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披露“VCD圆桌会议”全部内幕 中国VCD：大国不是强国

（文 / 方向明 武汉）

7月13日，中国VCD行业的大小诸侯汇聚广东番禺，他们刚从血流成河的价格战中清醒过来，走到一起而握于言和，欲结成联盟。然而，在前些时候，他们还各自为政，互相藐视或互相攻击。直到在一场恶性竞争中几败俱伤，他们才发现：除了坐下来对话，通过沟通达成共识，已无其他生路。

上午9时，“中国VCD企业圆桌会议”在香江畔一家豪华大酒店举行。矩形的会议室当中摆放着直径4米的圆桌，22家骨干企业的头头脑脑围坐四周，这些企业基本包括VCD十强和“有发展潜质的企业”。这些老总们在自己的企业里可以颐指气使，但在这里却只有一席之位，平起平坐。参加会议的还有电子部、电子商会、音像协会的人士，来自首都和广东十几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以及在VCD行业还排不上名次的企业代表，这些人分坐两厢。

这是VCD行业中坚力量的第一次风云际会，各路大员的面前都摆放着一份宣言草稿，他们的任务是将现实与未来熔于一炉，既要围绕价格问题达成共识，又要为整个VCD行业寻找一条共同发展之路。此时此刻，每位代表都充满希望又缺乏信心，他们愿意实现本次会议的主旨——协作与竞争，加强团结和交流，共同开发新产品，联合采购元器件，停止恶性竞争价格战。但是，长期以来的彼此敌视，缺乏沟通交流，又在各方内心埋下深深的隔阂与猜疑。他们无法相信：一次会议便能消除分歧，一夜之间把各种冲突忘得一干二净，相逢一笑泯恩仇。

话说回来，尽管各方疑虑重重，却都不愿放弃最后的努力。没有人逼他们来此聚会，是形势逼人。他们深知，必须建立新的市场秩序，以扭转目前的混乱局面，否则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危机或一场灾难。对即将展开的对话，天利电子公司总经理程振国有一个预测：如果纠缠于价格这个具体问题，那么圆桌会议只能是无休止地打嘴仗过嘴瘾；如果提出一个长远发展目标并达成共识，在具体问题上反到容易达成和解。我们似乎已经听刽会议桌上的滚滚霹雷，但无法预料后面是暴雨还是春雨。

结盟为了孤立谁？

虽然会议组织者竭力营造平等、坦诚的气氛，但最敏感的降价话题是无法回避的。从一开始，所有的发言都聚焦在价格战上，而且炮火集中在广东爱多公司身上。这也难怪，爱多公司在短短8个月内几次大幅度降价，把每台VCD机从2500元左右压到1500元左右，降幅达45％。爱多公司自称为“阳光行动”的降价举措，把整个行业一下压得气喘吁吁。

挑头大降价的爱多公司挑头发言，总经理胡志标先声夺人：“爱多之所以从价格入手，是因为痛感中国VCD产业在繁荣背后隐藏着内忧与外患。我们的目的是肃内忧，解外患，净化中国VCD市场。”胡志标谈到，在我们的周围，有数百家游兵散勇，这些不成规模的作坊式小企业，缺乏必要的生产条件，缺乏技术力量支持，缺乏最起码的售后服务，他们凭绝对低廉的价格充斥市场，这是内忧；众多国外大企业对中国这块最大的VCD市场虎视耽耽，不甘心在中国市场的失败，正计划低价倾销，这是外患。

对VCD行业颇有研究的程振国认为：胡志标道出中国VCD市场的现状。“爱多”在采取降价行动时，高举“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旗，确实有其高明之处。因为它矛头直指VCD生产的混乱局面，尽管削价竞争带来销售市场的混乱，但人们会认为“爱多”的动机是良好的。师出有名。

“远看是洋货，近看是国货，细看是假货，一用是烂货”。这是人们对家庭作坊生产的VCD的最形象概括。正因如此，“爱多”总经理胡志标在会上振振有词：“将昔日过高的价格降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利润空间，把一部分小作坊企业清理出市场，虽然这些破产的作坊主扬言‘请杀手要胡志标的脑袋’，我既不后悔，也不害怕。”胡志标的发言使会场中飘来一缕血腥味。

“爱多”一把火点燃一个火药库，蕴积已久的火山迅猛爆发。深圳先科公司副总经理黄亚先细算了一笔账：一台VCD的造价，除了元器件成本外，还有生产、广告宣传、银行利息、各种管理费及租金、技术开发费、员工培圳费等等，最后还有税收。如今价格降到如此地步，企业要想获得利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哪家企业能在价格大战中获得巨大好处，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产品是造价低廉的伪劣产品，要么走私或偷漏税。此外，也可能是拿企业和整个行业的发展作赌注。

东莞市金正公司田家俊董事长道出恶性竞争的弊端：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就难以保证成品的可靠性，难以保证售后服务水平，难以保证新产品的开发能力。

