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谈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4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期待一次“文学复兴”
池田:在法国文学中,能够跟大仲马与维克多·雨果比肩的大文学家,在现在的西洋文坛,并不多见。现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的文学,在细致的心理描写、写实的技巧及文体等方面上,想来确实产生过优秀的作品。可是说到“故事”的好看和想象力的丰富,就不能跟大仲马、雨果相比了。大仲马、雨果的作品中洋溢着的那种“使生命复苏的力量”之大,在现代文学中是少见的。
当然,作品也触及“时代”,一旦触及就会挑起更大的“生命的脉动”。现在,再想求取那样的文学是匪夷所思。我有这样的看法:觉得现代的孩子们正追求“动人心弦的事物”,面对着今日划一性的社会,就要借助有着“丰裕的世界”的“故事的力量”才能跨越之。
金庸:我颇有同感。
池田:被称为“Renaissance”(意即“重生”或“再生”)的“文艺复兴”——现在期待中的新人文主义(Humanism)中,建立其核心“文学的复兴”备受渴求。我的恩师也说过:“如能读伟大文学,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佛法”。在伟大文学中,包含着佛法所说的“十界”,以及其他的。为了“人文主义”的兴隆,我痛感“文学的复兴”甚有必要。
金庸:文学可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佛教可以解决人生问题。两者都在探究人生。
池田:我认为,与您的“文学对谈”,也是对这个“文学的复兴”时代的展望。
金庸:我想是这样的。以“伟大文学”而论,大仲马与雨果的作品正是实至名归。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自然并非由于他的小说中情节的离奇,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
池田:要紧的不仅仅是故事的情节,而是怎样描写塑造人物吧!
金庸:至于设计多种稀奇古怪的情节,文学上向不重视。《基度山恩仇记》和《三剑客》的文学价值,都在于书中主角的个性鲜明,形象生动。不过,《三剑客》的文学价值高得多,因为《基度山恩仇记》的人物忠奸分明,性格简单,颇为脸谱式,缺乏层次和灰色地带。
池田:这样说来,《基度山恩仇记》的坏人果然是恶人相(笑),《三剑客》就没有这么多坏人。路修福尔等人物是作为达太安的宿敌般的存在,却并不一定是坏人。您这一点破,使我豁然开朗。
金庸:我相信在人间社会中,善与恶是复杂交错在一起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谁是百分之一百的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坏人。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作者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真实地写出来。我在写作《倚天屠龙记》时表示了人生的一种的看法,那就是,普遍而言,正邪、好恶不能立判,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是不能楚河汉界一目了然的。人生真的很复杂,命运确是千变万化的。
池田:您这种人生观很接近佛教的人间观、生命观。佛典中有“背善曰恶,背恶曰善,故心外无善无恶,离此善恶云无记,善恶无记,此外无心,心外无法”等说话。善恶为“不二”,人的生命本来就具有善恶两面,人心的动向,并不能限于善恶的任何一方。按照这话来分析,我认为您的看法与佛法的想法十分接近。
金庸:多谢您的指点。我所以有此观点,或许是受了佛法的教导。
金庸
邓蒂斯戏剧性的复仇故事
池田: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基度山恩仇记》比喜欢《三剑客》更多,同您这位“大作家”唱点反调,失敬,失敬。(笑)
金庸:岂敢,岂敢。(笑)《基度山恩仇记》中,基度山伯爵(邓蒂斯)的报恩报仇固然大快人心,但更重要的是他慷慨大度的人格和君子风度。
池田:这是说不止于“一味要复仇”而是怀着人的深度。
金庸:一个人要报仇,把仇人千刀万剐,只是取快于一时,但如千方百计的图谋报复而终于大仇得报之时,能合情合理地宽恕了仇人,那更加令人感动。
池田:我也赞同这个观点,确是高见。“复仇鬼”邓蒂斯,终于渐渐向“宽恕”的方向变化。例如他以“妻子之死”的方式来向仇敌威尔福尔复仇,他这样喃喃自语:“希望我所做的不是太过分吧!”然后复仇剧的下场是以他放过丹格拉斯一命为结局。
金庸:对,宽恕了最可恶的人。
池田:恩师以自己为题材的小说《人间革命》(妙悟空著)的主人公名之为“岩九十翁”。
在战时的镇压中,他的恩师牧口先生瘐死于狱中,身为弟子的户田却活着出了狱。即使是生于明治时代性格刚毅、豪放磊落的人,只要说到牧口先生死于狱中,他眼中就泛着泪光而激昂起来,一种不可名状的愤怒,怎样也抑制不住。“谁杀了牧口先生呢?怎能不为先生讨还这血债?”——他把那种激怒的、心灵的怒火,名之为“岩窟王”吧!
