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社会：今天打工 明天老板

（文 / 方向明 皮昊）

大陆一记者到香港采访，晚上到大排档吃宵夜，被一位服务员深深吸引，她一个人奔波于10张餐桌之间，没完没了地忙活了近7个小时，而她的月薪为4000港币左右。记者问：“老板为何不多雇几个人？”小姐答：“没有一位老板会无缘无故地多付一分钱，我将来当上老板也会这样。”

1991年底香港爆发一次大规模的劳资风潮，源于香港电讯集团突然解雇1100名员工。当时，工会人士梁富华的看法颇富意味：“香港的雇佣条例，简单来说就是钱的问题。在雇佣条例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合理不合理问题，老板跟工人的关系完全建立在金钱上。但工人有时候也不完全是钱的问题，还有一个自尊心的问题。香港的雇佣条例里，在这方面不可能得到什么补偿，不可能得到确认补钱给你，不管你是错或是对的，你都要离开。”

在珠江三角洲的乡间，有许多新兴的工业社区：几幢厂房，几家酒楼，几片简易宿舍。这里的社会结构极为简单，当地的村长管一管地面的事，几个香港老板操纵着几千名打工妹的一切。老板与打工妹拥有共同的目标——赚钱；不同的是赚钱方式——老板靠资本，打工妹靠体力。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朴素，打工妹说“我们为他赚钱”，香港老板说：“我养活了他们”。

老板就是老板，打工就是打工，两者关系在香港极为清楚。但老板可以决定员工的薪水，却左右不了员工的思想。在今天的香港，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和向心力比较淡漠，在为了生活而拼命赚钱的压力下，骑驴找马成为普遍的就业心态，传统的忠心和人情不再是维系企业员工的纽带。年轻人从功利出发，频繁跳槽，劳动力快速流动成为一种时尚，香港人中没有跳过槽的，实属凤毛麟角。

尽管香港是个规范社会，可仍充满机会。当地有句俗话“外汇交易员没有白头翁。”这说明外汇市场永远是年轻人的舞台，只有年轻人才能利用自己灵活的双手和眼睛在此博彩。同样，在香港的推销员队伍里也充满年轻人的身影，成为超级推销员是他们的追求。也许正是挑战的刺激和成功的回报吸引着香港年轻人，纷纷投身那些富于挑战而待遇丰厚的职业。

如果在某一个星期日，你前往香港著名的太古商场，便会看到一个绝无仅有的景象：在商场中央摆设的并不是一个广告或一件艺术品，而是一家获奖企业的年报，这份年报是最具专业性的企业年报比赛的优胜作品。而更令人惊奇的是，游人热切地涌去看那些年报。如果问，为何会把星期日用来看年报，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想从中学习”和“说不定有些东西对我和我的公司有所帮助。”

有进取心的雇员，到了某些时候想自己创业，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种情形在香港屡见不鲜，而且很少造成宾主间的不和。相反，当雇主获悉员工计划离开，自己创业，往往会协助他成立新公司。

港英政府对企业注册给予绝对自由，“你办企业我收税，你若倒闭我不管。”在这里，开一家私人企业只需缴纳600港币注册费。一顿早茶功夫，谁都可以摇身变为老板。香港平均每天至少有160家新公司成立。有一种“秘书服务公司”，提前办好一些新公司的注册手续，买家通常只需花几千元用几分钟填妥文件，就能成为新公司的主人。注册公司后，有人干脆把公司牌子挂在会计师楼或服务公司门前，更省钱的去商务中心租张写字台就能开张大吉。实际上，很多香港商人连办公桌也没有，他们唯一买入的固定资产就是寻呼机。

香港鼓励人们创业，并且让他们享受低税和其他好处。香港的私人中小型公司为数达47万家，大都只有很少员工。小企业里，有夫妻店、兄妹档，更多的是一个人“跑单帮”闯世界。

香港众多企业中，不少人身兼数职，既当老板又当伙计、会计、出纳、推销员、技术员。这些被称为“活力极强的经济细胞”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光杆司令”们的能耐。小老板往往熟悉中国情况，能娴熟地与内地做生意，又同西方有密切往来。他们一般可用中文、英文、粤语及闽南话同各方打交道，在进出口业务中如鱼得水。

