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导演“嘉化”改革

（文 / 方向明 张洁 姚宇军）

李守昌改制之心何以迫不急待？

1997年1月10日，星期五。重庆市化工局请宜宾县肖健康县长作报告，主题是产权制度改革。肖健康把宜宾县的国有企业全部出售，是四川颇有名气的改革人物。嘉陵化工厂厂长李守昌事先闻讯，向化工局争取到30个名额。当天一早，李守昌率全体中层干部提前半小时赶到，会场一开门抢先入场，30人齐刷刷占居第一排座位。听完报告后，李守昌异常兴奋：“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道路。”

当天中午回厂后，李守昌便与中层干部展开热烈讨论。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李守昌和J领导开始起草报告，请求职工出资购买嘉化厂，把这家国有企业改造成全员股份制。1月13日，星期一，申请改制的第一份报告递交化工局。李守昌觉得力度不够，他想以全体职工名义给重庆市市长蒲海清直接写信，两天之内，582名上班职工除2人之外，580名职工签名。

报告递上去，李守昌焦急地盼望着。等到星期六，天刚亮，他就给化工局长打电话，要求到家里汇报，对方告知已有安排。第二个星期，局长工作排满。又到星期六，李守昌如法炮制，还未见上。2月3日，星期一，局长好不容易在中午1点到2点之间腾出时间，李守昌立刻率领导班子，中午11点半等候在化工局门口，全体饿着肚子。

李守昌改制之心如此迫切，直接动机在于他面临巨大危机。嘉化厂自1993年以来，亏损逐年扩大，迅速滑向破产边缘，如果企业垮台，对李守昌是一个彻底否定，他不服这口气。但摆脱困境的现成办法已山穷水尽。由于企业效益下滑，职工开始逐渐涣散，对领导班子的信任度日益下降。李守昌算计，只有找到一种崭新途径，把职工的心再次凝聚。

从何下手？李守昌决定动产权，首选股份制。他对记者说：从目前的利益机制看，我们的工人主要关心收入多少，企业资产是否增值不太关注。假如我让职工为了企业长远发展，暂时降低收入，他们肯定有意见。如果让职工在企业里拥有资产，他们对企业就有了双重关注。

改到深处是产权，李守昌对此有铭心刻骨的体验。早在70年代末，李守昌就认识到，人的积极性离不开物质刺激。1978年，当时任厂党委副书记的李守昌负责起草企业奖金制度奖励办法。他没想到，虽然当时每月只有几块钱奖金，职工竟那么在意。可这些年来，工人积极性并未随奖金增大而水涨船高。有一件事使李守昌再次茅塞顿开：早年间，嘉化的车队每年要亏40万元，李守昌觉得不如到社会上雇车，遂决定把汽车卖给车队职工，连车带人剥离企业，没想到司机为之一变，从指挥不动变成死缠着要活儿，不给就骂“不讲交情”。

1988年底，李守昌开始尝试股份制，他先搞了一次职工集资，号召每个职工交200元。当时有80%的职工自愿参加。第一个月过去，李守昌给参与集资者每人发了4斤白糖，不集资者没份。没过多久，又给每个集资者发了两瓶洗发香波。集资满一年后，他宣布24%的兑现率，发了48元钱。这一下，没有参与集资者后悔不迭，李守昌借机网开一面，让他们写一份“决策失误书”，然后交上200元。在全厂职工每人有了一份入股准备金后，李守昌便向内部股份制过渡，把入股准备金从每人200元弄到1000元。

不过，李守昌并未如愿以偿。那时候嘉化效益正好，上级岂容李守昌和职工入股来分国家利润。李守昌遂借企业办三产之机，创办一家股份制贸易公司，由职工自愿入股，李守昌为最大股东。这家公司至今效益不错，李守昌也因此切身体会到股份制的甜头。嘉化效益好时未能股份化，如今濒临破产，要想股份化更比登天还难。没了经营业绩，李守昌觉得按常规操作股份制改造已希望渺茫，于是心生一念，利用全资收购嘉化，实现全员股份制。

收购将要破产的国企风险很大，弄不好职工投资全砸进去。但最熟悉嘉化厂的人莫过于李守昌，在他眼中，嘉化既不是一条活鱼，也不是一条烂鱼，而是一条“休克鱼”。活鱼不可能卖给职工，烂鱼职工也不可能要，只有这种乍死能活的“休克鱼”才能买，并且买得便宜。

李守昌掐指算来，眼下由全体职工整体收购嘉化，成功概率最高。依据有：1.嘉化厂将破产，职工不让国家背包袱，自己救自己，政府可能同意；2.每位职工都有入股准备金，全员收购形成股份合作制，而非个别少数人收购国企，回避私有化之赚；3.职工面临失业，改制成为最后一线希望，因此会齐心拥护，有关部门不会无视群众呼声；4.中型国企出售给职工在全国尚属首例，而改革意识较强的官员喜欢探索创新，愿意拿嘉化作试验，并给予优惠政策支持。

李守昌的改制动机是复杂而微妙的，他直言：“国有企业有一大通病，框框太多，婆婆太多，尽管中央一再强调政企分开，可媳妇的钥匙依然挂在婆婆的腰上。只有动产权，企业才能松绑，才能有真正的自主权。”李守昌的话并非无稽之谈。1996年，高锰酸钾产品市场很好，而嘉化厂的产品质量又是全国第一，职工加班加点生产，可就没钱上规模，李守昌东跑西颠一直无法立项，错过大好时机。