成都鼎天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张海引经据典，按照国际惯例，家电企业利润必须达到10％，才能确保企业长远发展。如果超越这个范围，必然导致VCD市场的混乱，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

南海东鹏公司陈本正董事长的发言慷慨激昂：“价格不应是可伸可缩打向别人的拳头。企业要给消费者一个全程的服务，还应该给国家一份尽可能高的税赋，这就要求产品价值和价格相符。”

富有意味的是，曾在彩电行业挑起降价风波的长虹集团，在VCD方面却异常激烈地反对降价。其代表说：“随着产量增加，采购和制造成本降低，产品售价随之降低，这是正常的。如果为了抢占市场，以低于合理价格倾销则是不正当竞争。我们分析过一些机器，它们使用走私进口元器件，没有系统设计，工艺性很差，甚至无法维修，一味追求降低成本，这样的企业虽然靠降价取得一时销售成功，但只会是昙花一现。”

清理门户和恶性竞争之间有一个尺度。“爱多”的第一次“阳光行动”，其降价幅度得到多方认同，但今年6月的第二次“阳光行动”则触犯众怒，原因在于降价幅度过狠。正因如此，武汉四通公司陈乐平总经理倡议，再搞一次“月光行动”，提价5—8％，保证企业正常利润。

会场气氛完全一边倒。尽管没有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没有以牙还牙的激烈争执，各方都以克制的姿态说自家事，但话里话外能明显感到，反对降价的声音占据上风。在围绕降价的喋喋不休中，反对派迅速结成一个联盟，“爱多”显得有些孤零零。

然而，这种绝对压倒的态势很快便被摧垮。在一片声讨和诉苦中，另一家较大的生产厂家新科公司的老总秦志尚后发制人，他公然对“爱多”的胆识表示钦佩，对“阳光行动”的成功表示祝贺。他还明确表示，“新科”将响应“爱多”的降价行动。秦志尚最后还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不久后，我预计还会有几次大降价。

秦志尚的表态等于公开支持“爱多”。虽然秦志尚声称不认识胡志标，但俩人的默契珠联璧合。秦志尚的态度一明朗，颇让希望与“新科”联盟而完全孤立“爱多”的企业大失所望，反对降价的浪潮被两块坚硬的岩石顶了回来。在圆桌另一边的胡志标此时面露微笑，并频频点头。

会议从早上9点开到下午5点，在降价问题上没完没了地各抒己见，莫衷一是。与会代表都对签定《联合宣言》一事，感到前景渺茫。人们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出现了，到晚间传来更糟糕的消息：有的企业打算实施报复性措施，把每台VCD机降到1000元以下，起初人们不信这种“自杀行为”，可冷静一想颇有可能，因为一些新企业投资VCD是奔着丰厚利润而来的，如今愿望落空，在没有投资广告和售后服务之前，将手里组装的VCD一甩而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此消息一传出，那些投资较大的厂家顿时蒙上一层阴影。按照正规批量生产，VCD的成本很难低于1000元，如果市场价格打压到这个程度，并得到消费者认可，价格反弹回到正常价位将十分艰难，而此价又等于是跳楼价，等于将出现全行业亏损。

天利公司程振国事后评价：“我没有想到在价格上两大阵营的分歧如此之深，双方为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要求对方付出巨大代价。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VCD厂家行为，当大企业用降价来扩充市场份额时，小企业竟有机会反戈一击，让大家一一损俱损，一败皆败。这种市场现象与VCD的产品有关，更与中国VCD行业特殊的发展史密切相关。”

降价战打成了持久战（商园摄）

降价过后，专卖店里生意不见红火（商园摄）

VCD非要流一场血吗？

这次圆桌会议，有一个人最应该到场但没有来，他就是安徽万燕公司的总经理姜万勐。中国的第一台VCD机就出自“万燕”之手，世界上第一台家用VCD机也诞生于此，“万燕”让中国百姓认识了VCD，并开创了中国的VCD行业。因此，VCD的同行们送“万燕”一个当之无愧的荣誉“开国元勋”。但时至今日，“万燕”却像一个疲惫不支的老农，倒在自己辛勤开垦的沃土上，其市场份额从100％跌到2％。于是，同行们又送给“万燕”一个颇为悲壮的称号“革命先烈”。

“万燕”总经理姜万勐大学毕业后分到安徽电视台搞技术工作，姜万勐将自己概括为“索尼的维修工”，1987年，他从“教授卖馅饼”得到启示，创办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1992年4月，姜万勐前往美国参加国际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他最强烈的感受是：世界的趋势从模拟技术转向数字技术。

正是在这次展览会上，美国C-CUBE公司展出的一项不起眼的技术——MPEG解压缩技术，引起姜万勐的注意。由于图象信息在存储时所占空间较大，不经过压缩就必需用比较大的光盘来存储，成本比较昂贵，这就是LD大影碟迟迟走不进百姓家的主要原因。而12厘米的CD盘的存储量，只能存储5分钟的图象，或74分钟的声音，不能满足人们一边看一边听的需求。姜万勐敏锐地感受到：MPEG技术意味着可以把图像和声音存储在一张比较小的光盘里，创造出一种物美价廉的视听产品。