佛法中没有“复仇”的字眼,但是,那不是意味着决定放弃与邪恶战斗,也非指要以暴力打倒某种特定的社会和个人。而是要同隐藏在人和社会的深处,更本源的“无形魔性”进行决斗。这就是户田先生的复仇、讨仇的根本之意,要打破那“无形魔性”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怒火燃烧,非以全身心去战斗不可。
金庸:邓蒂斯的战斗,超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的复仇剧,那种拯救的行为,令邓蒂斯的人生观的深处显出了大度吧!
谁也没有权“审判”别人的人生
池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页中引用了《圣经》中的一节:“复仇在我,我必报应。”
所谓“复仇”,在人而言,有不应逾越的一线。谁也没有权利践踏其他人的人生一切,夺取人家的生命的权利。最终而言,不要陷于人审判人的傲慢之中,让最后的审判托付给超越人为的某种因素。相信托尔斯泰想来也看到这一点。
户田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以人代表神来进行惩罚的想法是错误的,必须以‘法罚’,当法有力量之时,则人罚人就没有必要了”。
金庸:中国在西汉之前,报仇的行为在社会上是得到认可的。杀父之仇如果不报,会被公认为不孝,因而是无耻。日本在镰仓、室町时代,发展出“仇讨”和“助太刀”的风气,对复仇行为也相当肯定。
池田:对,尤其是江户时代,“仇讨”还被制度化,君臣之间也如此。例如“忠臣藏”等,后来通过被写成书,编成短剧、电影,这类作品,不计其数,反反复复地传播,深受庶民的欢迎。“仇讨”之事,正好说出是多么深植于人的情念之中。
歌德曾阐述过:“社会如果放弃决定死刑的权利,自卫就会马上出现,叩响了血的复仇之门。”我认为,要将这种情念向高度境界升华,正如托尔斯泰所暗示一样,宗教的契机是不能欠缺的。
金庸:邓蒂斯的复仇,一部分是痛快淋漓,在另一场景中,他本可杀了仇人的爱子,令仇人终生伤心,但终于答允了旧情人曼珊黛(仇人之妻、青年之母)的恳求,饶了这青年。这并非只是饶恕了对方而已,而是准备赔上自己的生命。
池田:这是邓蒂斯同曼珊黛之子阿尔贝尔决斗的场景。在决斗的前夜,邓蒂斯已经应允曼珊黛的恳求,决意在决斗时让阿尔贝尔杀死自己(在决斗中住手不杀,对方可随时乘机杀了自己)。但是,当阿尔贝尔听到母亲讲述了一切的经过之后,却在决斗场上向邓蒂斯道歉,提出中断这场决斗。
金庸:作者以这种突出的杀人事件,表达主角重情义、轻性命的高尚情操,令人留下永不能忘的深刻印象。
池田:的确是令人感动的一幕。曼珊黛押上自己的性命站在邓蒂斯面前,邓蒂斯也为曼珊黛强烈的一念所包围,最后终于让步。一言以蔽之,这是母亲的伟大——“爱的象征”,是母性的胜利。这种母性的伟大,不仅折服了邓蒂斯,也折服了阿尔贝尔,他在决斗的途中表示要中止这场决斗,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可耻的事。
金庸:我的小说《雪山飞狐》的结尾是不确定的,许多读者念念不忘,常来问我:“胡斐对苗人凤这一刀是不是砍下去?”砍还是不砍,决定于胡斐的性格有多高尚,以及他对恋人苗若兰的爱情有多深厚,是轻于还是重于对自己生命的爱惜?这是每位读者自己可以评估的。我故意不写确定的结果,让读者们多有一番悬疑,多有一番想象而自行判断的乐趣。
池田:说得好,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池田大作
“等一等,却要怀着希望!”
