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商不是中间商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香港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渔业社会，人口1.5万人。它被当时的英国外相帕麦尔斯顿称为：一块烂石头。但几度风云，饱经沧桑之后，香港经济界已握有大把“世界之最”，戴上了全球“购物天堂”、“贸易转口基地”、“金融中心”、“旅游王国”等桂冠，成为当今世界最庞大而活跃的商业中心。

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感叹，“香港只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路程。”

面对今日香港似锦繁华，英国一学者忍不住说：“这是一个正在没落的帝国的最后一个光辉典范”。事实并不如此。在大英帝国统治的殖民地时期，英国给香港派来了一个总督，虽然表面上执掌行政大权，但土生土长的华人公务员，实际上拥有管理香港的关键权力。

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是一个商人社会，他们主宰着整个香港的经济命脉。在经济体系上，商界与政府泾渭分明，政府在商界没有任何实质性角色。它只管土地、大米、汽车、轮船和地铁5件事，其它一切依法办事，甚至连公用设施也交由私营公司运作。

香港商界人士对政府的心态是：“我们尊重政府，但并不依靠它，更不怕它。”港人中间还流传着一句戏言：“怕老婆的人比怕政府的人还多。”

的确，30年前，香港这个黄金地带是英国资本的天下，华人资本只有几个零星的立足点。

那时候，英资称雄银行业，以“汇丰”、“渣打”为主，贸易以“怡和”、“太和记”、“汇德丰”为主，华资只是一些中小型公司。

1972年香港经历过一次大收购，刺激股市上升至1700点，英资置地产公司成功收购牛奶公司。此举从“方法论”的角度免费给华资上了一课：既然英资在股票市场可运用收购伎俩，为何华资不能如法炮制来壮大自身？

华人资本从70年代开始在地产市场上赚到巨大的利润，也利用证券市场集资壮大了实力。在此过程中，华资学会了如何进行收购，学会了怎样反收购。

在这20年间，原来由英资控制的和黄集团、香港电灯集团、九龙仓公司及汇德丰集团，都纷纷落入华人之手，结果改变了英华资力量对比。其中，和黄集团的收购战是华资“徒弟”出击英资“师傅”的第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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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财经专栏作家杨祖坤称，华资崛起才有了与英资平起平坐的地位。现在已没必要界定哪个是纯华资，哪个是纯英资，华资与外资已互相渗透，英资公司中很多股份掌握在华资财团手里。

居自由港地位的香港迅速成为亚洲最大的跨国企业集中地，海外企业在此布下了联结世界的庞大而畅通的管网。海外企业与本地企业共同创造了一种现代商业氛围，使香港既有地方色彩，又有国际性格。很多跨国企业跨入香港，无不感到“宾至如归”。

香港本地企业和海外企业打成一片的程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在一个炽热的商业环境中，数以千计海外企业和本地商界交往不绝，替双方制造发展机会。对于那些寻求和当地企业有所交往，并且可以从中受惠的跨国公司来说，香港在亚洲地区无与伦比，香港是形形色色企业的家园。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资本国际化潮流，正在从民族国家的组合向经济网络的组合转移。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香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首逢其盛，由此得到大量好处。进入80年代后，海外华人的商业网络正在迅速蔓延，中国内地的企业网络也日益强大，而香港充当了联系两大网络的枢纽。

一位前苏联高级官员在访问深圳后，对招商局董事长说：“你们的优势在于有一个香港，而我们最大的遗憾是缺少一个香港。”香港近20年来的持续高增长令世人为之惊异，远远超过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香港人承认：我们是大陆开放政策的最大获益者。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使香港从80年代初起与大陆以“前店后厂”为主导模式重新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逐渐迁至拥有天然辽阔腹地的内地，香港则迅速成为高增值的全球性商业服务中心。其间，香港经济自然地融入了中国华南经济圈，并逐渐担当起龙头角色。

无论香港是自由港、国际通道，还是网络枢纽、前店后厂，我们都不能由此以为，香港企业是中间人，港商是靠当“掮客”发财。他们是经济活动的引发者和策动者。历史因素、地域优势和大陆开放的政策背景，开阔了港商的胸襟。香港金融巨头冯景禧说，我们是脚踏香港，背靠大陆，面向太平洋，放眼全世界。