值得庆幸的是，C-CUBE公司的董事长孙燕生是美籍华裔，俩人一拍即合，将MPEG技术开发为电子消费产品，而当时世界上根本没有VCD这个概念。姜万勐当即投资7万美元，请C-CUBE公司做一种板卡。当年12月份，又投资50万美元，VCD影碟机诞生。看到实验室成果，双方共同投资1700万美元成立万燕公司，各取姜万勐、孙燕生名字中的一个字。

在1993年底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的VCD可行性报告中，非常准确地描绘了VCD的发展前景：这是在本世纪末消费类电子领域里，中国可能领先的唯一机会，而在此之前本领域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创造并形成产业的。经过市场调查，姜万勐得到一系列数字：1993年中国市场上组合音响的销售量是142万台，录像机的销量是170余万台，LD影碟机是100万台，CD激光唱机是160余万台。当时的LD光盘是400一500元一张，姜万勐想：如此昂贵的东西在中国都有这么大的市场，那么我们做出的盘片比录像带便宜、图象比录像机清晰、声音比LD好、价格只有LD1／10的VCD产品，每年销售量会达到200万台左右。

可行性报告出来后，遭到不少人的嘲笑，但姜万勐热情难减，“万燕”的第一代产品在1993年9月面世了，通过国家鉴定。“万燕”生产的第一批1000台几乎被世界和国内各家电公司买去作了样机，成为解剖的对象。

开创一个行业谈何容易，姜万勐难就难在软硬件都要一齐开发。“万燕”在前期研究开发的投入是1600万美元，广告投入是2000万元人民币，中国百姓到了1994年底才逐渐认识VCD，而在这一年，“万燕”生产了几万台VCD，结果只卖出2万台。由于前期投入太多，导致早期产品成本高达每台360美元，再加广告费用，在市场上卖四五千元，却也基本无利可赚。不仅如此，姜万勐还要开发碟片，总不能让老百姓买了枪而没子弹吧。“万燕”为此又向11家音像出版社购买版权，推出97种卡拉OK碟片。

“万燕”倾其所有财力，开创了一个市场，确立了独一无二的品牌，并形成一套成型技术，独霸VCD天下。假如姜万勐再有一定财力作后续支撑，迅速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机成本，填充正在发育的市场的每处空白，那么万燕将是中国响当当的VCD之王，独主沉浮。可惜，就在姜万勐发展期时，他的财源已经枯竭。他不是没去弄贷款，但民营企业的帽子，让他磨破嘴皮而以徒劳告终。他不是没谈与人合资事宜，几乎与长虹集团谈成，但受到层层阻挠，潜在的理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让姜万勐最痛苦的是，眼睁睁地瞧着自己打下天下被别人一块块瓜分，他不仅无力回击，连自身也难保。市场无情，不进则退，到1996年最悲惨的事情发生，这一年全国VCD销量600万台，而“万燕”已萎缩到无货可销。也就在这一年，“万燕”被同省的美菱集团重组，成为美菱万燕公司，姜万勐由此成为“不自量力”的悲剧人物。可姜万勐只有咽下万般苦水，凝聚成一声长叹：“良机不再，错过机会了。”

时不我待。就在“万燕”打下天下却难以一统天下之际，中国VCD进入了群雄并起时期。“万燕”让中国百姓认识了VCD，但摘桃子的却是深谙市场秘决的广东人。由于VCD整机组装对技术要求不高，其机械运动部件不多，只需将几块集成电路板用螺丝拧上，知道哪根线插在哪儿，看上10分钟就能学会，因此内行人称：“一把螺丝刀就是一个组装厂。”

组装技术简单，不需要多少投资，没有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市场已经打开，广东又是散件水货的聚集地，几个因素凑到一起，VCD组装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于珠江三角洲。同时，在广东，VCD元器件的配套系统也应运而生，专门有人提供线路板，专门有人提供机壳，不出方圆25公里，生产整机所需的元器件均可配齐。而远在安徽的“万燕”要到广东采购元器件。

群雄并起则鱼龙混杂。学一天就能会的技术，投几万元就能干的事，于是在广东出现“昨天杀猪，今天生产VCD”的现象，“床板工厂”遍布珠江三角洲，一个人一天可以组装十台二十台，一家老少一天就能装出几十台。市场火爆时，每台机器赚100元，一天就赚几千块钱；市场疲软时，一台只赚10块钱就出手。产品的牌子五花八门，偷懒的直接打上“SONY”的品牌，聪明的改个字母“SOMY”，索尼变成“索迷”。在广州VCD批发一条街的厕所里，贴满VCD的促销广告，模样如街头治性病的招贴。