但李守昌没说，在企业松绑的同时，他也想给自己松绑。据了解，他承包的头3年是嘉化厂历史上最红火的时期，按合同应该兑现六七万元承包奖，但只拿到一部分，他对此事至今挂在嘴边。另外，他曾在厂里树敌，一些人年年到处告状，对他的一次次清查也逐渐升级，一直惊动到中央监察部，虽未查出问题，并且作了结论，但将他折腾很惨。李守昌为此曾戏言：“我是中央管的干部。”

嘉化改制，职工背水一战，试图死里逃生。李守昌迫不急待，为了救企业，也为了救自己。

嘉化厂长李守昌

李守昌简介

李守昌，现年54岁，1965年入党，当过铁道兵，参加过援越抗美。1976年2月转业到嘉化厂，任车间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副书记。1984年，任厂党委书记。1987年底，嘉化厂搞承包制，经职工选举，成为承包人，出任厂长，后来兼书记。

市长的直率与局长的犹豫

重庆市化工局安传礼局长是一个明白人。

当中央允许放活小型国有企业后，重庆市又有了明确的101文件，他便准备放手去干，因此把宜宾县的肖健康请来做报告。如果说肖县长在化工局点了一把火，那么安局长就是堆柴引火之人。

安局长没想到的是，此举会引火烧身。第二天，嘉化厂的李守昌便抛出“改制申请书”，打了他一个冷不防。按重庆市的101号文件，中型国有企业不能这样改制；可按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原则，应该开绿灯。对于嘉化申请改制，是添把柴还是浇点水，安局长犯了难：看不清方向，摸不准政策，弄不懂操作，这事怎么干？

点火成了玩火。就在化工局骑虎难下之际，蒲海清市长的批示使化工局作出选择，2月19日，化工局批准嘉化改制的请示。安局长称，这是一个艰难的观念转变过程。

嘉化改制惊动市长，源于李守昌发动职工联名上书蒲海清。李守昌在私下说：“他蒲市长请肖健康来重庆点火，是真改还是假改，我来一个投石问路。如果真改，我就真干，如果假改，大家就逢场作戏。”

李守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重庆市市长蒲海清一贯主张产权改革。他在调任重庆市之前，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92年，他率队去广东顺德考察，看人家怎样把国企产权转让给香港人，并使企业起死回生。回到四川后，他支持宜宾县搞产权改革的“封闭式试点”，鉴于宜宾县没有条件将国企转让给港商，他便主张卖给企业职工。1996年，当他耳闻“山东诸城卖国企”得到中央一些领导肯定后，便大张旗鼓在全省推进产权改革，他到处作报告，题目就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后来，又听说上面对“诸城现象”有些异议，他便把“产权制度改革”的字眼，改成“深化企业改革”，换皮没换瓤。

当嘉化职工联名写信要求改制时，他毫不犹豫表示支持。其判断依据是，中央搞活大型国企的战略是发展大集团，国家必须集中财力物力予以扶持，与此相应就要卸掉一些不景气国企的包袱，目前小企业在陆续放活，中型国企也是一大块，如果不放活它们，财力仍无法集中。另外，大企业集团的形成需要快速扩张，那么中型国企的产权转换就要灵活起来。

在蒲海清的内心深处还有一块心病：他上任重庆市市长时，毫无春风得意之感，反觉压力很大。在重庆的经济格局中，国企比例占到68%。他认为，关键不在于国企的比例，而在于国企经营状况不佳。1996年，重庆市国企亏损总额为38亿元，下岗职工38万人。国企保不了职工的饭碗，正是蒲海清一大愁事。今年2月底，就在全国人大将举手表决重庆升格直辖市前，蒲海清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在谈到下岗职工的艰难处境时，这位市长面对摄像机热泪盈眶。

毫无疑问，这个潜在隐衷是蒲海清支持嘉化改制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刚搞完个体私营企业招聘下岗职工的洽谈会，效果不尽人意，一些职工挑挑拣拣，等着天上掉馅饼，好像有一张天大的馅饼，一叫就会掉下来。我告诉他们，天上只会落雨，不会落面包。嘉化职工自己掏钱买下濒临破产的企业，不找我们要救济，有什么不好，有什么理由不支持。”

据记者了解，蒲市长在嘉化职工来信的批示中并未明确表态，而是打电话告诉化工局领导应该支持。蒲海清对此的解释是：当即表态不利于具体主管部门转变观念，改革不是靠一个人大刀阔斧，也不是靠一言九鼎的指令，共识形成合力，齐心才能齐步。

重庆嘉陵化工厂退休职工工资、养老保险保费测算表全额单位：元

对工人来说，改制是一次“流血改革”

李守昌在嘉化厂具有极高的权威。在任厂长期间，他给职工带来两大实惠：一是职工的住房基本解决；二是职工收入一直处于重庆市化工系统前茅。在1997年3月，重庆市整体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嘉化厂评估时发现，福利费累计超支697万元。

嘉化职工还称李守昌为“铁腕人物”，他在管理上一手硬一手软。他当过兵，日常管理像带兵一样严格，把企业管理搞得有点象“军事化”。但另一方面，他又喜欢召开职工大会，大事小情都和职工商量，动不动就搞职工投票表决。李守昌说：“搞企业时时刻刻要冒风险，国有企业尤其要冒政策风险。通过党委会集体决策或职代会全体表决，冒风险时就不是个人行为，以组织名义决策是一种自我保护。再说，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巨大的，把他们发动起来，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情，天塌下来也不怕，大家一起顶。”

