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了享受田园生活的物质基础

（文 / 李孟苏）

屈亚萍很漂亮，像那些肥皂剧中的主人公一样，经历曲折，赚到了钱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开着私车去俱乐部骑马。现在她可以不用去俱乐部，而在自己的土地上骑马，因为她办了个私人农场。

在去她农场的路上，屈亚萍向记者讲述了她的故事：

我喜欢骑马。骑马是一种本领。几年前，曾在康西草原上看到一个很帅的女骑师策马扬鞭，很羡慕；我想我也可以学会骑马，并且能骑得很好。回北京后，在稻香湖俱乐部学习英式骑马。教练对我说，马有3岁孩子的智力，喜欢摔人，这时候你只有爬起来重新坐到马背上，马才会渐渐听你的话。有一次我被摔得脊椎都有点错位了。当然，我学会了骑马。

我的心脏不好，每次犯过病后就觉得剩下来能活的每一天都是我赚的。所以我学会了乐观。打台球、骑马、钓鱼、跳舞、开快车，我都喜欢。我的汽车后备箱里放了满满一箱东西：鱼竿、马靴、马鞍……有时候开车去顺义，路上看到有清澈的小河，就停下来，钓会儿鱼静一静再赶路。朋友对我说，屈亚萍呀，你真是个花花公子。哈，只是热爱生活。

当初办私人农场，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养两匹马，每天清晨喝新鲜的牛奶，盖间农舍用木篱笆圈起来，过一种隐居的生活。想时时刻刻保持轻松的心情。现在，农场办起来了，跟我想象的还是有距离，很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但是我仍然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梦想——如果我没有这个农场，我不会开着车享受这么好的大自然，看不到刚才路过的小河沟、漂亮的转弯。我可以时时呼吸到泥土的芳香，感受到脚踩着土地时的松软。人依靠精神的满足可以弥补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事事我爱自己做。我行，不依赖别人，想起这些，我很得意。

现在不论怎样，我都必须融入农村社会，许多问题逃避不了。

有位解放军给我写了封信，质问我：你种了这么多田，村里农民怎么办？认为我剥夺了农民的生计。我在村里打了井，安装了变压器、增容器，30年后这些都是村里的，我拿不走。我不是守财奴，投资收回来后，我愿为村里修路，资助考上大学的孩子。农民对土地缺乏足够的资金和科技投入，我联系的良种，不仅自己种，也给他们种。蔬菜、粮食的回收，我用自己的渠道帮助他们。我以后搞畜牧业、加工业，可以吸收村里的剩余劳动力，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我这样的人来到农村，他们应该欢迎。嗨，现在村里哪还有多少人种地呀！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我办农场是把它当成一个乐趣，一种事业，一项投资，不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的行为应该对他们产生好的影响。

农场总共投资70万元。除了六七万元贷款，其余全是个人积蓄。压力很大。哎，无所谓啦，钱是自己挣的，不用就是废纸。我承包了580亩土地，承包期30年，其中500亩大田，种麦子和玉米，50亩露天西瓜地，7个大棚，6个暖室。有一台小型拖拉机以及各种农具。

我对农场的设想是：第一步，将和农村发展中心合作，把500亩大粮田都变成种子田，并培育“无公害绿色蔬菜”，注册“绿色蔬菜”品牌，提高土地含金量。第二步，发展畜牧业，饲养黄羽肉鸡。因为黄羽肉鸡皮薄肉香，在市场上正逐渐走俏，黄鸡适合北繁南养，可以办一个黄鸡的祖代鸡场。第三步，搞粮食加工，提高产品的品质。第四步，在城市成立销售中心点，形成一条龙连贯作业。

农业产业化不可避免，大农业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我和农民不一样，我走的是科技大农业的路子。农民不懂如何把科技转化成生产力，只愿使用成熟的科学技术。中国的农业其实很需要高层次的人来经营。

投资农业资金回收很慢，虽然它是朝阳产业，前景很好，但指望它迅速赚来钱，是不可能的。既把它做为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又要把它当成一个生意来经营，有时是很矛盾的。许多人知道我的事情后，认为农场是特赚钱的买卖，跑来向我咨询。这其实很无聊。他们根本不懂得我为什么做这农场。我不把它当成赚钱的机器，当然我不可能让它赔钱。我只是喜欢土地，就是赔钱也没有关系。我想让别人看一看，同样是一块土地，农民干得苦哈哈的，到我手上就成了金子。

由于不懂农业，农场这个“生意”不如以前我做别的生意那么顺手。更难的还是农村复杂的人际关系。

农民有许多狭隘的地方，挺让我烦心的。和农民打交道两年来，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处理方法变得很超脱了。有时候，他们说话、做事对我的人品、自尊都有些伤害，我学会了无所谓，学会了不和他们计较，毕竟层次不一样。农民对外来的人都有排斥心理，开始时我遇到许多人为的阻力，比如我无法用队里的生产设施，农具的丢失等等。好在现在是市场经济，诸如买化肥、地膜等许多事情不必依靠上面指标调节，这就减少了许多麻烦。