在这一时期，营销最成功并迅速崛起的是“爱多”。爱多公司总经理胡志标今年才28岁，中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子厂做工。1993年2月，胡志标在一本电子杂志上，首次了解到MPEG数字解压缩芯片技术，这几乎与姜万勐同步。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尽管胡志标心中汹涌着创业的波涛，但他还是冷静地等待时机。1995年4月，在“万燕”耗巨资推出第一代VCD产品后一年，并因此精疲力尽之时，胡志标筹集80万的资金，在中山市东升镇成立“爱多”公司。“爱多”取意于一句歌词“每天爱我多一点”。6个月，胡志标利用进口散件，迅速生产出整机，省却大量研究开发费用和前期市场推广费用。胡志标在今天依然强调：“爱多”不会去做前期的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工作，而是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再开发，这是“万燕”留给我们的教训。

“爱多”最初起家时，也就几十个人，月产量一二千台。在鱼龙混杂中“爱多”能够脱颖而出取决于营销战略。胡志标没有满足于赶上潮流，赚一把是一把，他要创出品牌。在产品上市第二个月，“爱多”在《羊城晚报》上打出第一个广告：““爱多””，除此之外既无产品说明，又无生产厂家。这广告连登一个月，在人们心中造成巨大悬念，许多人相互问：“‘爱多’是什么？”“爱多”第二个月才打出““爱多”VCD”，人们终于明白。一个崭新的品牌就这样轻易突破一般消费者对广告的抵触心理，在人们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来。

1995年11月，“爱多”广告跳进中央电视台。随后，又以420万的价格请影视巨星成龙拍广告，后期制作又投入近百万。接着又以8200万元巨资夺取中央电视台电子类广告标王。至此，如果把“爱多”与“万燕”作比，两家同样投资1个亿生产VCD，但效果截然不同。“万燕”创造了VCD，但资金沉淀于技术开发和开拓市场阶段；“爱多”卖出了VCD，销售的丰厚回报又滚滚回到“爱多”腰包。

1996年10月，靠卓有成效的营销壮大的“爱多”先发制人，每台VCD降至2000元左右，拉开了中国VCD行业降价的序幕。1997年6月，“爱多”经过严密策划，推出“阳光行动”。经过A计划、B计划两轮降价，“爱多”VCD系列产品的价格累积降幅已迫近45％。

据业内人士分析，“爱多”降价的一个可能因素是：国外元器件供应商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价格平均下调了250元；另一个可能是，“爱多”以其大规模的生产，获得同样元器件的价格要比其他VCD厂家低，这些都保证“爱多”具备降价所必需的利润空间。但据电子部一位官员透露，“爱多”“阳光计划”的直接起因是：“爱多”一度产大于销，仓库里积压了20多万台成品，压占了2亿的资金。“爱多”此举，不仅把积压产品销售一空，还在市场淡季达到了供不应求的火爆局面，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

在VCD行业，还有一家颇具战略眼光的企业，它的发展之路独辟蹊径。这家企业就是电子部直属的天利公司，它是一家搞软件开发的高科技企业，1993年开始跟踪MPEG解压缩技术，当“万燕”在1993年底搞出第一台VCD影碟机后，“天利”总经理程振国意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此时此刻，摆在程振国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凭借天利公司的技术实力，突破VCD核心技术而迎头赶上，和万燕有一拼；二是静观事态，待“万燕”打开VCD市场后，再乘虚而入，分一杯羹。但是，程振国哪条路也未选择，他的决策出人意料：迅速突破VCD核心技术解码板，但到此刹车，戛然而止。

当时，只有很少的人意识到程振国的算计何等精明：如果天利公司突破VCD技术后，紧跟“万燕”之后生产整机，“天利”既要肩负开拓市场的使命，又要与“万燕”竞争一场，两头作战。如果静观不动，待市场成熟后，以组装整机杀入市场，虽可获利丰厚，但没有技术支撑，企业做不长远。程振国的如意算盘是，在技术开发上保持与最先进水平同步，又不冒开拓VCD市场的风险。他在1994年初，推算出一个时间表：VCD市场成熟大约在1996年，假如在1994年攻克VCD核心技术解码板，那么这项新技术从开发到运用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程振国判断，这项新技术并不会闲置，因为在家用电脑和家用CD机中，都可以用解码板改装VCD。

程振国算得很准。当他于1994年7月底开发成功VCD解码板后，家用电脑使用者和CD机改装VCD者成为“天利”解码板的重要用户，程振国不仅财源滚滚，而且使解码板技术日臻完善。当VCD市场全面启动后，“天利”已能生产系列解码板，并首家通过电子部鉴定。就这样，“天利”解码板凭借脚踏电脑、CD机改装和VCD三块市场，在1995年销售额就突破1.5亿元，成为中国企业涉足VCD领域最先获利颇丰的企业，并且占据国内解码板市场40％。“天利”不仅成为解码板第一生产大户，更重要的是成为掌握VCD核心技术最成熟的企业。