发动群众，李守昌是高手。在化工局未批复前，他就把职工热情点燃。当拿到批文后，嘉化立刻撒了欢儿，自请评估，自搞方案，自行民意测验。

2月25日，全厂688名在岗职工填写“员工改制身份选择自愿书”。他们决定放弃国有职工的身份，成为一名股份制企业的职工，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选择。

也许失去才觉得珍贵。许多职工都说“心里很不是滋味”，厂工会主席刘宣策说：“职工现在对企业就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能否领工资，二是有病能否治，可不少国有企业已无法满足职工最基本的需求。他们放弃国有职工身份，不是那‘股东身份’有诱惑力，而是现实告诉他们‘国有职工’已没有什么含金量。在我们化工系统，中南橡胶厂和重庆染料厂已经破产，职工的基本生活费都保证不了。”

4月20日，全厂685名在岗职工正式填报入股出资额。刘宣策在刹那间意识到：这次改制对工人来说，是一次“流血改革”，他们用血汗钱押注于最后一线希望。

在改制过程中，职工的心态是形形色色的。四车间工人陈笮这样想：“厂子垮了，最倒霉的是工人。听厂领导说改成股份制后有希望，自己看看周围的国有企业多数不景气，私人开的小厂倒挺红火，所以就想通了。”

六车间工人谭建荣在决定放弃国企职工身份时，听大家都说“改制有好处”，觉得自己也别拉下，也应该占一份。一位姓巩的退休老工人，有一个孩子依然在嘉化工作，老人很开通：“改就改吧，反正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这么多人都不担心，我们父子何必担心。”

据一位干部介绍，职工在出资买股时有一个奇特现象：没沾过股票的人，出资额较大，他们认为是“花钱买希望”；但少数有炒股经历的人非常谨慎，他们担心“花钱买套”。

在岗职工中有三个人没有入股，行政科干部冯先俊是其中之一，他自愿保留国企职工身份。他说：“我已经49岁，身体又有病，如果是国有企业职工，万一有个啥子的话，国家还能照顾一点。如果下海了，什么保障也没有了，可能一下就被淹死。”三车间工人谭根荣没有入股，他说没有钱，其妻病卧在床，吃药都吃不起。但他又说，自己曾要求提前退休，拿一份退休金回家，然后再找一份第二职业。

改制不仅涉及每一位职工，而且累及每个职工家庭。涂赶生说：“我家里有老有小，我是家里的大树。家里人让我拿钱买米，我不能说没钱，所以企业没了我也完了。我掏1万元买股，把家底全押上去，我也晓得有风险，企业继续亏下去，这些钱会打水漂，全家人就要喝西北风，我自己把自己逼到绝路上，我是把全家人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嘉化改制并未因“红头文件”的批准而势如破竹，也未因职工潜在能量释放出来而长驱直进。相反，出现了一种内热外冷的“暖水瓶现象。”

化工局在批准改制后，几乎偃旗息鼓。李守昌打探方知，化工局遭到很大压力，一些主管领导认为，职工购买部分股份可以尝试，国有股不应全部退出。

李守昌不愿屈从这种观点，“要改就改彻底，国有资本哪怕保留1%，一些官员就会行使100%的发言权，不如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于是，他抱定一个信念：上面指望不上，自己的事业就自己豁出去干。

然而，李守昌有点异想天开。殊不知，产权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嘉化厂土法上马搞方案，自下而上地闯出一条改制之路，但热情代替不了理性。在没有具体政策的指导和专家的协助运作下所设计的方案，必有多处犯规和疏漏。这种改制方案必定很难通过各部门审查认可，甚至授人以柄，使原本不赞同改制的意见占居上风。

虽然李守昌还在不甘心地反复折腾方案，但嘉化改制前景越来越渺茫，走进一条几乎看不到尽头的隧道。正因如此，李守昌设想了3种下策：1．不管上面是否同意，自己在下面硬搞，这种做法肯定得不到社会承认，而且很可能鸡飞蛋打。2.按现有体制不动，企业拖到哪天算哪天，等到拖死后，让国家来收尸，1000多职工由国家背着，自己另谋出路。3．自己去另办一个私企，带一批最好的工人走，用不了一年肯定挤垮嘉化厂，再来收复老地盘，收编老部下。

就在嘉化改制处于“剃头挑子一头热”时，出现一个转机，宜宾的肖健康县长调任重庆体改委副主任。蒲海清市长并不隐讳肖健康是他调来的，他声称只向组织部门推荐了一个干部，他认为重庆需要肖健康这样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肖健康一到任，马上到嘉化调查，给厂领导打气，并把嘉化定为全市的产权改革试点。

4月，重庆市将一批市属企业下放给各区管辖，4月23日嘉化厂下放到江北区，这是嘉化改制的又一转机。4月29日，在江北区委召开的下放企业欢迎会上，李守昌放了一炮：“不同意嘉化厂改制，我立刻就辞职。”江北区主管企业改革的杨成礼副书记当即表态：企业要求改革是好事，江北区在政策上一定开绿灯。

杨副书记说，市化工局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平起平坐，嘉化改制需要各方协调，可它调动不了。江北区委则具备这样的综合协调能力，需要哪些部门支持，可以直接调控。任何一项改革都离不开权力支持。