金庸:邓蒂斯对另一仇人之女华郎蒂纳的救助和成全她的婚姻,也足见他伟大的心胸。邓蒂斯处理恩仇之际,令人感怀处不在其如何报恩报仇,而在其如何不报仇,在其如何以德报怨。
邓蒂斯最后舍弃富可敌国的亿万家财,偕同美丽而温柔的少女艾黛飘然远隐,令读者感到甜蜜的安慰,也当是这部杰作成功的原因之一。
池田:大仲马在这部大著作的最后写下这样的话:“等一等,却要怀着希望!”“等待”,然后是“希望”,这一句话不是单纯的一个警世之言。话语虽简单,却应当想到,实际上,为了跨越现代文明的课题,其中蕴藏着一个答案。
金庸:请道出其原因,我愿洗耳恭听。
池田:现代文明的一个大的特征是,不等待必须经过的“时间”,也即是固执于“只追求结果”。总之是无论做什么,不是一步一步,地地道道,按照顺序而堆积起来。首先是“结果”,不着重途中的经过或过程。总言之,是不知道努力去“等待”。
做什么事也好,想急着下结论,“结局怎么样?”,正如“1加1等于2”一样,什么也要依自己的意欲,只是以算盘盘算结果。在这里,这是科学文明所内含的一大缺陷。在某种意义上,这不就是人的“骄傲自满”吗?!容易达成之事不能长久。而且,事物会有不能预期的事态的发展,不一定是“1加1等于2”那样数学公式般简单。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在认真、热诚、努力,以敢于面对,誓死要克服一切困难中才会有人生,那种奋斗也才可以结出果实来。不想努力就企望早点让“结果”落入手中,这看似聪慧,却是人生哲学中的傲慢和愚蠢。知道要等待,又不忘抱着希望——这里有现代社会已快看不见的健康的乐观主义的智慧在搏动。
金庸:原来,“等待”这句话包含有这样的意义。
池田:上一次,我们在谈到伯利克里斯曾说过,“知时”是作为领袖的必要条件之一。伯利克里斯所说的“时”相信包含了这一层意思。总之,“时”并非指特定的某一时间,在达到其时为止,也会有充满各种各样的葛藤、格斗的过程。无论如何,《基度山恩仇记》结尾的这句话,是一句令人引起无限联想的语句。
金庸:大仲马还有另一部杰作《三剑客》(LesTroisMousquetaires)。这部法国小说,中国有伍光建先生非常精彩的译本,书名叫作《侠隐记》,直到今天,我仍觉得译得极好。我有时想,如果由我来重译,一定不会比伍先生的译本更好。(笑)
《三剑客》像一本中国古典小说
池田:谈到翻译,牧口先生在本世纪初所著的教育论在八年前被译成英文,引起了反响。对于教育的关心全世界都是共同的,学说可以超越时代而被一代代人所阅读。拙著被翻译成其他文字时,我曾十分惶恐。与汤恩比博士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在全世界被译成二十一种文字,各地都有意想不到的读者说读过这本书,我因此十分感谢“翻译”这件工作。不管怎样,一部作品跨越了语言、国界而令读者喜爱。为此,作品的完成是在“翻译”中比原来变得更丰富,“翻译”本身也有生命力。
金庸:不过此书的续集《继侠隐记》,译笔似就不及正集,或者伍先生译此书时正逢繁忙,或者正集既获大成功,译续集时便不如过去之用心。(笑)
池田:先生您对《三剑客》给予很高评价。因而对续编也就十分期待,不免有不足之感了。
金庸:《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法国政府授我予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LesChouraqui)先生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我感到十分欣喜,虽然是殊不敢当,但我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以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
池田:说到《三剑客》中的人物,我在少年时所读到的“少年版”《世界文学全集》中,对《不笑的亚岛士》中“披着红色斗篷的颇图斯”、“美男子阿拉密”等句字一说就想起来,真是令人怀念。那时可是看得手心出汗,想一下子把它读完啊!
金庸:这部书书名《三剑客》(其实正确地说是《三个火枪手》,当时法国在战争中虽已使用火枪,武人平时动手却仍使剑,而且书中所述,全是使剑,只在极少的场合中用火枪),主角却是另一个剑客达太安,实际是“四剑客”。
池田:就内容来说,您觉得《三剑客》的魅力在哪一方面?