1996年，程振国决定进军整机市场。这时候天利公司已财大气粗且技术成熟，但业内人士劝诫程振国，此时生产整机为时已晚。程振国则认为：“长虹”上马彩电时，引进的生产线是中国最后一条，但后来居上成为彩电大王。容声冰箱和格力空调都是在市场饱和状态下，杀进重围的一匹黑马，而今跃居前茅。关键在于是否有明确的长期发展战略，以及出奇制胜的战术。

“天利”VCD一面世，程振国便与东南亚国家的经销商签订若干合同。他的营销战术是，不在国内有限的市场上拼个你死我活，消耗内力，而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就是国际市场。此外，在国内市场的价格战中，有一批企业即将淘汰，留下一些市场空白，年轻力壮的“天利”VCD正好接收失地。还有，“天利”依靠技术实力，推出“三合一”VCD，使产品质量和性能又高人一等。程振国说，市场无先后，争夺市场关键在于时机加实力。

除去“万燕”、“爱多”、“天利”三条典型之路之外，从中国VCD产业的总体发展过程看，一直处于完全自由放任状态，最鲜明的特征是一哄而起，政府基本没有干预。据了解，VCD产品的国家标准是最近才形成的，国家级的检测系统至今仍未建立，生产许可证制度尚在纸上谈兵阶段。这种自由放任发展伴随的是充分的自由竞争，无规则的发展必然产生无序的竞争，而价格战又是最直接的手段，具有最强的杀伤力。

中国VCD市场的膨胀速度堪称爆炸式，1994年的销售量为2万台，1995年为60万台，1996年正规厂的销量突破600万台，加上非正式产品估计总量达800万台。目前，生产厂家有600家左右。其中，经常出现在各地销售排行榜的约50家，有名有姓的大致200家，剩下是组装作坊或山寨工厂。短短4年时间，中国已成为VCD的第一大生产国，也是第一消费大国，而且技术上保持与世界同步。

程振国有两个形象的描绘：一、中国VCD不是优生优育，而是古老的生育办法，敞开了繁殖，先天不足的营养不良的由着它们被淘汰，存活下来就是好样的。二、大多数企业都像美国西部牛仔，兜里没几个钱，怀揣一个淘金梦，发现一片沃土，掏出枪来争个你死我活，没什么道义可言。

话糙理不糙。中国VCD市场目前的现状是，生产能力相对市场容量来说已经过剩，争夺生存空间的激烈手段必然是有你没我。另外，中国VCD的企业的原始构成有三类：一是搞音响或电脑的小企业转产VCD，二是家电大企业投石问路地搞点副产品，三是小本经营的组装作坊，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大资本，因此要想迅速壮大，必然选择立竿见影的竞争手段。

“爱多”的副总经理邓正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吐真言：“600家企业争夺600万台的市场，肯定你死我活，不可能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齐头并进，每个参赛者都想跑第一。如果“爱多”不率先降价，别人也会降价，关键是谁先行一步，人们往往记住第一个降价的是谁，“爱多”抓住了这个时机。“爱多”降价真正受损害的是，那些有一定规模又正在创品牌的企业，所以这次圆桌会议开成了中小企业的诉苦会。“爱多”不可能等它们也形成规模后，再彼此争夺市场份额，市场规则是无情的。”

全国最先进的VCD生产厂家厦新（右）与其前身花都床板厂（左）的流水生产线具有天壤之别

《联合宣言》怎么是一纸空文

7月13日，圆桌会议围绕价格问题无休止地争论了一天，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合理价格”变成一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尽管对降价的指责声一浪高过一浪，但人多不等于势众，率先降价的“爱多”代表以沉默表示无动于衷，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持续到下午休会。

晚饭后，老总们随即又被召集到一间小会议室继续讨论，新闻记者被谢绝参加，显然涉及到VCD行业更为隐秘的问题。据一位参加者出来后说，讨论与“自律、协作”的会议主题相差甚远，宣言草稿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14日上午9时，似乎在昨晚达成某种共识的老总们直接进入决议讨论。三易其稿的《联合宣言》突出强调企业间的团结协作，但未如会议原定议程确定的那样，就统一限价、采购元器件、联合从事技术开发等作出具体规定。也许正如一位与会老总所说：对糅进各家观点、平衡各家利益的会议决议，大家内心里都有些不满，但又不好表示出来。实质内容改变不了，内容只好在文字上抠来掰去。到10点半，宣言文稿的讨论依然未果，不得不暂时休会，从会议代表中选出“三人小组”到隔壁去字斟句酌。临近中午12点，各企业老总在宣言上签了字。

这份经过长时间字斟句酌的宣言，终于成为中国VCD行业具有联盟性质的第一份文件。这份宣言虽然回避了实质性的具体问题，但原则性地勾勒出未来新秩序的轮廓。宣言确立两原则：一、团结协作、共同发展：二、反对价格大战，反对以降低质量标准欺骗消费者，反对以不合理售价减少国家税收。