两个意外转机，使嘉化改制在几乎夭折的关键时刻绝处逢生。李守昌称，嘉化改制在市里只是打开一把锁，在区里则打开一扇门，我们终于挤进政府的议事日程。

嘉化工厂厂貌

嘉化厂工会主席刘宣策

职工出资450万元何以买下1.5亿元国有资产？

5月，江北区派出的改制指导组进驻嘉化，改制由此进入规范化操作。区经委副主任肖通俊说：“在设计方案之初，我们如坠云雾之中，牵扯的方方面面好像一团乱麻。”市体改委的处级调研员徐涌先道出自己心态：“在操作过程中，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深知，许多改革不仅受挫于大方向的把握上，而且往往搁浅于改革的操作细节上。”

嘉化厂提出的改制方式为在岗职工整体收购企业。经资产评估后，国有资产为1.5亿，因此首要问题是职工能否买得起。嘉化在册职工1200多人，在岗职工不足700人，平均每个在岗职工至少出资20万元，根本不可能。

在评估中，嘉化厂的总债务为1.36亿元，指导组认为，如果职工拿不出钱，可以承担1.36亿元债务，改制后用企业利润逐渐归还。也就是说，资产与债务相抵，所剩的资产净值，由职工出资购买。

资债相抵是一种灵活变通，但遇到一个坎儿。按国家规定，非生产性资产(比如职工住宅)不能计入总资产出售，应交社会部门(例如房管局)管理。更何况，嘉化的职工住宅虽然产权归企业所有，使用权却已出售给职工。如果从总资产中扣除非生产性资产，只拿嘉化的生产性资产与债务相抵，结果为负数，这样一来，职工在承担全部债务后，不仅不用掏一分钱便可买下企业，国家还要倒找钱。更大的麻烦是，嘉化厂出售必须卖出一笔钱。因为国家规定，国企出售时退休职工应剥离原企业，养老费用从出售价款扣除，交劳动部门统筹。可现实是嘉化的生产性资产“资不抵债”，根本卖不出这笔钱。

很显然，只拿生产性资产出售是一条死胡同，必须把非生产性资产捆在一起出售。不过按这种方式，嘉化的在岗职工要吃亏一些，不知能否接受。另外，由此派生出一个大难题：职工正式填报认股出资额只有近400万元，而总资产减去总负债为1400万元，两者相差甚远，又经职代会几次摸底调查，让职工出资1400万元购买，经济上难以承受。

山重水复疑无路，指导组被迫调头回转，从头开始，在评估报告的总资产构成中寻找突破口。他们发现1.5亿元的总资产中有647万元为无形资产估值。在企业转让给他人时无形资产当然要卖钱，但购买者是企业自身的全体职工时，无形资产的归属就值得商榷，而且国家政策对此没有明文规定，留有弹性空间。

欲将647万元无形资产让利于嘉化职工，必须有充足理由。指导组认为：一、无形资产包含着企业职工的智慧与汗水，而这次转让又是由本企业职工收购，故职工的劳动创造应有所体现；二、这次将已出售使用权的职工住宅计入总资产出售，应给职工一定补偿；三、有关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企业1985年以来的税后留利所形成的资产应为企业集体资产。依此计算，嘉化厂税后留利形成的资产有几千万元，应归嘉化厂本身所有，而在改制时都算成国有资产出售给职工，事实上已高估了国有资产。

1.5亿总资产减去647万元无形资产，剩下1.435亿。经江北区国资局与嘉化职工双方协商，嘉化厂的转让价格敲定为1·435亿元。改制方案的设计柳暗花明又一村，由于职工愿意承担原国有嘉化厂所欠债务，以1.435亿元的转让价格减去1.36亿债务，职工只需出资750万元。

鉴于750万元与职工自报出资额约400万元还有一段距离，不利改制顺利推进，指导组认为，嘉化改制时职工应享受有关“安置费”的政策。因为嘉化职工原为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各种保障由国家负担，改制则原有保障化为乌有，国家在减轻负担后应给职工一定补偿。按有关政策明文规定，本企业职工购买企业国有资产时，企业净资产的10%为职工安置费。据此规定，750万元的10%即75万元。

750万元再减去75万元，职工收购出资额降为675万元。指导组又了解到，职工出于对改制风险考虑，分期付款的想法较为普遍。如此这般，会留下一系列后遗症，尤其是退休职工的养老费用不能一次性划拨到社会保障部门，一旦嘉化改制后出现意外，嘉化厂退休职工还需国家兜着。指导组为鼓励职工一次性付款，按政策规定给予职工出资总额的30%优惠，又经厂领导的说服工作，职工几乎全部同意一次性付款。这样一来，职工享受到750万元出资额的30%优惠，即225万元。

此次优惠后，嘉化职工的出资额从675万元再次降到450万元，与职工的认股出资额基本接近。到此为止，指导组采用另一种思路进行倒推：在国家不负担嘉化退休职工费用的前提下，职工收购的出资额应足够建立“保障基金”。

这种测算极为繁琐，可谓又苦又累又细致。到5月份，嘉化在册职工为1206人，在岗职工668人。离岗的538人分为四大类：退休职工、提前5年的内退职工、停薪留职人员、下岗富余人员。这些人员需严格区别对待，哪些职工应享受什么政策，必须逐个推敲，一个一个过筛子。由于政策规定不具体，没有固定的计算方式，只能本着公平合理的思路进行估算，好不容易把500多职工挨个算一遍，拿450万的长尺量一量，无论超出或不足，又要重新算起。历经反反复复比较，终于与450万吻合。

