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女艺术家和她们的装置作品

（文 / 刘君梅）

女艺术家（左起）阮海鹰、陈庆庆、张蕾

张蕾的《软档案》（袁冬平摄）

玻璃、棉花的另一面

今年29的张蕾似乎特别偏爱玻璃和棉花。她近年的装置作品《巫》、《两场暴风雪争斗中喘息的新娘》、《谎言》、《软档案》可以证实这一点。

穿粉色太阳裙的济南姑娘张蕾将她胳膊上的疤痕指给记者：“漂亮我倒不怎么在意，可我在意我自己的皮肤——原来一个疤痕、斑点都没有，我上大学时在公共浴池洗澡同学都羡慕我。1994年，我刚到北京，恋爱不顺利、心情不好。一天，心不在焉撞到了一扇玻璃门，这之后，我身上添了许多疤。”

就在这一年12月，张蕾将若于灯泡一一敲成半碎的状态排列起来。这件装置作品取名《巫》。

“偶然的体验让我重新注意玻璃——华美的、脆弱的又是坚韧的、锋利的。而玻璃灯泡通常的面貌是圆滑的、温暖的、光明的、美好的，但也可以是另一种可能造成伤害的面孔——比如它破碎的状态。”

今年6月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内的Cifa画廊（所属阿姆斯特丹艺术中心）展出了张蕾的新作《两场暴风雪争斗中喘息的新娘》。用了500个形态各异的玻璃瓶（杯）和10斤棉花。“这些杯、瓶本来是酱油瓶、酒瓶、饮料瓶、调味瓶……是生活消费品的一部分。我去饭店、酒吧找或是买，也有朋友们送来的，我给每个瓶子立了档案——它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它从哪来（可能是异地、异国）。在我看来，这些来源于我们生活的玻璃瓶本身有其独立的‘感觉’，去掉包装又裹上棉花这一自然物，这些瓶子呈现了雷同于人性的特征——你看那些或大或小的张开的瓶口同样呈现一种欲望。这个作品的标题来自诗人海子的一句诗，也许是为了纪念他吧，我喜欢他的诗，有特定的时代的感觉。”

这个夏天，张蕾还完成了另一个装置系列《软档案》，8月20日在美国芝加哥ArtemisiaGallery展出。她用脱脂棉将一首女性作者的古词制成中英文印刷体文字再粘于棉被上。“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性交流方式的一种，它的存在是力量的．客观的，又是权威的。而对于棉花，我的兴趣在于棉花本身所具有的自然质感——温暖，柔软，以及它所带给人的心理暗示。在文字与棉花的概念交合中，一切熟识的形象和景象都被置换了，成为一种新的，我不曾领会到的体验。”

1992年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织染专业毕业后，张蕾被分在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上班5天后“忍不住考了北京中央美院油画班，毕业后又在该院壁画助教班学习了一年，现在在北京当“自由艺术家”。

每月她有10天要回山东工作——在一家美国独资公司搞壁挂设计，每月挣2000元，这笔钱不算多，但对我很重要，”她说。在济南张蕾的家，有一个祖辈留下的大宅，还有爱她的母亲。“可到了北京我什么优越感都没有了，我只能靠自己，我每次回山东都既渴望又怕见到妈妈。所以她不知道我每个月都有10天和她同在一个城市。”

以中药寻找平衡

1997年4月，阮海鹰推出以中草药为主材料的装置作品《平衡（Ⅰ）》，并应邀参加亚洲画廊举办的艺术展。

“我想选‘中国材料’。我选了中药。它给我的感觉，主要缘于我童年的经历——上小学时我常常莫名其妙地头痛，休学一年，吃了很多中药……这次我选的中药没有考虑它本身的药用功能，只选好看的或名字好听的，比如‘使君子’。”

在今年夏天与陈庆庆、张蕾联合举办的装置艺术展中，阮海鹰又推出《平衡（Ⅱ）》。她选了16组治妇科疾病的中药及药方，并用医用过滤网在黑丝绸底村上摆出象征女性性别特征的图案。“我想做女性题材，但在制作、展出的过程中，我发现：事实上，不论性别、出身、教育背景，每个人在生病时都会变得善良、易感、深刻。我们的中医药理论讲究的‘平衡’实在玄妙。是每个机体内部的平衡，是其内心精神状态的平衡。这两个字还可以引申为社会的平衡——人与人，人与物，‘自我’与‘秩序’。”

这位中央工艺美院陶瓷美术专业的85届毕业生在做过陶艺、蜡染、染画、木雕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装置艺术。

