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治疗200年

（文 / 熊康）

美国外科医生弗雷曼用一把破冰斧穿过病人的眼窝直达大脑

这个男人乘火车从米兰来，他显然有点儿精神失常。他在罗马下了车，狂躁不安地穿过车站的候车大厅，一边还在自言自语。警察把他带到罗马大学的精神病院。在那里，两名精神病科医师乌戈·切尔莱蒂和卢齐奥·比尼为他作了检查。两人决定，把他们酝酿已久的一项试验应用到这个精神分裂症病人身上。

在此之前，切尔莱蒂和比尼只对狗和猪试用过他们两人共同研制的电休克器。试验中，牲畜成批地被电流击昏而后死去。不过这位来自米兰的人对此可是一无所知。就在这时候，电极已被固定在他的太阳穴上。于是，在闩好的房门后，一场类似刑讯折磨的手术开始了，病人差一点被折腾死。电流第一次来时是80伏，病人抽成了一团。第二次过电时，有那么一会儿他失去了知觉，醒来后就开始大声唱歌。第三次过电时，他知道反抗了：“别再这样了，我会死的。”

然而切尔莱蒂并没有住手，反而把电压升到了100伏。这一次，病人纵身跃起，是肌肉的痉挛把他激了起来。倒下后他停止了呼吸，脸色发青地躺在那里。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已经有了清醒的理智，行动举止也像个正常人了。精神错乱的症状看来是从他身上褪去了。

医生在人身上做这样的证验的确冒了很大风险，而且并没有得到病人的许可。要是在今天，干这事的医生肯定会被送上法庭。可那时候是1938年的4月，切尔莱蒂和比尼正作为精神病学的先驱受到全世界的交口称赞。没过多久，电休克器就在所有大的精神病院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批评者认为，1938年的这次休克试验可称是医生一贯粗暴对待精神病人的一个传统例证。但这一指责却在美国医学史专家爱德华·绍特尔那里遭到了驳斥。在他新近在纽约出版的《精神病学史》一书中，绍特尔指出，这一试验在法律上具备了“可以原宥的情节”。他申辩说，这两位休克治疗专家之所以甘冒在道德上被人质疑的风险，完全是受到了一种绝望情绪的驱动。

绍特尔在书中描述道：30年代末，医院对精神病临床治疗知识的了解程度处于最低点。精神病科医生几乎是两手空空地站在病人面前。成千上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抑郁症患者和痴呆症患者在巨大的砖结构病房里悲惨度日，他们常常是终其一生滞留于此，却得不到治疗。医生完全沦落成了这许多不幸者的管理人，几乎挤不出时间对这些被保护人提供医疗服务。

这种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劳改场”出现在19世纪，并迅速得到了蔓延。按照绍特尔的说法，修建这种新型先进精神病院的“意图是好的”，在这里，精神失常者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专业护理。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一改革计划却背离了初衷，起初人道主义的康复场所蜕变成了拥挤混乱、像监狱一样阴森的人员集留地，根本无益于病人的康复。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60年对此作了一个颇具挑衅性的回答。这位巴黎的思想大师言道，随着中产阶级实力的上升，精神病院已擢升为一种半官方的秩序调整机构，它所承担的任务是，给那些有碍社会稳定的人戴上一顶诊断学上的滑稽帽。这帽子同时又是一个深深的烙印，一旦被打上这个烙印，人的行为能力和自由权利就会被完全剥夺。

在绍特尔看来，福柯的这种“精神错乱者置身大监狱中、处于‘医务狱卒’监视下”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历史性的赝品。他认为，早在精神病院收容精神病人并宣告他们有病之前，病人就已遭到了世俗中人毫无宽容、残酷无情的对待。

大约在1800年的时候，有人发现，欧洲的乡村和小城中有许多精神异常者长年累月被人捆绑或是锁链加身，在地窖和牲畜棚里苦苦煎熬。另外一些人虽有人身自由，但却居无定所，四处流浪，经常遭人围追堵截和虐待拘禁。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精神病人的悲惨境遇才得到了改观。巴黎一家医院的院长菲利普·皮内尔释放了被隔离在医院的精神病人，试图让这些据说无药可救的人回归正常生活。不久以后，欧洲各地都在仿效这种治疗学上的试验。

德国医生约翰·克利斯蒂安·雷尔在1860年给精神病学起了“psychiaterie”的名字。但到这时候，精神病人拥有自由空间的时代又已过去，严酷的纪律重又把持了精神病院。在那里，病人们受制于中产阶级的道德，他们被要求要遵守秩序和规矩，要学会克制自己。

