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51)

（文 / 叶蕾 王新 施武 杜比）

穿衣睡觉

叶蕾

我们楼上的公司经常卖些外贸服装，我的女同事一次看中一套睡衣，丝光粼粼，镶了滚边。以后她在家就穿着这一身走来走去，她的母亲拖地途经她的身旁，自然心理不平衡，立即爆发“老妈子”的牢骚。脱衣睡觉，起床加衣，是我们的老习惯。显然我同事并不会在被子里穿这一身，以避免“衣锦夜行”之憾。她只有一回家就开始穿，幸好她不必亲下厨房，否则油渍就是睡衣上的装饰。

我和电脑下象棋，不知是哪里来的软件，进入之前先要问你几个无聊问题。其中一道选择题是：“你怎么看待光着身子睡觉？”给的几个选项为：a.恶心；b.健康；c.方便；d.睡衣挺贵。我毫不犹豫选了a，但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日本人都会选b，他们称裸睡为一级睡眠。

我妈特别喜欢看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她说：“你看，北方人睡觉都不穿衣服。真是不卫生。”她的意思是把被子弄脏了，“而且被子总不洗。”她又补充道。因为如果不穿衣服，那么被子就成了内衣，那就得常洗，而据她过去的求学经历，从未见北方同学洗过被子。她一走是诋毁人家呢，而且犯了以偏概全之错。

我觉得d答案最有意思。我们今天时常接触一些内衣广告，这是个十分奇怪的产品。我们单位的一位男士，已婚，妻美如花，而且是具有经济实力的。杂志翻过内衣广告页时，他对那些如同铠甲一样繁琐的花边、扣绊、吊带嗤之以鼻：“良家妇女哪有穿这个的？”

国庆节我们一行七八人乘长途车去本省一个偏远县城，吃一个男同学设在老家的喜酒。因为新郎新娘都不在那里工作，所以新房里没放什么东西，只在衣架上挂着一红一蓝两件绸光闪烁的睡衣，十分引人注目，可能是哪方的家长着意布置的。大家都没说什么，但新郎怪不好意思的，在我们翻完他们的结婚照册子以后，衣架已经空了。

婚姻圈套

文 王新

图 王焱

因为看多了言情小说，所以我曾对婚姻有着极浪漫的想法，我希望我跟我的女主角能经历一番惊心动魄的恋爱，然后披上婚装，戴上戒指，心里说：这是我这辈子的伴侣了。

实际上，这是极普通的想法，并不一定跟读多了言情小说有关，也并不一定多浪漫。但真正结婚之后，才明白当初对婚姻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就是浪漫的。

我结婚的动力来自于女主角单位里要分房子，女主角对我说，结了婚就可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了，这房子让我们神魂颠倒：我们盘算着该怎样装修。当然，我们要先完成得到房子的必要条件：结婚。

世事难料，我们结婚之后，女主角的房子却没有分下来，她一气之下辞了职，换了工作。结婚与住房，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可我的感觉就像去参加一次晚宴，凉菜吃完了，热菜却不给你上了。我们结婚了，却不给你房子了。

我有时想，当初我们结婚时，应当像站在神父面前那样站在房管处的头头儿面前，他问我们：“你愿意要这个人为妻吗？你愿意嫁给这个人吗？”我们说：“愿意。”这么回答之后，房管处的头头儿就把新房的钥匙交给我们，鼓乐齐奏，婚礼隆重而热烈地进行下去。

住房一事弄得我们的婚姻生活颇有缺憾，我后来颇为自私地想：这件事真像是个圈套。问题的关键在于，我还不想结婚呢，却为空中楼阁丧失了自由。

值得宽慰的是，我的一位朋友竟为了自由误入婚姻圈套，他的女朋友说，咱们结婚吧。她的理由是，她正办出国手续，而单身女子很难拿到签证，结为夫妻，她去美国就方便了；男人依旧自由，既可以留在国内享受独身的自由，也可以去美国涮涮盘子，进可攻退可守。我的朋友被这美好前景迷糊了，高高兴兴地结了婚。如你所料，那女子签证依旧没成并打消了去美国的主意，跟他说，这么过不也挺好。

照这位朋友的想法，他们婚礼中的“神职人员”应该是使馆的签证宮，问他们是否愿意娶嫁对方之后，就签证放行。

如果没有美国签证和住房，我的朋友和我可能还都过着独身的生活，并为婚姻做着准备，至于什么时候准备好，那可没准儿。套用一句儿时常喊的口号，叫“时刻准备着”。不过，如今我们都能接受现实了，想想我们臆想中婚礼的“神职人员”，那个房管处头头儿或使馆签证官，我们知道了，原来关于婚姻的想法浪漫了。俗人是不该瞎浪漫的。

