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41)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只有友情才是人性之证、人生之极

池田：我在经历了悲欢哀乐的曲折人生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生的终极是友情”。从人生中摈去友情，就等于从世界中驱走太阳。正直的友人就是照耀人生的太阳，是最珍贵之宝。

金庸：确然如您所说，“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种重要至极的宝贵感情，只有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之间的感情才比得上。其实，在我和父母、兄弟、子女、妻子之间，除了亲情之外，也混有友情。

池田：贵国曾有这样的哲人之语：“人之有朋友，不为燕安，所以辅佐其仁。”(宋·朱熹《近思录》)意思是说：“人之有朋友，并不是为了共同酒宴游玩，而是为了能增进朋友的德行。”“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记》)

真正的朋友并非表面上的合得来或附和迎合，而是朋友之间只有互相切磋、互相探讨之后大家都有进步和改善，才是最美好的。

我曾听说一个关于中国人重视友情的故事——在洛杉矶有中国人的“唐人街”。前几年，洛杉矶发生暴动之际，唐人街的居民倾巢而出，守望相助，使得暴徒们无法得逞，悻悻然而归。我想，这也是民族团结之外的友情联系之力，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精神脊梁的挺立。您在武侠小说中所赋予“侠”的语意之蕴藉，改日再来详加讨教，但这里所说的“友情”的别名不也就是“侠义”吗？

金庸：中国人所说的“侠”，确是有很重要的友情成份。“侠”必与“义气”有关。中国人特别重视“义气”，所以《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为中国人所普遍崇拜，《水浒传》中的结义兄弟，就是誓同生死的好朋友。

池田：噢，用日本人所熟悉的话来说即是“信义”吧！《三国演义》的“赤壁之战”一章中，说到曹操兵败落荒而逃，正遇到关羽断其退路。本来关羽可以轻而易举将他擒拿，但他有感曹操当年有恩义于他，就放曹操一条生路逃去——这些故事，正突出了中国人重“信义”的气概。

先生您的作品中，也多有描述这种信义和友情的故事的吧？

池田大作(左)与金庸

金庸：嗯，不错，我的小说中描写过不少友情的故事，例如：《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众兄弟的情深义重，《射雕英雄传》中友情与民族斗争之间的矛盾，《雪山飞狐》描写两个死敌大仇人之间的友情，《倚天屠龙记》叙述7个同门师兄弟的友情，《鹿鼎记》中描写皇帝和一个小流氓之间的友情。一般来说，我的小说往往把友情过分美化了、理想化了。(笑)

池田：将心比心，与先生对友人的怀念之情揉合在一起嘛！

金庸：我的经验是，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的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的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池田：这一点与日本非常相似，人到40岁、50岁，就十分怀念没有利害关系的学生时代所结交的友侪，那些热闹的“同学会”有增无减。

金庸：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38年开始认识，21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30多年报纸，到今年已49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但我们相互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8个半小时。

池田：除了沈先生，该还有不少友人吧！

金庸：至于在办报之后结交的好朋友，我最怀念而佩服的是徐东滨先生，前年他在美国逝世，我痛哭多天，几乎与我亲哥哥去世一样难过。因文字而成为知己好友的有董千里、倪匡、蔡澜、冯其庸、董桥等几位，下围棋的有些棋友，一起研究学问的有些外国朋友等等。香港企业界交往较深的朋友是冯景禧先生、李国宝先生等。在起草香港“基本法”期间，结交了好几位法学家，工作之余很谈得来，那是萧蔚云教授、项淳一先生、许崇德教授、端木正大法官等几位。

池田：到底是诤友众多啊！人有“善友”是多么重要啊！这使我想起阿难向释尊请教的问题。阿难问道：“我于独静中思维，这样考虑到：我们有好朋友，又有好伙伴，这样的情况不就是等同已在这个佛道取得‘半途’的成就吗？我这样想，不知对否？”

释尊答曰：“阿难啊！这样想是错了，绝非如此。阿难啊！我们有好朋友，也有好伙伴，这样的情况实际上已成此佛道的‘一切’”。

这里所指的“善友”、“好伙伴”，广义而言，就是“共步于人的精髓之道的同志”之意吧！“友情”，只有“友情”，才能使人导向作为人的正确轨道的大门、船及潮流。再者，和平的实质经常是存在于人与人的信赖之中的，我坚信，从结成“友情的联盟”开始方能发展、巩固。因此，我期待这种“人性的潮流”会流向全世界，一个人又一个人，在世界上建立起“金刚的友情”。希望能从金庸先生开始，跟世界的“宝贵朋友”心连心，手拉手。

