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51)

（文 / 陈宝国 王学权 李平 刘国信 夏志琼 贾抒 徐斌）

自己买下自己的工厂，从无产者变成资产者，这确实是一种命运抉择。值得讨论的是，这样的改制下，普通工人的命运发生了什么变化。会不会由国家包办变成“一切由钱来把握”？

北京陈宝国

意识形态问题

南京扬州路1号 王学权

好莱坞亦与成龙合作拍片，酬金多多，但成龙这厮倒也有趣，提出一个看似玩笑、实质上却包含意识形态问题的条件：他扮演的中国人必须是最后的胜利者，否则就“拜拜”。成龙宁愿放弃进军好莱坞的机会而偏要一厢情愿地为中国人争一个face，其实就是因为民族自尊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成为自己的行为标准，那就是——他不能忍受中国人在美国人手下当狗熊，尽管只是演戏。

前几天我看了一张VCD，名叫《拳行天下》，美国人拍的。看到大半，我看不下去了，原因在于其中一个镜头极大地刺激了我——在擂台上，美国拳手把中国拳手的脖子扼住，摁在地上，举拳欲击，而中国拳手满眼哀怜，一副绝望之态。

看来，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没有肚量容忍自己在影视作品中被别人打败，这并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而是意识形态使然。因为，演戏固然是虚的，但视听的灌输却是实的，角色本身固然是虚的，但感觉的刺激却是实的。

正如意识形态，“意识”固然是虚的，但“形态”却是实的。

只能捐钱吗？

北京将台乡 李平

政府号召大家捐钱捐物给一些温饱还没有解决的贫困人口，我们全家都一致响应。我爸把他那件1958年买的棉猴终于捐了出来，那是一件质量依然不错的冬衣；我妹则捐了前年买的一件皮夹克，那件过时的衣裳她一直不知如何处理；最令人感动的是我儿子，他把他一身“李宁”运动服也捐了出来，然后开口要我给他买一身“耐克”。我没什么可捐的，只好出力，抱着这些东西和其他一些杂物，沉甸甸的一大摞，走到居委会。没想到居委会门前贴了一张布告，说本小区要求居民自愿捐款，不接受捐物，理由是物不好处理，钱好处理。这肯定是一件违反政府精神的事，不知是从哪一级下的命令要求我们只能用钱来表示爱心。

科普文章“打架”，百姓如何生活

山西阳城畜牧局 刘国信

现在癌症患者比例较高。于是乎，各种媒体纷纷以其极具权威的面孔介绍一些形形色色的“抗癌物质”，如紫菜、海带、芦笋、白萝卜、土豆、大白菜、西红柿等多达几十种，似乎与我们生活相关的各种水果蔬菜都有抗癌作用。为此，许多人大惑不解：我们每天都吃的是抗癌食物，为什么癌症患者的比例仍然那么高呢？事实上这些结论并不确切，如有关紫菜抗癌的说法，其来源于日本一家研究机构，该机构医生通过一次一组动物实验，以一系列的数字“证实”了“紫菜含有抗癌成份”；但结论公布仅一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5名权威医学家就指出，这种说法很可能“依据不足”，随后他们通过同样的动物实验后，果然以一组相同的统计数字否定了前种结论；于是又有一家报纸称：紫菜只是日本人爱吃，至于能不能抗癌，其实并无特别功效，因为日本癌症患者一直有增无减……读了这些文章，真叫人亦真亦幻、哭笑不得。

还有一些报刊关于“中老年人不宜吃鸡蛋”的告诫性文章，文中说，因鸡蛋的蛋黄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它是诱发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及脑中风病的元凶。看了此文，一些老年人和患病者不得不忍痛割爱，同鸡蛋“绝裂”。其实这也是在以偏概全，科学研究表明，鸡蛋中虽含有较高的胆固醇，但同时还含有大量的卵磷脂，卵磷脂有降低血脂的独特作用。因为卵磷脂被胃肠吸收后，能使血液中的胆固醇脂肪颗粒变小，悬浮于血液中而避免在血管壁上沉积，同时还能促进胆固醇透过血管壁而被吸收，所以使其失去了危害性。因此，专家们从更科学的角度忠告人们：可以放心地食用鸡蛋。

这里就存在着科研成果的权威性与普遍性问题。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科技领域不断有新观点、新发现的出现，这本是正常现象。这些新的观点、技术大多数无疑是科学的；但也有些尚属实验性的初步研究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性，仅能在内部学术报刊上发表，而将该文不加任何引示地转载于新闻媒体，公开呈现在大众面前则有不妥与误导之嫌。

