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怎样想念保尔的

（文 / 刘天时）

一伙人，正在弄个剧，《保尔·柯察金》。五六个，二十八九岁，中央戏剧学院87级的，学编剧学舞美的，其中3个还是一个宿舍的。因为是搞艺术的，所以，除了彭涛在中戏当老师外，蔡尚君、刁亦男、刘奋斗和柳菁都没固定工作，给电视台拍片子，写电视剧，搞舞台设计；所以一个人背帆布包，一个人眉毛上别个“别针”，一个人戴着大眼镜，眼镜腿儿缠着白线，一个人瘦骨伶仃剃个平头，还有一个穿着草绿T恤干干净净不像搞艺术的。

两年前的春节聚会上，他们想起了小时候钟爱的小人书，小人书上冬妮娅脸上的小雀斑和海魂衫，他们想到要排个戏，讲保尔的，讲讲革命、爱情和意志。

但是两年了，想法拿起又搁下，这其间，他们和他们的朋友，有人回国，有人留洋，有人结婚，有人和多年的爱人散伙，有人得了神经质在人前颤抖……但谁也没忘保尔，没忘聚会，现在他们找到了钱，写好了本子。准备好了。

今天，9月第一个凉爽的下午，他们来了个聚会，又约在格子桌布沙滩椅的酒吧街。天是秋天的高，树是夏天的浓。5个人，谈的是艺术，情绪饱满蹦出来的词儿是“爱情”、“革命”，还有“理想”，掩盖胆怯自嘲的玩笑落在街边的脚步和汽车尾气之中，有穿露背装的姑娘走过……这聚会好像是日常生活的一个例外，一个姿式，一个别样的奢侈。

蔡尚君说，保尔的形象和力量像一把钝刀，凝视，歌唱

我们1992年毕业之后进入社会。自恋、小布尔乔亚使我们不堪一击，然后就是失落，什么都不信。否定的，批评、戏谑、嘲讽成了我们的时尚，肯定的爱的力量不再时髦。发牢骚，像母鸡啄食一样，吃吃石子，磨磨嗉子，我们忘了歌唱。我们想起保尔，我们想念他。但《保尔》这部戏不是为了怀旧，理想主义的挽歌不必再唱。我们要借助它重新勘察我们的今天。这个时代，在我看，是暖昧的。人们在台前演戏的时候，原来的背景忽然之间被撤掉了，原来的悲剧在当下布景下可能成了滑稽的喜剧。“保尔”是一段历史，通过透镜看历史，我们想得到的效果不是今昔对比，而是对整合，对灵魂与肉身整合的一种探求。保尔的故事已超出了意识形态的意义，它包含的东西非常丰富，有爱情，有战争，有伤残，有意志，它提供了一种生命样态。保尔是伴随我们成长的形象，他和我们非常亲近。

刁亦男说，《保尔》就是……通过回忆历史，占领今天

我在毕业后，不论生活还是事业都处在矛盾之中。我们只知道破坏和撒娇。我在介入《保尔》的最初时期，完全处在封闭状态，阴差阳错，我被卷入一场诉讼案之中，处于逃避状态，但那时也是情绪最亢奋的时期，我想到民族国家信仰……想到保尔和冬妮娅。两年后的今天，这不再是情绪，我以理智、想象的眼光看待这部戏。它不是一个400多页的故事，而是闪耀的一段历史。我们像所有的人一样，向邻居借钱，过着普通的生活。我在最困惑的时候，想起蔡尚君的话，“别老是低头走路，看看蓝天。”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是买杯可乐坐在桌边“敲三家”，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些动情温柔的瞬间。就像……冬妮娅对阿廖沙说，你的眼睛为什么是蓝的而不是灰的……军号吹响了，我们还是恋爱吧，因为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恋爱吧

彭涛说，有一种人，他们想对世界、全人类负有责任

我在1995年春节，写了《保尔》的第一稿，有点懵。这一稿，我们参照了《日瓦戈医生》。保尔和日瓦戈都是纯粹的人，一个出于破坏现实，一个出于保留过去。现实中可能没谁愿意做保尔或日瓦戈。但这是一种想往，没有想往是可怕的。在生活中，我们比谁更现实，谁现实谁就活得更好。但我想是不是该有那么一些时刻，理想、纯粹、温柔。这也是我个人对《保尔》这出戏演出效果的期待。那边在演《女人漂亮》、《别为你的相貌发愁》，这边却是《保尔·柯察金》。这对照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

刘奋斗说，在一个有关对错的命题不存在的时代，《保尔》不是一个纯粹的东西

如果说这出戏在1993至1994年，商业上肯定是有保证的。那时候大家被一种怀旧气氛所感染，好像在与理想主义作最后的告别。但拿到1997年，就很难说是不是一厢情愿。我崇拜的英雄切·格瓦拉被中产阶级纪念的方式就是头像被印在T恤衫上，信仰像外衣一样，平贴胸前，人们的怀念和感动就这么肤浅。所以我心存犹豫。革命、爱情这些好比是天气，我们不能忘了我们的大背景是生活，是时间的绵延和流逝。

柳菁说，《保尔》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来

这两年，变化总是突如其来。我们筹钱、跑演出证，找演员找场地，我们在搞一出戏，一个过去的故事；另一方面我们要应付周围的变迁。我会在刮胡子的时候，想到年龄，想到我们这帮朋友的命远和无奈。我想我们得做点什么，纪念点什么。

这就是5个大小伙子，5个看起来很时尚、满不在乎的大小伙子9月1日下午的聚会。面对他们的是：北京啤和可乐，10月的排演，11月的演出，女朋友和租房信息。 保尔柯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