圆桌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世界电子快讯》的邱刚毅社长长舒了一口气。他个人是价格战的反对者，对前一时期的大幅度降价他定性为“内耗式、自残式的无序竞争”。邱刚毅对价格战的弊端有独到见解：“发动价格战的企业明面上说让利于消费者，实际上是为了促销本企业产品，赢得更大市场份额。细想一下，他们打的旗号和促销目标都经不起推敲。任何产品的质量与服务都有成本，都与价格成正比，大幅度降价必然导致服务与质量水平下降，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消费者。谈起促销，连续的降价会引发消费者持币待购心理，而且不稳定的价格会给消费者不可靠的印象，反倒使企业信誉度降低。”

宣言虽然签署，但一纸宣言究竟有何约束力，促成协议达成的与会代表均不乐观。四通公司的陈乐平说：“宣言也许是一纸空文，大户们要是联手降价，我们也只能跟着跑。”番禺天乐公司的苏新荣总经理说，他的朋友曾提醒他对圆桌会议不要期望太高，并对他说：“这次会议如果是一群日本企业家参加，也许将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而现在是一群中国企业家参加，未必有实质上的结果。”福建厦新公司老总陈焕文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从收录机转向录像机，又转向VCD行业，参加过几次类似的限价会议，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录像机的限价协议头天签字，第二天就有企业挑头降价。”他所指的那家企业这次也参加了圆桌会议。

担忧不是没有依据。前不久降价25％的“万利达”没有派代表参加这一会议，“新科”老总秦志尚仅参加了半天会议，根本不参加《联会宣言》的讨论及定稿；“爱多”老总胡志标也声称有事先撤身而去，留下一名副总经理一言不发地坐到最后。而这位副总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将来条件成熟时，不排除进一步降价的可能。这些表现暗示他们对《联合宣言》并不一定买帐。就像其中个别企业所宣称的：降价是企业行为，政府、协会都无权干涉，宣言有什么约束力？

价格战，血流尽，看样子还要拼个你死我活。一位到会的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价格战是以消灭竞争对手为目的，其行为方式就是孤注一掷。据业内人士普遍反映，如果VCD价格持续下跌，势必跌破成本。敢于继续降价者，很有可能使用的是走私元器件或偷漏税。”程振国说：“我们良好的心愿是不进行恶性竞争，其弊端与后果也明摆着，但这场价格战又非打不可，在劫难逃，现实已证明这一点。这场价格战还要打下去，即使这次联盟能起作用，也是一时之效。因为尽管中小企业已为前几次降价而叫苦不迭，但依然在苟延残喘，垂死挣扎，而发动降价者的目的很明显，必须死一批企业，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一将成名万骨枯。”

有一点人们已看得很清楚，价格战打不垮那些组装作坊，毁掉的是规范运作的企业。据调查，在深圳可以卖到560元一台的VCD，是CD机加一块解码板，它也有VCD的一般功能。由此算来，买一台CD机的成本是200元左右，一块解码板也就200元，加起来总成本不到500元，组装者以530元出货，经销商再加价30元，市场价也就560元。哪家正规企业，敢在价格上与这样的厂商较量？

据电子部白为民处长透露，北京不久前对VCD进行了一次检测，畅销的产品的质量不尽如人意。他担忧道，VCD行业不要像某些行业那样中途夭折，全线崩溃。中国电子音响协会副秘书长金正龙说：“中国的音响走了一条低价格的路，结果一直处于低水平。”中国VCD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也是一个迅速进入过度竞争的行业，它会不会成为一个早衰的行业呢？

中国VCD能否从大国到强国？

尽管《宣言》对降价的约束显得苍白无力，但这份文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在《宣言》中，第一次揭示了中国电子各个行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大国不是强国，并且为中国VCD行业提出一个长远目标，从大国到强国。

在《宣言》的初稿中，并没有写上这个具有战略高度的问题。从会议组织者获悉，写进《宣言》第一部分的这个共同目标，出自天利公司的见识和倡议。程振国说：“当今中国，管宏观的人爱干微观的事，干微观的人却总想宏观的事，我就是后者。在圆桌会议召开前，我一直在想提出一份全行业长期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寻求一种共识，使同行业从价格战的恶梦中摆脱出来，携起手来和衷共济。”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拥护降价还是反对降价的企业，都在本次会议上高举民族工业的大旗，并提出同一口号：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但率先降价的“爱多”总经理胡志标说：“根据以往经验，民族品牌与国际品牌的抗衡，靠的就是低廉的价格，与其等外人杀进来再以降价反攻，不如先降价把他们堵在门外。”而反对降价者认为，要维持一合理的价位，确保技术领先地位，才能挡住外强。虽然大家愿望如出一辙，但道不同不相为谋，“联合一致对外”也成一句空话。

如果把中国VCD发展历程放在全球范围看，中国成为VCD第一大国，不是实力的较量，而是抓住一次机遇。1993年，中国VCD的技术开发完全与世界同时起步，尽管日本公司开发得稍快，但日本人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他们认为VCD是一个介乎录像机和DVD之间的过渡产品，其技术寿命不过四五年，市场潜力有限，何况在日本市场上LD（大光碟）与VCD功能基本相似，而且市场正红火，没有必要大力开发VCD。日本人的判断失误，给中国VCD的发展留下一个相对纯净的空间。虽然在VCD批量出现在国内市场之前，日本人已将LD打进中国市场，但由于机器本身昂贵，以及大光碟的价格不俗，所以并未形成气候，而中国造的VCD正中中国消费者下怀。