老吴

施武

福柯曾描述过19世纪的基本话语形式，那就是：告诉我你的欲望是什么，我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人。这种话语形式正是我们一向熟知，也一向应用的。反正，我一直是这样看待别人，也是这样反思自己的。不管是张三李四，如果他迫于“无奈”干了很多一般意义上的坏事，但是，一个偶然的契机使人们发现，他其实特别孝顺老母，也一直想干点正经营生赡养老母，这时尽管他恶贯满盈，我也会一下子被他感动，觉得他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这样的话语形式下，我一直就把老吴(与我有15年的深厚交情)当成一个义士。他有一副真正的侠肠，并且我一直以为他也有义胆，只是因为没有碰上过什么需要真正用胆的事，所以老吴一直没有机会表现。我之所以这样评价老吴，是有所根据的：首先他是个金庸迷，并且迷得特别有深度，他把金庸放置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理解，从先秦的刺客精神到江湖规矩他理出一个极具文化性的线索。其次，远在他看到金庸作品以前很多年，他的鼻梁已经被打歪了，一个手指头的关节被反方向折了一下。干这些事的时候都是因为他有侠肠义胆。但那时，他还是个没成型的少年，而且，我不认识他。

现在，老吴的身份是个学者，可是他总是非常不情愿地干着他的学术。所以，除非生计需要，他已不在酒桌上茶几旁或爬山漫步时谈论到他的学术，他的热情永远在那些云游天地，行侠四方，伸手点雁，抬脚踩兔的义士身上。说到底，他太想像他们那样生活了。

由于他的缘故，我也受了点感染，而且仗义行侠的机会我碰上了，并且和老吴在一起。地点在北京沙滩，时间是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和老吴走出一个书店，眼见三个壮小伙风也似地追上了一个同样壮的小伙，瞬间内，被追的小伙被掀翻在地，紧接着是目不暇接的拳脚飞腾，倒在地上的那位已经血流满面。可气的是，那三个追杀者仍没有停手的意思。这时我已经管不住自己的脚追了过去，并且横身就要挡过去。套话是说时迟那时快，身后的老吴像拉大象一样把我拉退了现场。理由是：“我要不拉你，你也得跟那个倒在地上的一样了。”

这叫我怎么评价老吴！

但是，老吴找了个机会告诉我维特根斯坦表述的20世纪话语：你干了什么，你就是什么人。如果再引出萨特的说法会更让我迷惑：没有兑现的愿望正好说明你不是你想当的那种人。

回想当时老吴把我拉出打人现场后，我也真的越想越后怕，幸亏老吴把我拉出来。那我到底是什么人？

(本栏编辑：苗炜)

好看就行

杜比

多年以前，我在大学里求学求上进，那时，宿舍里有一台电视机，每到晚上，电视机前就会聚拢一堆同学。关于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同学们分为两大派别，一派喜欢看娱乐节目，唱歌跳舞体育比赛，另一派喜欢看艺术气息浓的节目，如外国电影电视剧(名著改编)，虽都是看电视这等无聊的行为，却隐隐地也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分。

某日，两大派别为争电视频道吵闹了起来，娱乐派要看一出香港肥皂剧，艺术派要看一部梁赞诺夫的苏联电影。两派各不相让，搬出各自的一套理论来论证看哪个更有道理，娱乐派称苏联电影太沉闷，即使是梁赞诺夫也挺忧郁，艺术派称香港肥皂剧胡编乱造，一点儿艺术感染力也没有。争论的结果是娱乐派占了上风，为了免于流俗，艺术派的几个学生愤然离座，只剩老张一人。

老张留下并非要看香港肥皂剧，而是要等我们看完香港肥皂剧之后再看苏联电影。众所周知，香港肥皂剧每一集都不过40分钟，而阴郁的苏联电影通常有两个小时左右。

有老张在那儿坐等，我们几个看香港肥皂剧的人不免有些紧张，但好不容易抢得的权利不能拱手相让，便夸张地做出看得津津有味之状，谁料老张看那部肥皂剧时也颇为投入，我们便问他：“这等俗戏，你也爱看？”老张便不好意思起来。

我说这段旧事，是琢磨那些现在在报纸上批评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的那些评论家或娱乐记者们在看这部电影时是否也会觉得有趣，是否会笑。

当然，如果他们笑了，也并不因此就丧失了批评的权利。对这部电影的批评主要是说它没有思想，是小品，以大师的才华不该干这等小儿科的事。

我相信那些批评者们希望从这部电影里看到更深刻些的东西，就像以往的张艺谋或陈凯歌电影那样，总让观众觉得导演要表现点儿什么似的，还能在国外获奖，以证明我们中国电影也挺有深度。

套用一句老话，这里有个“为什么人”的问题，电影要有票房，要让大家喜欢看，这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问题。张艺谋提供了一定的乐趣，这就够了。观众们老说国产电影不好看，可咱们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导演还有几个，这状况想起来怪矛盾。

大导演为我们拍了部还算好看的戏，就有人说思想不够，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有人在思想上有自虐的倾向，非要有人在哪儿刺激一下才觉得过瘾。有这种毛病的人大可以找几本哲学书去看，或者找几部法国电影去折腾一下自己，犯不着跟票房纪录过意不去。

当然，还可以找伍迪·艾伦的电影录像带来看，一边哈哈大笑，一边体会那个“老流氓”的思想。

但要命的地方是，不要在该笑的时候还板着面孔思索更严肃的问题。一个人觉得自己有思想，且觉得另一个比自己还有思想的人有责任为自己提供思想，这样想下去就会“想你想得睡不着觉”。 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