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姐妹的战争

（文 / 熊康）

头生子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结成同盟对抗晚生子希特勒

这兄弟俩可真是天上地下的一对儿：一个对宗教有着狂热的虔诚，把一生都献给了上帝和政府。早在未成年的时候，他就树立了义务意识。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王室公证人的差事，他具备所有的美德，绝不会作风轻浮，更不会毫无节制地享受生命的乐趣。说到另一个，那可是一个好挖苦人、思想散漫的主儿，对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权威全不放在眼里。由于在一篇讽刺性作品里拿君主打趣，他在巴士底狱蹲了11个月。终其一生，他都在拿诙谐幽默的语调讥讽天主教堂。对于他哥哥——那个过分虔诚的公证人的世界，他只会觉得恶心和不屑一顾。

这对有着天壤之别的兄弟俩就是法国的阿曼德·阿洛伊特和弗朗索瓦·阿洛伊特。历史家学和心理学家已经对他们研究了200多年，他们自问，同一个家庭里怎么可能造就出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性格？虔诚的阿曼德和他好反抗的弟弟弗朗索瓦，这两人举世闻名的原因在于，弗朗索瓦以伏尔泰的笔名成了启蒙运动中的急先锋。

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科学史专家弗兰克·萨洛维(FrankSulloway)相信，自己已经解开了伏尔泰兄弟性格截然不同的奥秘。他在一篇名为《家庭的叛逆》的论文中写道：早在孩童时代，这对互相仇视的兄弟就已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弗朗索瓦一生都在同家中的长子阿曼德对抗，就在这种对抗中，小弗朗索瓦成熟了，他变成了伏尔泰。

家庭排行及其对性格发展的影响是萨洛维这位家庭研究专家搞了20年的一个课题。他从过去500年中挑选出1万个名人，把他们的履历输入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并从这一数据来源中获取了50多万条信息。在这些资料的帮助下，萨洛维对自己的论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论证。萨洛维研究的出发点在于：为什么有的人养成了专断、保守的性格，而有的人却生来就是叛逆者？

对于萨洛维这个根深蒂固的进化论者来说，答案是很明确的：没有什么比兄弟姐妹之间常常是对抗的关系对人性格打上的烙印更加持久的了。这也是他通过电脑分析得出的令人惊讶的结论。

动物王国的幼兽一旦在父母面前争起宠来，那可是一场事关生死的决斗。在萨洛威看来，人在幼年时也在一门心思地争夺父母的爱，只不过，家中的头生子与弟弟妹妹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他们在家庭的殿堂里展开了一场“进化过程中的军备竞赛”。按照萨洛威的观点，在兄弟姐妹之争中，恰恰是他们经常使用的策略塑造并确定了各自的个性特点。

萨洛维的性格学说认为，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在弟弟妹妹降生前就已经具备了一种和大人打成一片的倾向。后来，再与弟弟妹妹的交往中，年龄上的优势更使他时常表现出一种专横的权力意识。他曾经独享父母的爱，现在却不得不与更小的孩子争夺这种爱，这不由得刺痛了他，从此他形成了嫉妒心理和报复欲望，甚至会突然间暴跳如雷。这一切听上去都不那么美妙，也许只有给他灌输一点纪律和责任感，才能让他变得可爱一点儿。于是，晚生的孩子处境就非常不妙。他们只得在家庭王国的下层就位，眼巴巴地盼着能出现转机。要想得到父母亲的特别关照，他们必须尽可能展示出哥哥姐姐迄今尚不具备的才能。

萨洛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晚生的孩子常常富有创造力，乐于去作大胆尝试和获取新的体验。在家里，他们的身体最弱小，于是便早早学会了如何避免暴力冲突。他们喜欢和解，发生争执时愿意妥协以求得平衡，这使他们总是显得友好而温和。另一方面，家中的晚生子意识中又对“公平”有着高度的敏感，这又容易使他们奋起反抗，成为一种温和的抵抗者。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常常会躲在两派中间求得生存。

在萨洛维眼中，他的偶像查尔斯·达尔文就是一副地地道道的晚生子性格。达尔文在家中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5，据说他有着坚定的信仰，曾经打算做一名牧师。22岁的时候，这位候补牧师突然开始了环球旅行。4年后他回来了，却已转变成一个叛逆者，后来令整个世界的理论体系发生了最严重的动荡。当然，在担当起科学领域革命家的角色之前，这位谨慎的学者也曾经历过深深的困惑。他犹豫了20年，最后终于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他创立的进化论把造物主从宝座上掀了下来，于是，人们把他当成了“一个凶手”。然而，他却是违心地、自卫式地甚至言辞亲切地与对手展开了辩论。对于那些由于他的理论而感到宗教感情受到伤害的人们，他也总是愿意表示理解。