中国的VCD行业没有像其他家电行业那样，在外国已成为成熟的或走衰的技术才被引进到中国。VCD没有走引进、消化、吸收、改造的传统轨迹，我们在技术开发上不仅保持与世界同步，而且在某些方面（诸如纠错能力等）领先于世界。外国VCD一度在中国也占有相当比重的市场份额，但由于在资金和技术上对VCD产品支持不够，因此在1996年被中国企业挤得只占有了20％的市场份额。

当国际电子巨头发现VCD在中国形成巨大市场后，他们伺机卷土重来。在1996年下半年，几家外国公司先后放风DVD将迅速取代VCD，中国市场立刻卷起一场DVD的狂飙，给人造成VCD即将淘汰的印象。据行家介绍，DVD是高清晰度的影象技术，它进入中国市场将受到价格和软件两方面制约。目前，DVD播放机在国内售价约为5000元，其软件每盘价格在250元至300元。此外，世界上具备生产DVD盘的企业为数寥寥，而我国尚无一家DVD光碟的厂家，将因此大大影响DVD的普及率。正因如此，中国VCD企业利用国内媒介，在去年底今年初发动一场宣传战，终于将DVD浪潮顶回去。

今年以来，几个国际著名家电品牌，又迅速调整反攻中国VCD市场战略。据悉，东芝公司正在修改自己的软件，以生产适合中国国情的纠错能力强的VCD；菲利浦公司已研制出1000元左右的VCD，要与国产机一争高低；韩国三星、大宇等公司也准备在今年下半年以新产品、低价格的VCD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占领中国60％的市场份额。

世界给中国一个机会，中国还世界一个奇迹。但程振国说：“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虽然中国用4年时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VCD生产大国，实际上明显底气不足，也就是说中国还不是一个VCD的生产强国，这不仅表现在每个企业相对世界电子巨头都显得势单力薄，而行业的整体技术开发合力又形不成。于是，大多数企业希望，把VCD价格稳定在一个较高价位，企业以丰厚利润攒足后劲，加强技术开发能力，以技高一筹取胜，这是一厢情愿。因为拥有强大资本和雄厚技术的国际大公司，一夜之间会毁掉这种小投入小开发的思路。另外，少数企业试图以降价先赢得较大市场份额，以薄利多销抗衡外强。这样不仅等于放弃已经与世界同步的技术优势，放弃可能成为VCD强国的机会，而且也不可能抵挡得住，彩电和冰箱行业已是前车之鉴。”

乍听程振国一席话，中国VCD行业已到山穷水尽之处境，只能寄希望于外国巨头对VCD不感兴趣，放中国VCD一马。程振国说，他也曾一度陷于走投无路的苦闷之中，“大国不是强国”的危机感早就积郁在胸，并且很想尽快发出这个盛世危言。但他不想只做个灾难预言家，以先知先觉灾难临头而赢得敬佩，而是试图找到长长隧道尽头的光亮。他说：“我之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从大国到强国’的长远目标，是因为想明白了一条路。”

程振国坦言：“中国VCD企业基本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他们习惯于资本滚雪球的积累方式，无论现在想联合限价还是降价促销，都是想通过销售产品赢得利润来聚积资本，这是产品经营的老思路。而在现代的产业发展思路中，人们越来越注重产权经营和资本运营。目前，国内有许多资金正在寻找投资项目，如果有一家大资本进入VCD行业，利用VCD企业正进入新陈代谢之机，迅速重组一批VCD中小企业，把它们变成分布各地的加工厂，结成以资本为纽带的联盟，同时以雄厚资本注入技术开发，那么，中国VCD行业目前的两大优势便可占尽，即利用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国，积聚实力确立品牌；又利用与世界同步的技术，追求更高更新；然后，进军世界。”

在中国，每一家VCD企业都在进行一场生死之战；在世界，中国的VCD行业也面临一场生死之战。前途虽不明朗，但似有光亮。中国是VCD大国，还不是强国，但有可能成为头号强国。而要成为头号强国的头号企业必须是大资本与大见识的结合。

（本文图片由《世界电子快讯》提供）

立体VCD带给孩子们身临其境之感

白为民（电子工业部处长）：

我们希望VCD行业能健康发展，不要像有些行业因为某种原因中途夭折，全线崩溃。这一会议非常有意义。最近获悉，中国邮政总公司、中国音像

协会将联合起来，利用邮政系统的3万多个邮政网点，进行盘片出租，这将对VCD行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宁（中国电子商会）：