嘉化改制方案，在指导组手中六易其稿终于确定，职工出资450万元，背上1.36亿元债务，将嘉化厂整体收购。肖通俊说：“我们在政策的围城里绕了几个圈圈才走出来，沿着一个思路推敲下去，碰壁又回来，推倒重来，换一个思路再重新推理，真是绞尽脑汁，用心良苦。”

江北区体改委主任程光笏评价：“乍一听，职工用450万元买下1.5亿元资产的国有企业，职工占了大便宜，国有资产大流失。实际上，国有资产不能静态地处置，嘉化估值为1.5亿元，如果能卖1.5亿元，却卖了1.43亿元，这叫流失。而双方协商议定的价格，公平交易就不能叫流失。另外，国有资产价值是动态的，嘉化今年1至5月一直在亏损，亏损额达600多万元，资产只剩下1.44亿元。如果嘉化不改制，任它一天天亏损，等它家底赔光后破产，不仅国有资产没了，国有银行贷款坏了，而且政府至少要拿出3000万元安置嘉化1000多名职工。”

徐涌先说：“方案设计之初，有一种激进的改革观点吹到指导组耳朵里：将国有资产进行‘负转让’，由政府支付一点改革成本，倒贴一点钱支持嘉化改制。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嘉化职工使国有资产翻了几番，上缴税利远远高于国家投资，职工收入长期又是低工资，国有银行贷款还要由职工背上，职工贡献不能不考虑。我们如果按这种‘负转让’的观点改制，在技术层面上的操作会容易得多，企业也能较快恢复活力。但指导组认为，如此操作肯定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像嘉化这样的中型国企改制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绝不能在资产处置上惹出非议。因此，方案设计原则是，在政府不出一分钱的大前提下，兼顾国有资产保值和职工承受能力。”

在嘉化改制中，区委杨副书记始终在第一线，他说：“巨大的压力潜伏着，一批人在赴汤蹈火，更多的人则隔岸观火，市里区里的很多人对此不表态，这种负面的沉默在积蓄爆发的能量，如果没有市委张德邻书记和蒲海清市长支持，没有江北区胡超书记的明确表态，嘉化改制不可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进行，干扰将来自四面八方。我是纪检委书记出身，深知改制中有许多陷阱，弄不好就胡里胡涂掉进去，但改革没有权力推动肯定难产，形势迫使我成为一个过河卒。”

值得一提的是，李守昌在指导组操作时格外配合，指导组说怎样改他就怎样做。即使方案设计中有对企业不利之处，他也不讨价还价，一切为了快速推进。他有一种担心：重庆成为直辖市后，人事将有较大调整，大局要稳住一段时间，改革步伐会放慢。因此，他一再要求，改制要抢先一步。

6月，嘉化改制进入倒计时。6月6日，江北区正式批准嘉化改制方案。6月14日和15日两天，职工认购股份的450万元到位，16日，召开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以所持股份投票，差额选举董事会与监事会成员，原厂长李守昌当选董事长。6月18日，在重庆成立直辖市的当天，嘉化正式挂牌，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53万元。

据悉，在嘉化改制的同时，重庆还有8家国有企业进入操作，有的甚至比嘉化动手还早。然而，它们都因受阻于某一个环节，均遭搁浅。

重庆人多、车多，街头的麻辣烫，火锅都成为地方特色  

重庆嘉陵化工厂离退休及“内退”职工费用(元)测算表

改制后，有了自主权没了自主钱

在嘉化改制的一次研讨会上，江北区餐旅总公司吴积勇总经理，道出两个非常实在的观点：“账面上的负债和亏损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有内在实力。如果企业剩下一个空壳，没人去买；如果只是帐面上很难看，内在潜质很大，这样的企业买下最划算，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企业立刻起死回生。其次，改革20年的事实告诉人们，先改革者大多是得利者，跑得慢的羊被狼吃，跑得慢的狼被饿死。”

据江北经委副主任肖通俊介绍，嘉化改制后，在税收上得到两项优惠：1996年以前的360万元地方税全部豁免，改制后3年内的所得税先征收后返还，等于免掉今后3年的所得税。

嘉化改制的操作者是几个手无寸金的秀才，他们可能帮助嘉化往各种优惠政策上靠，但手中没有融资大权。尽管他们在政策条文中找到依据，试图将嘉化改制视为国企兼并，享受银行贷款的挂账停息政策，即嘉化改制前所欠的银行利息全部免掉，所欠贷款本金分期偿还，在偿还过程中停止计息。但嘉化能否享受“挂账停息”政策，决定权不在他们手里。

有得必有失。在优惠政策上，李守昌犯了过高估计的失误。他自认为，改制大旗一树，优惠源源不断。他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997年下半年，将畅销产品高锰酸钾的生产能力扩大3倍，市场份额从10%提高到30%；将另一拳头产品氢氧化钾的生产能力增加1倍；新公司当年扭亏为盈，明年获利550万元。但这一计划至少需要2000万元投资。

万万没想到，摘掉“国有企业”的金字招牌，嘉化公司的资金补给线由此中断。如果嘉化依然是国企，即使继续亏损，政府也会死马当活马医，“政策性贷款”可能源源不断地支撑其苟延残喘，直至嘉化寿终正寝。但改制后，国有银行没了这份义务，何况嘉化负债率已从年初的91%升至98%，并且前途未卜，谁还敢借钱给它？李守昌的长远计划挨了当头一棒，当嘉化在投资立项上摆脱了层层关卡，融资上却失去原有渠道的有力保障。有了自主权，没了自主钱。

