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完就扔？

（文 / 赵弘）

吃的同时，也制造垃圾

1961年第一片纸尿片出世，推动了一次性消费的流行。一次性消费意味着绝对价值的消解。一次性是一种时代的节奏，我们对方便、卫生、快捷付出的代价是资源的加速消费。

28岁的李波在北京中关村宇飞公司做电脑生意，他的公司一年前把办公室内待客用的瓷杯全部换成了一次性的塑料杯——职员们行色匆匆的劲头和弯在盥洗室里洗杯子的模样也确实不像是一回事。但不匆匆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些用完就扔的小玩意儿。李先生和他的妻子喜欢用纸杯纸盘招待朋友，即便来的是一个人。“我们喜欢的是做菜，不是刷盘子。吃完饭后我们可以一起跟朋友们尽兴地聊天，而不是非得有个人在厨房里叮哩咣啷累个半死；或者可以清清静静地看会儿电视，总之完全不用惦记着还有一大堆脏盘子等着你，这种感觉可太好了。”

李先生的感觉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全国大约1万多家超市几乎全都有纸巾、纸杯等一次性用品出售。在西单“家佳盈”中型超市，导购小姐告诉记者，20多种纸巾每种月销售量都能达到10箱左右，约5000包，一次性塑料杯也能卖出15箱，合9000多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夏建中副教授3年来曾两度赴日访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各商场内免费提供的各种精美包装和各类用完就扔的便捷日用品：几乎人人都在用的不用换芯的圆珠笔，底部夹层中装有咖啡的便携式纸杯，老人、儿童和宠物的各种护理品，能用作毛巾、保鲜膜、包装袋的纸巾……“没有纸巾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它是日本人生活必备品之一，手绢已成了一种礼品。”

一次性用品的流行说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短暂。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一件东西用过一次或用过很短一段时间就换掉，这种主意同社会的本质以及具有贫困传统的人是背道而驰的。”在发达世界，这种阻力正日渐消失。现在在北京街头大做广告的瑞士斯沃琪手表公司已经推出一次性手表——只有电池可更换，机芯元件无法修理。

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理论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洪大用在评说一次性用品的潮流时用了无可奈何的语气：“现代社会里人们越来越失去绝对价值，很多东西变成了相对的；杯子、筷子、家具、服装，甚至自然风光，甚至爱情。一个东西对我有用还是没用，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个地方；过了此时此境，与我无关。”一次性用品群体消费的直接后果是垃圾剧增。作为全球消费水平最高、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日本每年的生活垃圾多达5000万吨，足以填满130个奥林匹克运动场；美国每年产生的城市固体垃圾约为2亿吨。在北京，据市环保局污染控制处王大卫介绍，全市平均每天要消耗泡沫塑料餐盒100万只，塑料袋则平均每人每天1个。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安然享用一次性用品带来的方便、卫生、快捷等等优越之处。《生活时报》的编辑、专栏作家程赤兵，谈起这般物品仍是无奈：“用方便筷，因为你不可能总备着副筷子到外面吃饭；用纸巾，因为没有替代品。但我的想法是能不用就不用，尽量少用。”程赤兵家里的纸杯纸盘是为外出游玩时准备的，平常绝对不用；逛超市、买菜的时候他总是自己揣个塑料袋，可通常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人家已经不由分说给装好了。“而且不管你怎么废物利用，来的永远比走的快。”

“用完就扔是一种靡费和不负责任的生活态度。商品社会推崇好的东西，可用时是享受，用后无人顾及。一次性用品流行是必然的，回收分类不细，技术跟不上，所以付出代价也是必然的。日本人每年从中国大量进口一次性卫生筷，要砍中国多少树？谁不懂环保？谁不知道树多好？可中国整个处于原始积累时期，只能牺牲环境，换取生存。

与程赤兵这样的态度相对照，还有一种人走得更远。台湾《商业周刊》曾有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兆祥的文章。在香港，他骑自行车、不乘电梯、不进超市、不食荤菜；吃自己种的菜，用自己做的纸，因为他觉得纸张用完就丢是种可怕的浪费。

近一二年，美国兴起一阵追求简单生活的运动——“求下退”(downshifting).华尔街股票经纪人多明格斯几年前向华尔街说再见，现在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之一；另一位名律师罗埃，开着已有8年车龄的“本田”，衣柜里只有两条裤子。纽约研究风尚的权威“雷贝克趋向研究所”1996年报告：“有意或无意地追求简单生活的人将增加，不断遭遇挫折的青年们将成为一群2000年的新嬉皮。”“半个世纪以来盛行的消费主义已走到尽头，一个讲究节制、朴实、反物质主义、生活简单化的时代已到来。在未来5年内，15%的美国职业界人士，1100万人，将会‘求下退’。”

周兆祥和罗埃令人敬而远之。而对消费的诱惑和困扰，人们尝试着以其他办法来面对一次性消费。据报，日本关西地区25家饭店从今年8月起作出统一改革：饭店不再向各客房提供一次性牙刷、牙膏、剃须刀等生活用品，客人若有需要可到前台自由索取，以往每月平均消耗一次性牙刷14万支、一次性剃须刀3.2万把的状况自此终结。采用新方式后，70%的客人都开始使用自带的洗漱用品。夏建中先生在访日的两年多中，发觉日本许多机关、公司、学校的食堂大多提供的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塑料杯、勺、盘，用再生纸制作的挂历与原生纸毫无二致。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早在1993年就提出，美国联邦各个机构要保证美国纸制品的20%是再生纸。据美国全国再生联合会统计，1991年美国垃圾再生业的产值为33亿美元，1995年则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