我和道口村的村民距离很远。在村里住的时候我和他们不来往。我们彼此不理解对方的为人处世方式，他们觉得我对人冷漠，我认为他们把简单的人际关系复杂化。我并不是去落户，自己每天很忙，加上“私人空间”意识强，他们无法干涉我的生活。我是以一种完全城里人的心态来农村“工作”、“生活”的。

我雇了26个农工。除了生产上的事，和他们没有别的交流。他们应该不会有我是地主，他们是扛长工的想法。不过，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下乡来种地。我们表面上相处得还不错。当然也有矛盾。因为城乡之间的各种差异，我和农工之间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时常完全迥异。农民是很难管理的，他们不明白雇佣关系是种最简洁、最容易相处的人际关系，因此我雇了位当地农民当场长，有事情只找场长。

场长我先后换了3个。前两个场长没有理顺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当他们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农忙时就撂挑子跑回家，我只有亲自上门劝说。这3位场长的共同之处就是农活干得好，但文化水平太低，现代管理一窍不通。下次再找场长，真得找个懂管理的。农工有时让我觉得他们又可怜又可气。农忙时他们会因为一天三餐只有一顿肉菜而罢工，时间观念模糊，我无法用管理现代企业工人的方式来管理他们。所以，我能深切理解毛泽东说的“中国最重要的事是教育农民”这句话的正确性。

我在村里有座院子，是废弃的学校，8亩大，16间房，刚住进去的时候荒草长得比人都高，夜里门窗被风吹得噼啪乱响。我先生从不插手过问我的农场。我们俩首先是哥们儿，其次才是夫妻。夫妻两人合做一件事不好，如果事情做不好，家庭会受影响。人互相得留个余地。今年国庆，他和一帮朋友去围场，而我半个月都在忙着收棒子种麦子。为什么他必须要帮我？他有他更喜欢做的事。他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没有阻挠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追求一种自由，现在也达到了这种自由，不必像大多数人那样为生计所累。在农场，晚上看书要看到半夜两三点。农村很静，睡眠质量很好。有天半夜我突然想开车，就到高速公路上跑了一个小时，看被灯光照得绿荧荧的路标。一个人有再多的钱，可每天只能干一件事，有何乐趣而言？有了农场以后，我有了享受田园生活的清纯的物质基础。

30年呀，这是我的后半生。

在农场，她去大田看冬小麦的出苗，到暖室看蔬菜的生长。她雇的场长老高半真半假让她炒掉他：“你可给我找了个好差事！”老高还说，村里人没想到她的农场收了那么多棒子，很嫉妒。

屈亚萍的大田被绿色的杨树、红色的莎草、白色的荻花包围着。秋风把这些美丽的植物吹出了美丽的弧线。

天黑下来，她开车送记者到大路上搭乘回城的车。这一天是农历九月十五，月亮很圆，橙红色，就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赶路。

屈亚萍，回族，北京人。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经济管理系，分配到北京二商局做会计，因为个性无法容忍机关工作的按部就班，于1987年辞职，考入中关村颇有名气的信通集团公司。1992年与一朋友合开一家电脑公司，1993年自己注册一家电脑公司。1995年她萌发了投资农业的念头，经过可行性论证，她在北京市顺义县北务乡道口村承包了580亩土地，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农场。

“新下乡”与财富

1996年底，国家农业部公布，我国工业生产的平均利润率约为10%，而农业利润率已达60%，成为五大经济部门中利润率最高的产业。与农业相关的产业把许多人送上了财富的顶峰。

《福布斯》公布的’97年度全球500富翁排名榜上，四川的刘永行以8亿美元的总资产跻身第219位，成为中国内地唯一上榜人物。刘永行四兄弟于1982年以1000元创办“育新良种场”起家，后开发生产饲料，并经营金融。刘氏兄弟的四川希望集团已成为中国内地私营企业的首富。

山东人马守道，在巴西购买了1700公顷的土地，科学种粮养牛。如今，他的“善意”农场成为巴西农业现代化管理的样板，他本人先后16次获得当地政府颁发的奖状和勋章。

广州人赵甲“文革”期间曾上山下乡插过队，1996年，他在广州郊区租地400亩，投资经营“天龙庄”。赵甲在农庄中修筑了环山山庄公路，开挖了环山集雨渠，筑有鱼塘、猪舍、鸭棚等一批农用设施。现农庄饲养有肉猪、良种鸭、鱼、鸡等，栽种了芒果、石榴等果树。赵甲说：“我家在广州市，到农庄只需个把小时车程，就像家门口一样，既可享受到城市的文明生活，又可以拥有农村的清新空气和休闲方式。”他还特地从广州赛马会买了两匹马，骑着马巡视农庄。赵甲计划逐步把“天龙庄”建成休闲度假的旅游农庄。 三农田园农民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