在香港，很难找到大机器大烟囱，其工业90%为“山寨工厂”，一家工厂雇佣几个工人，在工业大厦里租一两个单元，或在居民区的单元房和沿街的阁楼里，但它们的生命力极强，曾一度撑起香港的经济蓝天。与内地乡镇企业不同的是，香港的“山寨工厂”大多采用最先进的设备和最精尖的技术。当世界轻工产品潮流趋于大批量生产时，这些小厂“喜新厌旧”的优势尽显。60年代西方流行假发，不到2年功夫，香港早就冒出200多假发厂，4年后假发厂又一扫而光。然而，这些厂并没有倒闭，迅速更新技术，用造假发的设备加工鱼翅。

别看“山寨工厂”的规模不起眼，但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却耐人寻味。这些小厂大多采用中国传统的家族式管理，小老板一人说了算，雇工一般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极富凝聚力而少劳资纠纷。另一方面，这些小厂又独具世界眼光，对国际市场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原料取自全世界，产品卖给全世界。这种家族式的管理和国际化的经营，被国际学者誉为山寨工厂的“好马快刀”，款新价低的香港手表行业的成功奥秘就在于此。在70年代，香港的手表厂商打败了老牌瑞士表的名贵气派，成为世界最大的手表供应商。

香港的企业了解货源和市场的状况，对亚洲各地数以千计工厂的生产能力了如指掌，对于管理分包厂商也驾轻就熟。一家香港公司可以协助一家美国公司设计服装，然后安排买料、生产和后勤服务。设计在香港做，布匹来自马来西亚，拉链来自日本，钮扣来自台湾，线来自南韩。布匹在香港裁剪，而衣服则在中国缝制。同伙者从不知道造成一件产品所动用的复杂网络。实际上，管理整个程序，往往率先把高增值工序放在香港。因此，香港企业主导一连串经营活动的布置整合、统筹协调，他们实际上操纵着经济全局。

剑桥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管理人才的充裕和素质是香港异常强大的一种竞争力。这是由于香港人进取，二是由于香港人国际商务经验丰富。香港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国际商务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至少多10年经验。这源于香港本地企业高度国际化，也源于海外企业大量集中香港。

世人惊叹香港强劲的经济增长，而其经济体系最本质的特征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多样化，香港企业在此背景中逐渐滋养了超凡的适应能力，使得港商对国际潮流拥有异乎寻常的灵敏触觉。在香港生产新电子产品只需3个月，而在日本需5个月，在美国需8个月。

香港社会是个典型的商业社会或企业社会，那里景仰老板、崇尚竞争、追求效率，那里鼓励创业、宽容失败、偏好流动，那里包容了世界各地有或没有的一切特征。但是，却没人能给香港人下一个准确定义，我们似乎从他们的身上看到许多种族的影子，他们的行为方式似乎许多是抄袭别人的，也许这就是香港的本质特色。

老一辈香港人感慨：香港越来越“不像香港”。但新一代香港人则自称：香港变得“更像香港”。而笔者认为，香港人最善于把别人的优点融汇于自身，而且没有负担地不间断地改造自身，他们似乎重组了“基因”。这个好像没有自身特点的特点，恰是别人最难模仿的特点。

世上还有什么地方像香港这样，可以容纳各种想法的人，又有一套合适的文化使他们共融呢？香港并没有什么神奇种子，香港的成功是来自全球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更绝妙的是，香港就是以种种组合为特色，而且组合之间保持着一种神奇的平衡。

今日香港：历史变迁，沧海桑田

新闻背景

△按每人收入计算，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地(年人均年出口收入逾2万美元)。

△根据在全球48个主要城市进行的调查结果，香港人每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全球最高。

△是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1996年处理的集装箱达1330万个标准箱，连续几年居世界首位。

△按通过量计算，是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集散港，集装箱的通过量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从1985年起，香港就成为世界第一大转口港，每年航运进出口货物在1亿吨以上，占世界航运总量的10%。

△香港启德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也是效率最高的航空港，平均不到2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

△正在动建的新机场，至少要动用1500多亿港元，堪称世界上投资额最大的机场。

△成衣出口自1973年首次超过意大利之后，一直居世界第一(按数量计算)/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地(按价值计算)。

△香港是世界皮革服装生产中心之一，自1978年起，每年皮革制衣出口总值居世界第一。

△钟表自1978年以来，每年出口表达3亿只，居世界出口数量第一，若以出口价值计算，则名列瑞士、日本之后，居世界第三位。

△十多年来，以价值而言，香港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出口地。

△建有全球最大的多层工业大厦(葵涌货柜码头)。

△通讯服务全球最便宜的地区之一。

△手提电话和寻呼机的人均拥有率，香港在全球最高，到1996年底，手提电话的客户总数达120多万户，平均每5个人就有一部手提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