萨洛维赞颂道，达尔文的温和与谦逊使他区别于同样改变了世界的思想巨人们，例如伽利略、牛顿和弗洛伊德。这3个在家中都是头生子，总是用尖刻的语言同反对者进行毫不留情的搏斗，面对别人的诽谤污蔑也从不畏缩。萨洛维评论说，牛顿和弗洛伊德等人总是坚持要把他们的理论灌输给朋友和敌人，想让别人像对待宗教信条一样地接受。这些人大多在青年时代就已显示出非同寻常的执行能力。弗洛伊德小时候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堪称模范学生。有一次，妹妹学钢琴时他觉得受到了打扰，便跑到父母那里下了驱逐令。他的命令家人是绝对服从的，于是，那架蹩脚的钢琴马上就被从房间里搬了出去。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不论霸道的弗洛伊德还是谦和的达尔文，两人都沾染了晚生子才有的不安定思想。萨洛维通过研究西方史得出结论，家庭中的晚生子常常是第一个领会、提倡和传播新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在19世纪传播起来如此顺利，萨洛维归之于以下事实：那时候，在欧洲总人口中，晚生子数量是头生子的2.6倍。

在政治领域，开放的晚生子们通常也处于先锋位置。在公平意识的牵引下，他们作为改革的策划者和鼓动者为穷人和被压迫者奋起一击。直到由他们策划的变革开始启动了，头生子们才加入进来，并渐渐掌了权。然而，在头生子的控制下，要不了多久，血就流成了河。萨洛维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对头生子们的夺权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宽容的晚生子唱了主角。后来，国民议会各党团的激进分子就权力问题发起了一场可怕的辩论，辩论以极端分子的胜利告终。恐怖统治开始了，其间约有4万人被处死。萨洛维认为，这些人其实是一场兄弟姐妹战争的牺牲品，博爱的革命目标遭到背弃，取而代之的是兄弟间的大规模搏杀。

萨洛维分析说，形势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头生子把持了要职。福利委员会是恐怖统治的幕后操纵者，头生子在这里占据了12个职位中的7个。这个制造恐怖的委员会把自己的兄弟姐妹送上了断头台，直到狂热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被砍头后，血腥屠杀才算平息下来。可笑的是，罗伯斯庇尔本人竟也是一个头生子。

到了20世纪，头生子也在大规模思想运动中处于最高位置。纳粹党魁阿道夫·希特勒是个小小的例外。他是家中的老二，但却是作为独子长大成人，哥哥被他挤兑得离家出走。是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这3名头生子联合起来把这个疯狂的独裁者拉下了台。

在电脑辅助下，从兄弟姐妹的关系出发，萨洛维创立了自己关于性格的理论。他本人在家里四个兄弟中排行第三。这一理论显然与旧的学说大相径庭。孩子与父母的冲突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中心点，但按照萨洛维的说法，这种冲突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才会对个性发展产生影响。

在例外情况下，头生子也会沾染上晚生子的反叛特点。以普鲁士国王弗利德里希二世为例：身为长子和王储的他在父亲弗利德里希一世那里经受过极大折磨，父亲甚至对他以死相逼。后来，他变成了一位宽容、开明的君主，当好讽刺人的伏尔泰被从法国逐出后，他把他接到了自己在波斯坦的宫廷。

萨洛维认为，气质、家族传统、阶级属性等因素也会对一个人的性格特色起到缓冲作用。父母本身如果是晚生子，他们往往倾向于自由的教育方式，从而造就出孩子温文尔雅的性格。在温和的叛逆者查尔斯·达尔文家中，父亲、祖父和曾祖都是晚生子，对萨洛维来说，这就证明了达尔文家有一种不重权威的家庭传统。

下层家庭往往会培养出存在极端倾向的个性特征。在革命气氛浓厚时期的巴黎，出身下层的头生子尤其嗜杀成性，他们在国民议会几乎一致对处死路易十六投了赞成票。而在相同出身的后生子中，却只有40%多的人同意处死国王。在国民议会，再没有哪一个群体对待这位过去的君主比他们更宽容了。

萨洛维发现，家中排行对于男孩子和女孩子个性的形成作用是一样的。在规模较大的兄弟姐妹群里，大都是那些晚生的女孩爱发牢骚，这可称是她们发起反抗的第一个信号。但是，就她们的性别而言，“反抗”属于一种“不够典型的行为方式”。

在没有男孩子的姐妹群中，萨洛维的理论框架往往会被打破。这时的情况常常是：姐姐有反叛精神，妹妹却乖乖地扮演着天赋的女性角色。这是一个特例，萨洛维对此也无法解释得通。

同样，面对独生子难以捉摸的性格，萨洛维也显得有些束手无措了。他只得有条件地把他们归入了头生子一类。萨洛维发现，独生子往往在保守的实权人物身后扮演着随大流的角色，他们展现的是一种毫不起眼、顺时应势的生存状态。

假如萨洛维的评价中肯的话，则那些崇尚自由的社会改革者的前景就相当不妙了。这是因为，目前在工业国家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当中，约有50%是独生子。

研究兄弟姐妹问题的专家萨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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