金庸

莫忘师之恩、师徒之道

池田：金庸先生曾经以生花妙笔描写了人与人的形形色色的邂逅和爱情。在大作中，同时也描写了“友情”，重视“报恩”的人物形象。

在《书剑恩仇录》中，有小说主人公一度将俘获的敌人放走的章节，您曾有这样描写他的一段话：“这小子的师兄陆前辈于咱们有恩，红花会须当恩仇分明。”您十分强调的是，“重于恩义”是“侠者”的本质。不能忘恩负义，事无巨细，今生今世都必须怀着报恩之心。佛法强调有“父母之恩”、“师傅之恩”、“三宝之恩”、“国主之恩”这四种恩情，那也是强调“知恩”、“报恩”之事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之一。

金庸：诚如所言，“父母之恩”、“师傅之恩”、“三宝之恩”，前两者是当然之义。作为一个佛教徒，“三宝之恩”自然也是深重之极。

池田：您的“恩人”是哪一位？当然，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恩人”吧。

金庸：说起我的恩师，一位是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会时几乎已相隔60年。我仍记得当年他为我改正的作文错字，提到这些字时，他不禁大笑，赞我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另一位是中学的校长张印通先生。我因壁报事件被学校开除，张校长曾极力为我争取较轻的处分，但那位训育主任是国民党分子，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后来张校长努力帮我转学，这份大恩大德对我一生影响极大。去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揭幕，碑额是我书写的。

池田：不管年岁多大，老师就是恩师。我对小学时代的老师，一旦有机会见面，就会与他们保持来往。您曾写信对拙志多有鼓励，“在曲折雄奇的人生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无人能动摇您！”我始终将您的大札珍藏和铭记于心。为了聊表我的“报恩”，过去在文章中也始终都这样写着。刚才您提到陈老师和张老师之外，其他的恩师呢？

金庸：初中时的国文老师王芝簃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给我的主要是身教，他刚毅正直、勇敢仁厚的侠气使得我一生时时暗中引为模范，可惜我出身于山温水软的江南，而家境富裕、养尊处优，完全学不到他那种燕赵悲歌慷慨的豪气。在《大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译的诀窍。可惜这数位恩师大都已经逝世，虽欲报恩而不可得了。

池田：以佛法之眼来看的话，这就是“生死不二”。您这些已故的恩师，对于金庸先生的成功和继续活跃于社会，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心存欢喜而于冥冥之中守护着您的啊！我从恩师户田老师所得到的恩义，是我生涯中永远的无价之宝。能报吾师之大恩，乃是我毕生之愿。

您曾非常贴切地表现出“师徒”——这个以人生的主干为一题目的精义。您说：“作为人之弟子，对自己的恩师这样形容道：‘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师傅的博大精深，也是与此话一样。其弟子仍如在老师的教授中一样，感觉一天天受到鞭策，“每日不进则退。”这不是指懒惰就退步的意思，而是说只有自己用功，才能理解师傅的博大精深。然后才能知道，师傅真是伟大，自己实在不能及得上。因此，每天、每天向师傅学习，就可能有新的发见，然后，才会激起自己痛感本身的无知，而想获得更深更大的求道之心。我曾在恩师的指导下接受了11年的熏陶，确有同感。

幸获良师的青春岁月是多么的幸福啊！真正的师徒之道又是何等的严肃呀！而能在人生中贯穿其中的师生之道更是何等的崇高！金庸先生的笔触，维妙维肖地写出这种心路历程。

金庸：我想池田先生您是十分幸运的，因为您有一个伟大的老师。您的精采的人格和生涯中，曾受到户田先生的极大影响。

也曾拜读过您写的小说《人间革命》。知道您是19岁时加入创价学会，自此就在受人尊敬的户田先生门下每日接受教诲。这实在是令人羡慕的。

在中国，老师教导弟子学生有两种方法，其一为“言传”，其二为“身教”。池田先生您也正是从户田先生的言传身教中学到种种事情吧！

池田：岂敢，岂敢，此话可是语重心长。

去年4月，我在东京的牧口纪念馆中迎接您的到访，能在“师徒之城”中欢迎对于师徒之道了然于心的金庸先生，真是喜不胜言。

金庸：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牧口先生的精神活在池田先生之中。虽然我没机会见到牧口先生，但是通过池田先生而明白了牧口先生的伟大，他为了反对侵略中国而被捕，在狱中去世。再者，4月2日是第二代会长户田先生的忌辰之日，那一天，池田先生等为我在牧口纪念庭园中亲手种下一株樱花树，称之为“金庸樱”。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事情。

不知您是否同意，我总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后继者更为重要。况且以“师徒”而论，不是更为明显吗？创价学会今日能得到这样大的发展，不也与户田会长发现了优秀的继承者有关系吗？