阮海鹰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职工大学当老师。两年后因资金原因学校停办，她成为北京最早一批停薪留职者，画油画谋生。1994年又找到一份“正统”工作——外文局当美术编辑，因不适应机关运行方式，干了两年又辞职了。“有机会我会卖我的油画或其他作品。可画画有时让我感觉不到被击了一掌的刺激。做装置艺术可以刺激我——脑子和身体都不会有惰性。”她说，“我这个人呆一段时间总要去找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可能是一份稳定工作也可能是别的。经历了不少事可我还是没有定型——艺术上、生活上。人到了一定年龄害怕落后时代。我无意指点别人的生活。但我喜欢隔一段时间有个刺激。”

陈庆庆的《家》

阮海鹰的《平衡》（Ⅰ）（赵硕摄）

家，在路上

40岁的陈庆庆用草棍、鸡蛋筐、串灯和蛋的代用品乒乓球编结了一个温暖的巢——家。但她却把家安在了不该安家的地方——金属椅子架、旧旅行箱甚至伞。在此次3人装置艺术展中，她将这些“家”围在一个用耗资千元的黑布围成的封闭空间。在出口处放一个本子，请观众为“家”定义。人们对家的感觉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Homeiswheretheheartis”一个外国观众写道，并在heart旁边画了一个心形。“家是生活的地方，也是平时最不注意的地方，”“家是人出发的地方，”、“合同”、“私密”、“接受”、“无奈”，“家发展到今天已经禁不起风吹草动了。”

有人对作品用的假蛋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不用真的？”“我怕真的蛋会碎在（巢）里面。”陈庆庆答。“为什么选自行车筐、旧旅行筐做‘家’这个作品？”“生活中我一直有‘在路上’的感觉。自行车在中国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而那只旧箱子是我母亲的遗物，后来我把它带到了奥地利。我生在北京。记不清搬过多少次家。我父亲在文革以前是市委书记，后来在监狱呆了8年。因为这个缘故，1969年我初中毕业时没能去北大荒下乡。我和母亲——一个文化部下放干部去了湖北干校。3年后她得了肺癌。她病危时是我把她辗转背回来——从干校借了平板车又坐长途汽车到咸宁县城火车站……回京后，我们母女已没有去处，我自作主张去母亲单位要房子，竟还拿到了两间破房子的钥匙。18天后母亲死在医院，她没能回家而我也只有一个空的家。”

在学了8年中医之后，1979年陈庆庆考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和当时在北京外文局工作的一个奥地利人恋爱，结婚。由于工作原因，他们在维也纳和北京之间往返，没有固定的家，总是住宾馆。“有一年出了20次差。一本书用来在火车、机场消磨时光，几件随身物品装进手提箱。总是在路上。”

1988年陈入了奥地利国籍。“我当时的感觉是我终于没有档案了！身后的回忆都埋葬了。但当我独自一人在欧洲旅行时，所有回忆都回来了。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生活。我不停出差、挣钱为了什么？1989年8月我回京后辞去了在西门子公司的工作，开始寻找属于我自己的事。”在陈的家里有很多彩绘的瓦片——用油画颜料绘着中国古代数术、书法和各种图案。“我怕看到别人拆房子，当房管所拆房子时，我让他们把这些瓦卖给我，你看还有阴瓦、阳瓦之分。瓦也是家的一部分。我打算用它搞一个装置作品。”

“展览中有人为家作的定义是‘私密’。传统的四世同堂家庭没有私密——婆婆连儿媳什么时候来月经都知道。那时候，四代五代直系亲属，连同堂、表亲联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现在，大家庭解体，最小的家庭只有两人。人们很矛盾。大家既要突破又要维系。为什么中国老人不愿子女另立门户？为什么中国人离婚复婚率很高？现代女性又怎样为自己在社会在家庭定位？”

家是一个吸引人的题材，它实在隐含了太多的喻意。“家是人类在地球上住不下去的地方。”这是一位观众在看陈庆庆的作品“家”时写下的话。陈近年的作品里大量出现对现代城市生活关注的作品。如《城市之光之“欲”》。她用了25只鸟笼和3000只婴儿奶嘴。“去年我回到北京头一下子‘大了’。我小时早晨7点上学人少得让人害怕，现在这个时间已拥挤不堪。形形色色的人都带着自己的欲望。”

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儿？陈指着她那件“伞中的家”，做了一个“飞了”的动作。 陈庆庆张蕾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