更糟糕的是，银行停止输血，又无其他融资渠道，嘉化改制后迅速陷入财务危机，资金压力把李守昌逼得焦头烂额。在嘉化所欠债务中，有相当数额是原料所欠的货款，债主们上门而无钱还账，由此讨债诉讼不断。嘉化是国企时，人们还残存一丝信任感；企业性质变了，没了政府后盾，谁不揪起心。于是，嘉化账户上有点钱就被划走。李守昌这时才深知，国企这块牌子有其紧箍咒的一面，也有其保护伞的一面。

到今年3月，嘉化已累计拖欠电费268万元，供电局虽屡屡催缴没有结果，也不敢拉闸限电把国企职工逼上街，酿成政治事件。改制后，供电局立刻下催款通知书，同时发出拉闸限电的通牒。区委杨副书记给江北区供电局打电话，人家缓了10天，市体改委肖副主任又给市经委打电话，人家又延了7天。但催款通知越来越频繁，口气也越来越强硬。

对于嘉化改制，工商银行重庆分行易副行长“感觉有点异样”。他说：“银行一听破产就头疼。1996年，重庆市国企破产一共破掉5.4亿元债务，工商银行从去年的4.7亿元盈利中冲销了2.7亿呆账，今年市里又计划破掉4.7亿元债务，照这样速度，工商银行将无利润可言。然而，嘉化改制起码在形式上没有废除债务，由现有职工全部背上，我对此很感兴趣。”

据工商银行关注嘉化改制的一位处长透露：重庆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为68%，像嘉化厂这样濒临破产的企业，在重庆市国企中占40%，如果全部按破产处理，银行也该破产了。因此，工商银行视其为“河里一块石头”，准备摸着走。从长远利益看，嘉化如果改制成功，银行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工商银行内部，有一些人主张积极促进嘉化改制。

但关于“挂账停息”，国家明文规定，只有对国有企业的兼并及减员增效才能实施这种优惠，可嘉化卖给职工，不是兼并形式，所以要求“挂账停息”没有政策依据，上面又无明确说法。

除了政策依据模糊不清外，市工商银行肖总经济师道出更深层次的隐衷：如果嘉化列入破产计划，在银行的破产准备金中划出一块给它，银行在具体操作上更容易一些，因为一切符合程序，具体操作人员没有任何责任，其债务一次性了断。过去银行对嘉化贷款是多种原因促成的，嘉化破产导致贷款损失，属历史遗留问题，既往不咎。如今，银行走向商业化，职责逐渐落实到人，如果谁同意将嘉化债务转移到新成立的公司身上，谁就要对这笔债务负责到底，一旦没了，咎由自取。

至于新增贷款，银行更是左右为难。但嘉化在转制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银行对嘉化现有债务已在承担风险，又岂肯轻易增加新的贷款。

可银行又深知，像嘉化这样的新探索，地方政府肯定或硬或软地迫使银行拿出实际行动，银行即使吃不准也要表示一下，不可能无视当地政府的要求。正因如此，易副行长的态度是，政策上积极支持，资金上谨慎从事。肖总经济师的想法是，对嘉化的贷款扶持要由多家分担，而且必须以找出嘉化真正的亏损原因为前提，看其改制后是否有出路，否则老账死掉，新账也泡汤。

银行不愿做改革的绊脚石，也不愿做探索的牺牲品，他们想铺路又不想垫背，没有银行支持这项改革可能夭折，可冒险支持又可能踏入政策的禁区。银行的这种矛盾心态，直接反映了现行政策法规与改革的新模式对不上号，更深地体现出宏观经济环境与企业具体需求的不协调。谁都说，国企改革是复杂而微妙的工程，利益差异导致心态各异，动力差异导致行为差异。

重庆市工商银行一位年轻人私下坦言：我们看得清昨天，过去的路治表不治本；我们也看得清明天，知道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看不清今天，不知脚下的路该怎么走。我们眼前有一个雷区，政策上又没给我们一支探雷器，于是一个雷区又变成一个盲区，盲目地去踩雷，用血肉之躯蹚出一条血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重庆嘉陵化工厂产权整体转让测算表金额单位：万元

注：1.总负债13593.93万元=评估确认值13230.36万元+欠交养老和失业保险51.1万元+核销福利费赤字312.47万元

2.净资产(3)=(1)-(2)

3.产权转让收入余额(8)=(4)-(5)-(6)-(7)

4.委托受让方代管的“保障基金”(9)=(10)+(13)

“真正的主人”并不总有轻松的脚步

李守昌想控股未能如愿

嘉化的困境，江北区杨副书记一清二楚，但他有更深一层的担忧：“资金问题确实火烧眉毛，因此掩盖住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企业机制再造，新机制不会伴随改制自然而生。我最担心，改了形式没改实质，新领导老思维，旧的去了新的没来，穿新鞋走老路。”

在嘉化职工填报入股出资额时，李守昌没有填写具体数目，只写了8个字：“倾其所有，争取控股。”照他的话说，“如果我买多了，有人会有意见；如果我不带头多买，职工也会有意见，所以我执行的是‘公议股’，大家让我买多少，就买多少。”股权设置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嘉化厂自己搞的股权方案非常复杂，指导组的人员称“根本搞不懂”。李守昌把股权切成5块：1.自愿出资认购；2.按责任大小认购；3.按贡献业绩认购；4.工厂第三产业的认购；5.职工集资转股。不仅如此，每一项的计算公式都非常深奥，外人看上去扑朔迷离。但一位干部透露，李守昌在股权分配上将每个职工算了一遍。