在普鲁士，以前做过军医的恩斯特·霍恩管理着柏林的夏里特医院。这家医院精神病科的病房就如同是军营中的操练场。谁要是不听话，就会被施以暴力。病人或是被捆坐在转椅上经受长时间缓慢滴注的折磨，或是遭到冰水和烧红的烙铁的摧残。终于，1818年，在一名病人被“霍恩牌袋子”窒息而死后，霍恩这个虐待病人的能手被解除了职务。那是一种用防水布制成的袋子，专门用于驯服特别执拗倔强的病人。

但无论温和还是粗暴的疗法都没有多大疗效，这是因为两者都不懂该去探询精神错乱的缘由。失去控制的热情、着了魔似的冥思苦想、过度疯狂的性欲，所谓的精神病学家们总爱对着病人的症状胡乱猜测。这不由令一些倾向于器官医学的同行们大不以为然，这些人在19世纪中期曾红火一时。

柏林的精神病学教授威廉·格雷辛格1860年这样教导学生：“现在可以肯定，所谓的精神病人都是一些大脑和神经有毛病的个体。”此后，“显微镜下的精神病学”占据了上风。研究人员极其细致地摆弄着死去病人的大脑和神经组织，这种作法当然对大脑科学有所影响，但在精神病治疗实践方面却几乎没有帮助。

慕尼黑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在绍特尔心目中是精神病治疗方面具有历史性地位的“核心人物”，但即便是他也未能使精神病治疗取得进展。克雷佩林是精神病研究领域的一个官僚主义者，不过是他第一次对纷乱复杂的精神病症状进行了归纳整理。他翻遍了内容极丰的索引卡片箱，孜孜不倦地对病人多变的症候分门别类，从混乱不堪的故纸堆里总结出精神分裂症、躁狂忧郁症等各种精神疾病。在这种可称是诊断学上马赛克技术的帮助下，医生渐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切预言许多病人的疾病演化过程。

克雷佩林确信，一切精神疾病都有它生物学上的根源，因而生病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他的卡片箱似乎为那些危险的精神病研究者提供了弹药，这些人发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以此作为研究中的辅助学科。他们研究了家族历史就想当然地认为，精神病是可以遗传的。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还得出结论，从曾祖父到孙辈，遗传方面的负担在一代代不断加重。这些达尔文的信徒发明了一个可怕的词——“退化(degeneration)”。

这个令人心寒的概念很快就印在了一些主张人种纯正的偏激者脑中。法国精神病学家瓦兰亭·马格南1895年言道，“‘degeneration’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疾病，它更是一种社会性危害”，为了人们的幸福起见，“必须把这种遗传毒瘤连根切除”。

绍特尔称，在科学辩论中，这一论题其实只在短时间内发挥过作用，但却造成了不小的恶果。1933年以后的德国，约有40万名精神障碍患者被强制绝育，另有10万多人被残忍地杀害，其中包括5000个孩子。

精神病治疗领域令人发指的事例尚不止于此。1935年，葡萄牙神经外科医生埃加斯·莫尼茨发明了“脑白质切除术”，做这种手术时，通往前脑的神经会被生生割断。1936至1957年间仍有1.8万多人被施行了脑白质切除术。美国外科医生瓦尔特·弗雷曼更是疯狂，他用一把破冰斧从病人的眼窝切入，一直伸向大脑。

绍特尔在回顾历史时仅把这些暴行描述成一段插曲，认为它无损于现代精神病学的声名。绍特尔信誓旦旦地保证，同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第二次，这是因为，有一场“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擦亮了精神病院的阴暗图景。

这场根本转变始于50年代，那时候正值制药行业把第一批高效的精神病药物投放市场。从那以后，不断改良的药品逐渐抑制了精神分裂病人的兴奋和错乱，缓解了抑郁症患者的忧伤，一度人声鼎沸的精神病院转而变得静幽幽。

绍特尔认为，最应该为这些药品的问世感到庆幸的就是以前那些城堡似的强制性精神病院了。现在，在那里生活多年甚至一生的病人已经大大减少，大多数人都可以在接受短时间住院治疗后回归自由。

在绍特尔看来，精神分析学说不过是“19世纪遗留至今的最后一条恐龙”，对精神病学的进步并无贡献。在美国的精神病学领域，那些从欧洲流亡过来的精神分析学家只会让病人更加困惑，因为他们对所有病人——无论忧郁症还是躁狂病——全都用同一种模式加以治疗，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功。

绍特尔声称，生物学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到20世纪末终于开始盛行。尽管长时间以来并不是所有精神病研究者都能接受他的观点，但他仍坚持认为，精神上的疾病起源于“由遗传引起的大脑化学紊乱”。

对于未来，绍特尔存有一个不甚清晰的梦想：有朝一日，遗传领域的外科医生将担负起医治精神病人的任务，到那时，精神病学作为医学的一个门类就会变得可有可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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