还将密封24年。这封抗议书的标题是“够了！够了！够了！”，萨金说：“似乎有人在有意制造彼此之间的对立，我们为什么要从历史中找回怨恨与纷争？难道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和争吵还不够吗？”他指出，在这样的审判与纷争中，唯一的赢家是阿尔及利亚国家阵线。

佩彭一案可望于12月底之前结案，如果佩彭还能活到那个时候。他已是一位87岁的老人，风烛残年，脆弱不堪。事实上，这一案件的象征意义已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从一位老人的历史中，人们看到的过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过恶。佩彭说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认为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在法庭上，他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是一个犹太憎恨者？而是一个缺乏洞见力，只会讨上级欢心的官僚形象。他的律师在辩读中把佩彭描述为一个受害者，指出在二战后，佩彭也曾帮助过以色列，他的内心对犹太人充满同情，他所作的许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

佩彭也许只是一只替罪羊，也许是一个受害者，那么到底谁之罪？在这次审判中，法国左派和右派几乎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他们说，忘记历史吧，现实已让人足够烦恼。法国暧昧不清的历史也许将又一次拯救佩彭，留给公众的依然是一团迷雾。

佩彭

技术的光辉

要清除这样的迷雾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真实似乎总是被掩盖，公众处于真实之外，历史离公众太遥远，它是那些重要人物杜撰的，重要人物的生活不为公众熟知。人们长久以来试图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弄清事情真象。但每次都见效甚微。人们更不能寄希望于政治家们，当他们猛烈攻击另一帮政治家的过恶、隐私时，他们往往犯着同样的过恶，而且把它隐蔽得更紧。而现在，人们有了新的希望，那就是技术。

马修·德拉吉是互联网上有名的信息传播者，很多小道消息都是他散发出来。在8月的一份mail中，他声称某位白宫随从参谋是虐待妻子的好手，但在6万人阅读这封信件之后，马修声称消息失实，他要收回这封信并致歉。

威廉·麦克丹尼尔，该随从参谋的律师，拒绝接受德拉吉的道歉，他准备以诽谤罪控告他。迈克丹尼尔说：“那些使用因特网的人自以为在网上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法律诉讼将迫使他们明白他们必须有所克制。”

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受害者的赞同。例如设计师汤米·希尔费吉，他曾被人错误地指认为种族主义者；电影名星布拉德·比特，他被人偷拍的裸照在网上供人欣赏；作家科特·伏尼加特，被认为是某次毕业典礼的讲话者，而他从未出过该典礼。克里斯汀·范尼说：“一星半点的丑闻就会留下无法去除的痕迹。”就他们看来，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似乎是威胁。只要有一台计算机、解压器和鼠标、每个人都可成为谎言的制造者和接受者，似乎没有办法使名誉避免受到威胁，每个人都无法保护他的隐私。伴随着技术时代的来临，将是一个名誉谋杀时代。

实际上，当我们在讨论技术对人的隐私构成威胁时，每个人的心理并不相同，对于公众来说，即使技术不发达，他们的隐私也同样受到威胁。相对受到威胁严重的人，是生活在公众视线之外的人。对他们来说，可怕的正是每一个人都可成为谎言的制造者，而不是他们少数人，每一个人都可获得信息，成为事实的检测者，也不仅仅只是他们。事实不再只是封闭在只供少数人查找的档案中，而是可供公众查找的开放信息。

凯文·凯利，美国《网络》杂志的副主编说，人们虽然在说他们重视他们的隐私，他们想要的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他说：“我们认为隐私是与某人有关的信息，实际上不是，隐私与人的关系有关，它不是信息，它体现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传统的小山村里，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秘密，人们并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因为你知道我的情况，我已知道你的情况。凯利说：“他们在交换中，达到了一种平衡。现在我们感到威胁的是我们不知道谁了解得更多，在信息占有上面临着不平等。”

唯一的办法就是恢复平衡，而且正是技术在帮助公众实现这一平衡。凯科说：“如果当其它人在窥视你时，你已经了解是谁在窥视你，而且你也知道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这样你就会发现你并不觉得隐私受到威胁。”人们想要保护他们的秘密只是一个方面，人们更需要的是，平等地了解彼此的秘密。

而对于重要人物而言，掌握更多的秘密是他们重要性的一种体现，权力可使他们在铁幕之外窥视和掌握公众，如果技术使这重铁幕变成“皇帝的新装”他们一定会为他们赤裸的秘密尴尬不已。

公众也需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但我们更害怕当有人强迫我们赤裸在世界之前时，他却隐身于我们视线之外。我们需要对那些掌握我们信息的人有对等的控制。

别人在观察我，我在观察别人。从这种意义上，技术给我们新的手段，它照亮生活中阴暗的角落。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