改制指导组在审定股权分配这一关时，主张将方案搞得一目了然，以责任大小和认购多少两者结合，而且特别提出，对董事长股权要特殊规定。

市体改委副主任肖健康说：“我在宜宾搞产权改革时有一个后遗症，那就是转制没有解决大锅饭的问题，国有企业过去是收入平均化，在转制中又出现资产平均化，企业经营者的股份只比职工多一点，没有相对集中，他们的责权利没有实现。我现在认为股份分配比例应该是企业决策者个人占10%，管理层占40%，职工占50%。我们在观念上必须解决一个重大问题，搞市场经济主要靠谁？靠企业家！”

区体改委主任程光笏主张，企业主要决策者的股份应占到5—10%。但他指出，由于决策者占较大股份，要格外注意这些人获得股权的方式与手段。

经职代会确认，李守昌出资27万元，在全体职工450万元出资额中，占7.63%，出资比例为股权比例。以此推算，嘉化职工用450万元购买了1000多万元原企业的净资产，并且嘉化公司注册资本也为1000多万元，那么李守昌占其中7.63%的股份，等于占有76.3万元的资产。他的27万元投资一下增值到76.3万元。

据调查，原厂领导班子在改制时还决定搞一批“奖励股”。理由是嘉化原来规定，对突出贡献者予以重奖，因为没有钱一直未能兑现，这次借改制将所欠奖金一次性转为股份。此项决议已经职代会通过，李守昌获奖励最高。如果加上“奖励股”，他在嘉化公司中所占股份将达到13%。

改制方案指导组认为，嘉化职工以450万元购买1000多万元净资产，政府优惠了数百万元，如果平均分配到每个职工头上，就不能鼓励出资多的职工，也不能体现对有贡献职工的奖励。指导组具体操作中又发现，在自愿认购股份时，对企业有贡献者一般认购数目较大，所以决定把政府优惠数额按认购股份比例配给职工，既刺激多认购，又奖励有贡献者，相对公平。至于原嘉化厂自行决定的“奖励股”颇为不妥，因为在配股中已含奖励成份，不宜搞双重奖励，应避免一些嫌疑。

面对舆论压力，李守昌被迫同意将“奖金转股”问题暂时搁置，悬而不决。尽管如此，李守昌拥有嘉化公司7.63%的股份，仍为第一大股东。然而，这与李守昌的最初期望值——争取控股，相差甚远。

对于改制后的领导班子人选，工作组慎而又慎，在嘉化召开了8次背对背的座谈会，并且到退休职工中摸了底，结果多数人依然拥护原来的领导班子。一些职工认为：重新选一个班子，需要一个检验他们是否称职的过程；一个新班子当选，又有一个了解企业的过程，不如老班子知根知底。

嘉化公司成立后，李守昌身兼董事长和总经理。尽管指导组指出这样不符合公司法，但他解释道：“在企业里已经形成一个惯例，厂长和书记一人兼，所以改制后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挑，也就水到渠成。我是想培养或引进更懂管理的人才，我只抓大事，但总需要一个过程吧。”

在谈及对董事长权利的制约问题时，市体改委调研员徐涌先说：“在当初厂里自己搞的方案中，对董事长的权限就界定不清，股东权利也规定得相当模糊，这反映出一种潜意识。”工人谭建荣说，“我们虽然是小股东，但没有什么权力，就像股市一样，还是大股东操作。唯一的变化是，现在可以跟着大股分点利。”李守昌则不这样认为：“工人过去只知道上班干活，厂里的事基本不问，他们现在要求透明度，尤其财务要公开化。”改制指导组为提高职工的股东意识，办了一个全区的“股东培训班”，让嘉化厂派6个人参加。李守昌称：“这是冲我来的。”

当记者问李守昌：你现在头上已经没婆婆了，应该说你的权力更大了，有什么样的机制能阻止你的决策失误呢？他振振有词：“我会更加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汲取群众智慧，这是利益机制决定的。改制后，我的后半生荣辱全取决于嘉化兴衰。正因如此，我的决策也会更谨慎更小心。”

从厂工会主席变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刘宣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说大了，大家出了钱，委托我行使监督权力，如果我没保护他们的利益，大伙的钱没了，不跟我玩命才怪。说小了，我自己出了钱，肯定要对家人负责，否则出了事，我有何脸面回家。”据了解，刘宣策以往并非强人形象，一副谦和模样。

终于做了一回“真正的主人”

主人们站在下沉的船上，风雨同舟

高级工程师孙鑫是位刚强女性，爱人去世多年，她一个人把儿子供到硕士学位。她在1967年大学毕业后进厂，干到52岁时赶上嘉化改制，她称“这是触及灵魂的变化”。当决定放弃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一刹那，孙鑫感到“火炭掉到脚背上的钻心之痛”，但她还是将全部积蓄6000元入了股，她享受了一辈子“企业主人翁”的待遇，这回要领略一下“真正的主人”滋味。

嘉化公司成立后，，孙鑫出任副总工程师，负责技改项目。由于嘉化没钱上项目，她一下成了闲人，并且平生第一次感到“闲得不自在”。一次中层干部会上，董事长李守昌说：“嘉化不能再养闲人，大家如果不信，我就开除个高级工程师给你们看看。”孙鑫闻之受到深深刺痛，热泪顿时盈眶，强忍着才未泪洒会场。