创下一份产业，香港的中小老板往往把他们自己和家族的声誉全部押上。个人和家族失败可能惹起的羞耻感，成为建立成功企业的强大动力。但实际上，香港对失败者相当宽容，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失败的企业家卷土重来。香港一般会给企业家第二次机会，一次生意失败并不表示事业完结。这种对于失败的宽容，在亚洲地区是不常见的。在很多亚洲国家，个人的积极性和成就都是从属于团队的，而一次失败之后往往不能有第二次机会。在这方面，香港是世界上最善待企业家的地方之一。1995年的《全球各地竞争力年报》中，有这么一项：“在您的社会环境中，对个人积极性予以充分支持，对风险承担予以足够回报。”在这一项之下，香港名列第一，美国第二。

1984年，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晤谈香港问题

香港人对商业、财富创造、竞争和政府的态度，与很多国家或地区都有显著不同。鼓励竞争的程度是重要一项，1996年的《全球各地竞争力年报》将香港排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二位。就“企业家意识和创业精神”方面，把香港的经理级人员也排在世界第二位。

在香港，做生意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人们认为，做生意可以有机会自我改善和致富。香港生意人的性格就是不断钻门路、做新的买卖、留心赚钱机会。他们几亿美元的大买卖不惧其大，几万美元的小生意不嫌其小，因此香港人自嘲“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一起拣。”

香港商人大多侧重短线策略，较少投资在长远的计划上，也不倾向将资金束缚在需要长期偿还的技术项目上，对于研究发展也不付出太多，他们并不着意建立品牌的地位，因为这会妨碍他们适应市场趋势的灵活性。雅佳集团副总裁王道元说：“重要的是时间。在香港很多人不想等候投资回报。从事研究和发展，或者创造一个品牌，花的时间太长了。如果有现成的技术或名牌，我们干脆就把它们买过来。”

香港是一个功利的地方，由商业所创造，并为商业所维持。在这里，一分一秒都无法容忍僵化和停滞。香港人的节奏世界罕见，在世界别的地方用两个钟头开的会，在香港不消一个钟头，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开会、赶开会或打电话。

香港商人总是一副很忙乱的样子，生存竞争异乎寻常地激烈和残酷，这是“高压汽锅”的特制品。但香港人又极重规则，他们喜欢自比“大家同坐一条船”：在这狭窄的船里挤着600万人，而且人数还在增加。这条船已吃水很深，并在高速行走，因此任何人稍一移动，超过他应占的范围，就将全船覆没，香港便会完蛋。为了保证安全航行，各乘客只得安份守己，不敢轻举妄动地破坏秩序，谁有违规则，必触众怒。

樱花、股票、赛马、六合彩是香港人生活中的很重要部分

香港的厂商具有跨国性格，即使本小利微的香港小公司也熟悉跨国管理，多种货币交易，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他们还晓得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需要什么和忌讳什么，一言以蔽之，他们懂得跨国式运作，表现出非凡的跨国才能。

香港商人喜欢把生意应承下来，然后才去想解决的办法，即使客户有不合理的要求也满口答应。更绝妙的是，许多商人在揽生意时，甚至不知哪里可以生产，但他们却能踏遍世界把厂家找出来，按时交货。

一些香港巨富就是由一些普普通通的生意做起，而在过去数十年里建立自己的庞大王国。李嘉诚由卖塑料花开始，现在掌握着一个工业和地产王国。又如何鸿燊，他40年代由香港到澳门时不名一文，后来也建立起庞大的娱乐事业。香港富翁白手起家的故事，足以让世界上撰写发迹史的一流高手汗颜。

在香港，商人的地位极高，受人景仰，并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模范。几年前，香港教育公会在青少年中搞了一个“在香港你最崇拜的人是谁？”的民意测验，答案空前雷同，全是像李嘉诚、包玉刚、郑裕彤、凯瑟克这样赫赫有名的亿万富豪。

一位外国记者在地产公司门前，看到等待售楼的队伍连成一条长龙时，不禁感叹“香港的富翁真是遍地都有啊。”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深刻阐述：新加坡的发展之所以不如香港，是因为新加坡缺少像李嘉诚这样一批为追求理想矢志不渝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