金庸:此书最大的吸引力不在惊险刺激、情节奇诡,而在人物性格的生动。在这四个年轻人中,您最推重哪一位?是达太安呢?还是另外的人呢?
池田:哪一个呢?我想是亚岛士最有魅力。在四个人中,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书中这样描写他:“(达太安)对这个亚岛士,从心底里被他吸引。他的禀赋,与那种故意掩盖在云层里却不时闪露的光芒,那种并非任何人易于亲近的不群气质,辛辣而带阳刚气……这些优秀的性格赢得达太安的尊敬,这种从心底里升起的敬佩超越了友情。”他是一个智勇兼备、带有多方面优秀气质而具有魅力的人物呢!
金庸:确实可谓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伟丈夫。
池田:譬如,亚岛士曾对忧虑前途的达太安这样说道:“人生又是由不愉快的障碍和灾难的珠子串在一起的。能一边笑着,一边把这些串在一起的灾难捻着的人就是一个哲人。”
这是一句出色的台词,他不仅仅是喜爱冒险和剑术的年轻人,使人感到他是一个悠然面对人生风暴和惊涛骇浪,意气风发,昂首挺进的“哲人”。
金庸:全书风格不像西方小说而似乎是一部传统的中国小说。达太安机智火爆、勇不可当,有如《三国演义》中的常山赵子龙;颇图斯肥胖大力、脑筋不大灵,类似张飞、李逵;亚岛士品格高尚、潇洒儒雅,是周瑜与小李广花荣的合并,是最令人佩服的人物;阿拉密神神秘秘、诡计多端,有点像《七侠五义》中的黑妖狐智化。
池田:将亚岛士比喻为“周瑜加花荣”,不如将他比作《三国演义》的关羽,你看是否捧得太高呢?
金庸:我喜欢和崇敬亚岛士更甚,他比关羽更加真实,更有侠气。这四侠聚在一起,纵酒高歌,驰马拔剑,再加上一个艳如桃李、毒逾蛇蝎的美女密拉蒂,在国王路易十三的宫廷中穿插来去,欲不好看,其可得乎?
金庸:《三剑客》教我怎样活用历史
池田:《三剑客》的魅力在于人物性格的多姿多彩,所以广为人所欢迎。其实,人生之剧不也如此吗?要是都是同样禀性的人聚在一起,而且是让人一眼就看穿的情节,就不怎么有趣了。户田先生就曾指摘过:“提用人材之际,有搭配之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等于三、四或五。那才是人间世界的有趣之处。同气相求的人聚在一起实在没趣,当然也成不了大事。”您的小说以巧妙描写人物而著名,这一点是否也受到《三剑客》的影响呢?
金庸:《三剑客》并没有教我写人物。我写人物,是从中国的古典小说学习的。《三剑客》教了我怎样活用历史故事。
池田:除了大仲马和中国古典小说,您还受到哪些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金庸:我另一个重要的师傅,是英国的史各特爵士。就文学价值来说,一般都认为史各特较高,然而大仲马最精彩的几部作品,比史各特最精彩的作品好看得多。
池田:史各特的作品中,我读过《艾凡赫》(金庸按:中国译作《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想来还是大仲马的作品好看一些。也许是我信口开河。(笑)
金庸:池田先生在文学的创作上多写诗,不写虚构故事的小说。青年时读《三剑客》,相信感受和我不同,多半是佩服四位剑客在奉命执行一件任务时全力以赴、坚毅不屈的精神,不知我的猜想对不对。
池田:对于青年的“年轻”、“健康”、“翩翩风度”等特点,确实是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到另一点比较难忘的是,我对利修留这个人物颇感兴趣,正如您所知道的,他是构筑近代法国的大宰相。他是深谙权术的老练政治家,带有复杂性格只是他的一半,其实是对“私”甚少顾及的“无私之人”,特别是对于人材的爱惜,堪称是出类拔萃。《三剑客》的最后部分,对杀死了自己下属密拉蒂的达太安并没有处罚,反而将他提拔为火枪队的副队长。为政者必须有大度量,对于敌方的人材也以深深的爱心赏识之,就如《三国演义》的曹操。将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比较而读,是读书的乐趣之一啊!
好的作品,会使读者张开想像的翅膀尽情地飞翔。 文学金庸池田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