主人成了大爷，孙鑫心里真不是滋味。李守昌要是过去说这话，她不会当回事，可今天听来觉得企业内的一切变得严肃起来，少了人情味，添了点残酷味。孙鑫猛然觉得厂子变小了，竟无她的容身之处，索性递上“提前退休”的申请，但未获准。

当一天和尚就要撞一天钟。孙鑫首先感悟到“主人不应是闲人”，没活也要找活干。她每天一上班就巡检设备，发现问题马上整改。起初她还担心越权，因为这是设备科的职责，后来一想“这厂自己也有一股”，心里反到坦然。

面对企业当前的孤立无援，孙鑫毫不沮丧：“我们站在一条下沉的船上，要爬上另一条新船，但这条船并不在眼前，我们必须自己游过去。也就是说，改制后，我们必须争第一口气，让银行看看，证明嘉化能干好，否则我们希望人家同情，那都是空乞求。拿出志气干出成绩，才是我们现实的选择。我们是死里逃生，爬也要爬出来。”

由于资金困难，改制后的职工收入普遍下降，但职工们默默忍受着。当拉闸限电的最后通牒到期，职工咬牙集资130多万元缴了新账，填些旧账。科室开始大规模精简，126个管理人员下到一线64人，工作进展异常顺利，没人叫唤没人闹。监事会主席刘宣策说，现在大家真有点风雨同舟的味道，如果船翻了，不但船长落水，大家一起完蛋。不只普通职工觉得没退路，就我这样的干部也站在悬崖边。”

嘉化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质检员李亚陵说话的口气都变了，以前习惯说“厂里又损失不少”，如今他爱说“赔了可是我们的”。工人涂赶生察觉一件小事：“我们车间的包装筒40元一个，职工拿了不少回家装米。改制后当月，几个工人就找点废铁，自己动手焊了两扇铁门，把包装室锁上了。工人在变，干部也换了模样，高锰酸钾车间有一个小技改项目，喊了多年没人动手，车间两位领导愣是从亲友中拆借3万元搞成了。”

改制效果虽未立竿见影，却也有拿得出手的数字：两个月之后，成本下降22%，销售收入增长100%，月亏损下降50%。工人们说：早这样干，企业就不会垮得一塌糊涂。

浦海清市长闻讯，顿发感慨：“这不是市长一场报告能办到的：市长去当3个月厂长，也不一定能办到。”

只能说改成了，不能说成功了

李守昌并不认为“一股就灵”。他坦言：“这个企业已经大病一场，需要一个调养过程。如果一改制就赢利，只能说明原来的财务报表是假的，原来的亏损是虚的。”

蒲市长对嘉化改制的前景有三种预测：一是只开花不结果；二是一花独放；三是万紫千红。

江北区体改委主任程光笏，自始自终参与嘉化改制设计，但他从不讲自己做了什么事。在采访中，他话很少，而且讲话慢悠悠。他对嘉化改制的效果有一句评价：“只能说改成了，不能说成功了。”他在谈到国有资产流失时有一声长叹：“国企亏损是一种最大的流失呀，这种流失是一个无底洞呀！”

当有人说，中型国企改制不能像“放小”那样干。他插嘴：“企业都快垮台了，还分什么大小。”

当问他参与嘉化改制的感受时，他只感慨了一句：“国企改革最大的障碍是观念误区。”然后，闭口不语，不再深说。

一次，他讲起一个例子：一个国有企业的职工患上重病，他享受公费医疗不怕花钱，但必须到指定医院就诊，这家医院按固有的常规疗法，让他吃了1000多元的药也不见好。后来，这位职工打听到民间一个中医，手中有一偏方专治此病，只需花100元，他多次询问单位领导可否报销，领导回答需要研究，结果病情延误，这位职工去世。死后，单位念其贡献，又买了个1000元的骨灰盒，厚葬。

嘉陵化工厂概况

1、据重庆市江北区1997年6月18日批复的改制方案——

嘉陵化工厂总资产为1.5亿元，总负债为1.36亿元，净资产为1400万元。

2、据3月12日，重庆市整体评估事务所评估结果——

资产：重庆市嘉陵化工厂是生产化工原料的中型国有企业，资产评估为1.47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房屋、设备、在建工程)6240万元；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6533万元；土地使用权1496万元。

债务：1.32亿元。

资产净值：1458万元(总资产减去债务所得值)。

产品：高锰酸钾、双氧水、氢氧化钾、氯乙酸等基本化工原料，在同类产品中居于龙头地位，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产品市场稳定，其中“高锰酸钾”产品十分畅销，并大量出口。

经营状况：1996年，实现销售收入(不含税)4843万元。

3、据5月27日的嘉化改制方案——

截止4月23日，在册职工1206人，在岗职工为666人。

4、据嘉化改制方案第一稿——

1956年，嘉化公私合营为国有企业。

从1956年至1987年的32年间，嘉化一共完成产值1.96亿元，实现利润1300万元，利税合计2980万元。至1987年固定资产净值为647万元。

从1988年至1990年，实行承包制，李守昌出任厂长。

三年间，完成产值约1亿元，实现利润1500万元，利税合计3000万元。到1990年，固定资产净值达1379万元。

从1991年至1993年的3年间，完成产值1.5亿元，利润总额仅384万元，利税总和为1532万元。到1993年，固定资产净值为302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9%。

从1994年至1996年的3年间，完成产值1亿，累计亏损2067万元。到1996年，资产负债率达91%。 投资国家出资企业股份改制国有资产管理高锰酸钾重庆银行银行资产国企企业资产破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