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尔以经济学方法研究婚姻家庭问题，他认为任何一桩婚姻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夫妻双方代价与成本之间的关系，一旦失调，婚姻必将出现危机。一次性用品与人的前景也大致若此。还不止是一次性用品，用洪大用的说法是：“现代社会中什么东西都被对象化了，永恒的东西越来越少。”

“永远有多远？”

罗全，女，25岁，某外企翻译

我是一次性用品的极力推崇者。我第一次发现纸内裤的时候，简直是满怀喜悦地向圈内朋友推荐。多好的东西呀，平常要伺候个没完的东西一扔就行，扔了也穷不了，得到的是方便、快捷、舒适。

东西没必要分个一次性、永久性，东西说到底都是一次性的，汽车还报废呢，永远有多远？我的概念里没有永远，只有最远。把它的价值用到头，就是最远。戴安娜进入王室15年至少扔掉780套内衣，平均一个礼拜一套，肯定都是名贵产品，到她那里全成了一次性，一个纸杯我还冲好几道水喝呢。对物的尊重在于实现它价值的程度，而不在于它延续的时间。真正对资源的浪费在于它没完就扔，可什么时候完，对消费者和社会来说是不同的概念。纸杯被水泡够了，它在我手里就算用完了，但扔到垃圾堆里，它还是纸，是资源，它的用处又有了一个新起点，需要技术、措施、社会机构等等将它再生再造再利用，至于这个过程会要求我把纸杯放到哪里、交给谁，只要告诉我，我肯定做到。

“用完就扔就等于回收再用”

ChristophePirard

克里斯朵夫·彼拉尔

法国大使馆文化处职员

法语中没有“一次性用品”的说法，而是相当于英语中的disposableproducts(用完就扔)。这东西在法国比比皆是。装着一卷胶卷的简易相机售价只比胶卷贵几个法郎，照完就可以扔掉。刀片，你去查字典，解释用完就扔的产品时，举的例子就是刀片。几个法郎买一打，用完谁还留它？我手上的圆珠笔，以前都是可以再装芯的，现在全都拆不了，写不出就扔掉。纸巾，5法郎买20包；打火机……什么？你说纸内裤？没听说过。我猜是日本传到你们中国来的。这些东西我不喜欢，不美。手绢、衣物我都挑中意的，不愿买了扔，扔了再买。现在很多法国年轻人餐具也都一次性了，赶急事儿还可以，真把葡萄酒装在纸杯里请人喝会被笑话的。这些用完即扔的作法涉及到奢侈品就会行不通，BIC公司曾推出过一次性香水瓶，其实香水用完瓶子也是要扔掉的，但谁也不喜欢推出时就说好是一次性的香水，香水该是种能引起人无穷回味的物品，结果BIC的那种香水很不好卖。

在中国，我最常见到的一次性用品是纸巾、塑料饭盒和卫生筷，数量极大，但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在中国医院里的物品居然反复使用。在法国，医生的手套、口罩、床单垫都是用过一次就要扔掉的。

现在我们用完就扔的东西就等于是可回收再利用的东西。生产时用的就是可回收的材料，通常只用一种原料，生产出来以后都带有标志，学校里告诉小孩儿，这个标志表示可回收，小孩子们都会把所有带回收标志的东西分类装垃圾袋，这样能减少浪费，减少污染。法国人散漫惯了，浪费还是有的，在这方面德国和北欧国家更先进些。

城市垃圾治理纪事

1957年北京短时间尝试垃圾分装试点。

70年代始日本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

1989年深圳基本普及垃圾袋装化，后来专家发现，塑料袋本身又构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1994年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开始实行分类在户、废物循环利用的垃圾收集方法，至今深埋垃圾减少了40%，垃圾循环利用率增长20%左右。

1995年12月英国环境部发表政府白皮书《让废物发挥作用》，提出在2000年之前对其中的25%作再循环加工或制肥处理，并使全英80%的家庭能够方便地参与垃圾分装和再循环过程。

1996年2月上海、北京等地进一步开展垃圾分装试点。

199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国家环保局和铁道部有关领导带领青年顺着铁路沿线拾捡各种塑料餐盒、塑料食品袋等“白色垃圾”。

1996年7月1日我国铁路全线开始实施严禁使用泡沫塑料餐盒

1997年4月日本《再循环法》正式生效。该法律规定，所有生产纸张、塑料、玻璃以及金属容器的企业或公司都必须在公元2000年前制定并落实再循环措施。

1997年5月珠海市向企业单位和居民征收垃圾处理费

1997年9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出通知，要求泡沫塑料餐盒销售者要完成30%的回收率

1997年10月重庆市决定从明年7月1日起禁止在本市生产、销售、使用泡沫塑料制食品包装容器和餐盒。此前已有上海、杭州、哈尔滨、厦门等城市出台类似规定。 一次性用品塑料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