池田：岂敢。但是，也因为学会的飞跃发展，所招致的嫉妒和迫害也大大增加。

金庸：中国有句古话：“不遭人忌是庸才。”不遭人憎恨的、不遭人妒忌的人决不是重要人物。

池田：佛典里也曾说过，一个人是否真正的贤人、圣人，可以用谩骂来考验他。被人说坏话，正是伟大的人生的一个证明。无论如何，我以拥有恩师为荣。我常常这样反躬自问：“如果是恩师，他会怎样去做呢？”我初次拜识户田先生距今已有50年了，然而我时常念想着与恩师的这段不解之缘，过去的50年如此，今后也将一样。

做“21世纪人”的视野与胸襟

池田：今后，这个世界会愈来愈变得狭小，向着一体化演变。“将世界一体化”的焦点是“人”。

四肢发达，身心健壮，视野开阔，人就大矣！非如此陆续培养出“国际人”和“世界人”不可，才可开拓未来。这样的人才要怎样育成呢？这是我们所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事情。

金庸：我赞成您的观点。

池田：我在访港旅行时常想及，这一论点是香港这个作为国际都市的城市所启发了我的。这里重提一下与戈尔巴乔夫的话题。他的故乡是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尔，是一个人情淳朴、商业贸易繁荣的地方。浸淫于这样风气之中的戈氏认为：“几百年之间，人的和睦相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就是共同生活的最大条件。”基于这个理由，他说：“我们从思考形态来说也罢，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也罢，都带有成为‘国际主义者’的命运。”作为国际都市的香港，不也一样吗？该称这是“国际人”的摇篮之地吧！

金庸：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在这里长期生活的人，自然而然会培养出一种国际感觉，从小就有旅行全世界、见识全世界的机会，所以眼界并不偏狭，不过缺点是对于本国的文化、传统缺乏一份强烈的感情和热爱，因之似乎没有深厚的根源。

池田：香港的回归祖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如果有，那就是今后香港人的长处会同中国大陆人的长处结合起来吧。

金庸：中国人传统上不排斥外国，很容易接受外族文化中的优点。香港人在政治上受到英国人的影响，并没有种族歧视的偏见。我们对待西方人、日本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黑人，可说是一视同仁，不存偏见，不但可交朋友，甚至恋爱、结婚，也完全没有问题。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联合国家庭”，女儿嫁了不同的外国人，儿子娶了不同的外国人，大家亲爱快乐，和谐相处。语言、宗教、生活习惯虽然不同，但以“爱”相调和，是可以很幸福地共同生活的。

池田：必要的是，就是要抛弃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等造成人的“固执于差异”，而对一切人予以“爱”——也即“大爱”、“博爱”，换言之，也就是要有“慈悲之心”。

金庸：不论大国小国，当然也包括人，都要大小平等，大家应该平等友好相待，释尊不止对人类平等，就是对猫、狗也平等地投以大慈大悲。

池田：“平等”与“慈悲”的确是成为“国际人”、“世界人”、“21世纪人”的条件。“慈悲之心”愈是扩大，和平也就更接近了。庄子有“大人无己”这样的话，我年轻时十分喜欢这句话。我想，所谓的“己”，不单指私欲私利。关在小笼中就使自己变成小我，不接受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就成了小器的自我，那就是庄子所说的“己”吧！

日本人囿于“岛国根性”，相当多的人没有宽阔的胸怀，也舍不掉小“己”。这或许就是日本人的宿命。但是我常常对年轻人说：“放眼世界吧！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国际人！”要活跃于21世纪，那是一个绝对的条件。

池田大作

金庸：说得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创价学会与池田先生的存在对于日本是尤为重要的。日本在其他方面可说是优秀的，但在国际感觉方面却不怎么突出。以前，我曾回答过日本电通机构的“意见调查书”，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本的形象不好？”我答曰：“由于不善于表现自己长处吧！所以长处也变成缺点，最好是设法改变一下！”

例如，某人有学问，能力也超卓，但人际关系却处理不好。那就会被人误解为坏人。

池田：这是老被人批评的，日本人应该更多“说话”，尤其在海外，吝啬语言是不行的。默默无言也是不行的，因为闭口不谈就不能进行心灵的沟通。

认为“沉默是金，雄辩是银”，将无言视为美德和理所当然，这种念头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但这恰恰是与国际化社会背道而驰。应该疾呼：“雄辩是金！”

金庸：作为一个真正的“21世纪的人”，首先必须胸襟开放，对和自己不同的人不存歧视之心，再在交往中相互了解沟通，培养出一股类似于“慈悲之心”的“爱心”，常常为对方设想，则社会中的和谐可期，世界的持久和平可期。

池田：心有“慈悲”，然后在实际行动中常常“为对方”考虑，“为对方”而付诸行动，此即“菩萨”的实践。

我们希望香港与日本、中国与日本，然后是亚洲、全世界，都能在“菩萨”之心、“菩萨的实践”中团结起民众，只有从这种“民众的大交流中”才能培养真正的“国际人”和“世界人”。 金庸友情创价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