“克隆”文化

辽宁凤城农行 夏志琼

儿子喜欢读书，我给孩子购买图书时，认认真真地翻阅一下，发现图书中的“克隆”现象十分严重，如一篇《卖火柴的小姑娘》，孩子的图书中竟有8本中同时收录，《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有9本图书收录。自己一算计，为孩子购买的图书中，有20%多是重复的文章和内容，新书不是新知识。

“克隆”文化不只是儿童图书，中外历史名著更严重，如《红楼梦》、《水浒传》等都有多家出版社的多个版本，前几年出版界曾掀起一股散文热潮。诸如《名家经典散文》、《散文精选集》、《散文杰作珍藏本》、《散文精品大系》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这些出版物大多成套炮制，有些还不拆零销售，令读书人倍感困惑。一位读者为了得到贾平凹的《人病》，不得不花上几十元钱买下了整套的《中外永恒主题散文精品》。影视作品更是大碰撞，像《孙武》、《施耐庵》、《胡雪岩》等反映历史名人的电视剧都出现了多家同时拍摄，重复投入资金高达3000多万元。此外老剧新编，短剧拉长等现象也是文化“克隆”。

文化成为商品是好事，但是经过“克隆”出来的文化要找到市场，只有让“克隆”人手持“克隆”出来的钞票去买才行。但我们不能每天都过“克隆”出来的日子。

一年招生两次？

北京 贾抒

我不明白为什么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大学都一年只招一次学生(孩子)。在我看来，如果每年的春、秋季都招生，至少有以下好处：

1.每个孩子都能在满3周岁的半年内入幼儿园、满六周岁的半年内入小学，有利于早期教育，也可早些解决一些家长带孩子的困难。2.一个班级中孩子的年龄差别从最多差一岁缩小到最多差半岁，更便于教学和管理。3.孩子的智力发育有早有晚，每个年级都有春季班、秋季班以后，一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只要多学好半年的功课就可以跳半级；而一些智力发育较晚，或因探亲、生病等原因耽误了几个月功课的孩子只要降半级就行了，想赶上也比较容易。4.考试失常即使对一个天份很高的学生来说也在所难免，何况还有身体的、家庭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如果有春、秋两次招生的话，落榜学生只要补习、等待半年就可有下一次考试机会，大大节省了时间，也减轻了家长的负担。5.从学校管理的角度说，虽然增加了有限的工作量，但一次离校、入校的人数比较少，减轻了对学校管理工作的压力；能解决一些任课老师一年当中忙闲不均的问题等等。

我认为这种改革挺值得也很必要。

开会与“学习”

山东师范大学 徐斌

中国的会多，早已世界闻名。比如单位无论大小，机构无论轻重，每周一般都有一个例会(我此时使用的Windows3.2中文版的ABC输入法里面就有造好的“例会”一词，可见例会的思想不仅是深入人脑，而且也深入本土化的电脑了)。这样的例会常常遭到永远没有机会发言(也不想发)，又自以为是的小字辈的讨厌，也常常令不请中华会文化的外籍人士不解。我们自己，也是反反复复检讨了多少遍，为了检讨会议多的危害，又不知道开了多少会，可结果会山更加巍巍高耸，让无数人穷其毕生精力也登不到峰顶。

我所在的这所大学，每周，这些被社会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人，需要正襟危坐，“学习学习”。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们的黑色幽默？我们的智商实在是在人类中出类拔萃的——有谁还能想起这样卓绝的浪费众人生命的办法呢？一群有思想的，可称上是“知识分子”的人，定期地聚在一起，被“学习”一番，的确妙不可言。按照一些后现代的艺术标准，众多的中国人定期地开这种并无多少实际内容的会，可说是一次次反戏剧的集体大上演，而此事还要进行相当长的时间，虽然许多人早已看出了其中的可笑、可叹和可悲。也许终有一天，会有一个“不更事”而勇敢的小男孩，站在旁边大声说：“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学呀！”然后开会的大人们先是试探，继而附和，再就异口同声地说：“是呀，其实我们他妈的什么也没学呀！”然后从各自的会场作鸟兽散，各忙各的去了。下棋的下棋，织毛活的织毛活，打球的打球，读书的读书，社会反而因此更活跃，个人也多一份轻松。但目前，我们只有拿出一个面孔/面具，继续端坐一方，手捧茶水，怀揣报纸/毛线活儿，身在会议厅，脑想窗外事，共同蓄谋屠杀自己的时间。我看够和受够了这样赤裸裸的被称作“学习”的无所事事。什么时候我们向我们自己，作一个永远的谢幕，不再上演这样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