能让22家VCD企业老总坐到一起来，就是这次会议的一大成功。尽管每个人的观点、角度不同，但在座的各位达成了

共识：中国VCD产业要健康发展，各企业必须联合、协调、自律。这次签署的《联合自律宣言》是本次会议的最大成功。

我个人认为VCD行业的竞争应侧重于三个方面：扩大竞争范围，提高产品档次，着力开拓国际市场。后者尤为

重要，现在中国VCD的产销量只有10亿美元左右，要真正形成产业，还须开拓国际市场，仅靠国内市场是不够的。

孙燕生博士

（第一台VCD发明人）

胡志标（爱多总经理）：

在我们的周围，有数百家游兵散勇；在国门外，众多国际名牌正虎视耽耽。你我之间达成的协议能制约国际品牌在中国争夺市场吗？我们与国外企业相比，资金和技术

不占优势，联合不是固守，更不是相安无事。各界人士同我探讨合理利润的问题，我反对无限降价的恶性竞争，但同时也认为，民族品牌能争取到今天80％的市场份额，相对低廉的价格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秦志尚（新科总经理）：

降价不是我们的希望，而是客观使然。索尼、飞利浦、三星等国际知名家电企业都在积极采取行动，要以较低的产品价格，扩犬在中国VCD市场

的份额；中国VCD生产市场又存在发展过热的局面，明年中国的VCD市场或许就会出现一定的积压。所以我认为，未来两年内，VCD还会有几次大降价。

吴慧天（万利达总经理）

未到会。也许不看好此次会议。

田家骏（东莞金正董事长）：

规范市场的核心，是维护合理的价格。没有合理的价格，就难以保证新产品的开发能力。我们不能把眼光放到一时的降价促销上。

黄亚先（先科总经理）：

迄今市场上VCD价格降到如此地步，企业要想获得利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谁能在这场价格大战中

获得巨大利益和好处，那就是极不正常的，因为只有两种可能，假冒伪劣或偷税漏税。此外，也可能是拿企业生命作赌注。

今天中国的VCD市场降价走火入魔，似乎谁的价格降得最低，谁便是赢家，真是不可思议。

陈乐平（四通总经理）：

降价是必然的，但降价幅度可以商量。爱多“阳光行动”一次降价幅度达到25％，太过分了些。我们能否

再搞个“月光行动”，把价格再往回提高一些？当然这要看三个“超级大国”了，你们要是联合降价，我们也只有跟着跑。

金涛（小霸王副总经理）：

企业在竞争中率先降价可以理解，但仅通过降价来占有市场份额的作法我不认同。过低降价实际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我们

不能老停留在做低档机的层次上。首先应该强调质量并保证用于售后服务的10％费用，否则降价结果只会自己砸自己的牌子。

温宏建（天利副总经理）：

中国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VCD产品，在纠错能力、功能设置、产品的可靠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促使VCD产品更加成熟，是

世界上VCD的使用和生产大国，但不是强国。程振国认为，国产VCD如此高的市场份额，是与国外竞争者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失误有关。

杨秋生（厦华厂长）：

我们主张宽容的竞争，即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厦华曾经历了彩电价格战。在长虹大幅降价后，厦华就转到其他领域，避

免两败俱伤。国外还有一大块彩电市场空间，国内还有其他电子市场，没有必要在一个市场上拼个你死我活。

参会前，有朋友预测：这次要是一群日本企业家的大会，也许是一次成功的大会；现在是一群中国企业家，结果就未必。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能否携起手来，迫使国外元器件厂对我们降价呢？

邱刚毅（《世界电子快讯》社长）：

恶性竞争使企业无暇也无力花大精力和财力去开发研制新技术、新产品，使企业信誉度降低这种内耗式、自残式的无序化竞争最先受害的是质量高、服务好的企业，最终的受害者是消费者。联合是形势所迫、必须采取行动。

李四清（松立总经理）：

我的看法是：真正买的，不要你扶贫，需要的是你生产出真正好的产品。过分削减利润空间，没有资本原始积累，企业的开发能力就无法保障。索尼、菲利浦等世界知名企业都有五年、十年的开发小组，他们才是明天的胜利者。

陈秀富（长虹副部长）：

中国VCD市场很大，日、韩商人都很眼红。如何保护和开发宝贵的市场资源，是我们每个VCD厂家必须考虑的问题。

吴百强（福建实达董事长）：

限价非常困难，仓库里压了一大堆货总要变现，否则谁给企业饭吃？

陈本忠（广东东鹏董事长）：

我们提议：抬起头来，看看比自己家园更大的国际市场，世界把VCD的机遇给了中国，中国能不能把优秀的产品给予世界？

李祚新（广州保税区国际电子展销中心副总经理）：

价格并不是购买高科技产品的决定性因素，产品的技术性能、工艺水平、售后服务才是永恒的因素。VCD是一种过渡性产品，狭隘地守着它会很快被市场抛弃。

钟海光（东莞华迪总经理）：．

没有爱多、新科、万利达的努力，中国VCD市场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国产VCD的市场份额不可能达到80％。虽然他们唱主角，我们敲边鼓，但我们也受益了。 宣言价格战天利爱多v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