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化,家庭城堡与城市的延伸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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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荣城市建造的乡间别墅区

一个普通家庭20年的故事

在京昌高速公路边的四拨子住着一家人,说起为什么会住在这儿,他们会给你讲一个“世界原来如此之小”的轮回故事。

父母亲原是天津人,文革前参加三线建设,到湖北的十堰建“二汽”,1973年迁回北京,住在单位建在小营的宿舍。当时的小营还完全是乡村景象,出德胜门过马甸后,四望皆是乡野,骑车再到小营至少还有半小时路程。父母亲对那段时光的体味多是生活不便,买斤油盐要到两三里外的清河;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找不到医生,大孩子摸黑到几里外的村子里找助产婆……

孩子们的记忆却灿烂光明。公路边有条河沟,他们称之为“大河”,河滩遍生芦苇,苇棒像鼓槌,坡地上酸枣丛生,秋天里枣子串串,非常可口。沿河往北走是一座废弃的小庙,据说庙里藏着很多条蛇,但孩子们从未见到,可每次走近都要提心吊胆。一年四季,他们总能找到乐趣,向西是西山的望儿山,去西山要经过上地村,上地以一种果皮坚硬的“铁梨”著名。

结果是大人们想尽办法换工作,换房。1974年母亲调到医科大学工作,家里相应在学校里有了间筒子楼房,后又换到内城东四一带。70年代医科大学所在的学院路与小营也差不了多少,围墙外就是农田,北医与钢院之间则是一道铁丝网和来自两边的生活垃圾。那时孩子已经上学,放学后就照着学校的要求捡铁丝,挖野菜,那是他们最快活的事。

成人们不知疲倦地为改善居住条件想办法,最挤的时候两间平房内住7口人,可即使这样也不愿回到郊区去。原因很简单,学校不好,生活不方便。

那是1994年,父母都退休了,孩子也全有了工作,辗转又搬回北医附近的老人“闲来生事”,忽然对离地10米的楼房生活产生厌倦情绪——到处都是小贩,路边的阴沟里老鼠横行,搬来时硕果仅存的一块稻田变成垃圾场,塑料袋迎风招展。他们居住的小区被上级评为文明居民区,但出了院门,城乡接合部的一切特征应有尽有。这样,他们又迁回到学校在四拨子盖的宿舍。四拨子与小营相距一两公里,偶尔,老人还常到小营的排房看一看,那儿据说马上要拆迁,昔日的庭院一棵桃树、一棵海棠都长荒了,遮住窗。

离心分散,郊区化

一家人兴致勃勃地讲着20余年的轮回史,不想他们的迁移与国内外城市科学领域的“郊区化”问题偶合。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是城镇化过程的一个阶段,指的是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分散过程。早在20年代,西方国家城市居民就开始了由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过程,其间还曾出现过几次人口、工业、商业和办公室等几次外迁的高潮,直到今天,郊区化仍在延续。有些地方甚至发展到极致,出现逆城市化,达到绝对分散,分不出哪儿是市中心哪儿是郊区。

曾经历过从聚到离的过程

城市的发展,快捷、方便的环境构成向心力,曾促使人们凝聚;而拥挤的人群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又使人离散。先进国家的离散,一是因为富人有了钱、有了车,要找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的地方享受天伦之乐;二是因为车多了,交通拥挤了,城市的触角就自然地向郊外延伸。美国人因此而为汽车而重新设计城市,他们认为城市是一个放射性的交通枢纽。公路把被城墙圈起来的城市变成了以一个个路段上的集聚地联系起来的一个开放的空间。

我国因人口实际情况,城市从聚到离的过程相应缩短。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的周一星教授是研究城市问题的专家,从1964、1982以及1990年3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他注意到北京市由人口聚集向离散的过程。1964到1982的18年间,东城、西城、宣武、崇文4城区的人口呈净增长态势,人口总量增长3%,平均每年增长达0.16%。这一时期近郊的人口也呈增长态势,而且是激增,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52%,可见大量人口涌入北京。从这里也可以推测,外来人口的行事也与来自湖北的一家人一样,能进城的进城,不能进的就滞留在郊区。这只是平均数,城区中增幅最大的崇文平均率0.45%,郊区中的石景山更达1.58%。

但1982、1990年的统计结果却出现了新情况,8年间城区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负增长,减员最快的东城年递减0.9%。人潮滚滚,估计全被郊区消化。此间海淀人口增长最快,年增4.72%。1982年东城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64万,海淀2342人,到了1990年,东城变为2.45万,海淀涨到3387人。人口普查包括暂住人口,若把这个水分剔出去,就会发现郊区化进程来势更凶。

尽管北京的郊区化是伴着现代化而来,但目前直接的动因却不同于西方。搬到郊区的大部分人不是危房改造就是建设拆迁,很多人是不得不离开家园。80年代以来,土地有偿使用直接刺激了郊区的发展,市中心地价不断上涨,居住与工业用地显得不划算,只好让位于有利可图的商业、金融与新兴产业。周教授的课题组对上海、广州、沈阳等大城市作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郊区化与西方有着本质区别,我们的郊区化是以土地功能置换为动力的有组织的郊区化。

活得更好和更久

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城市的概念其实已经被改写。人们很容易就能获得计算结果:在高速公路上行驶50公里所需时间会远远低于在城中心拥堵不堪的街道上行驶5公里的时间。工业时代的“聚”,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距离缩短之后产生的凝聚力,人与人之间居住与生活的距离都被拉近,因亲近而诞生出城市的繁华与喧哗。而后工业时代,现代化的成果给人带来越来越多的生活方便,使人与人之间可以充分追求自己生活空间的建立,可以与他人在居住与生活上都拉开距离。

现代城市随着人们的观念变化而正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形态。现代化都市的结构各有特色,有带状分布,有环状结构,更有按功能的分块割据,居民可以因个人好恶与能力选择不同的区域。郊区化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城市人走进郊野,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远离喧哗与被污染的空气,与大自然重新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这是一种新的生活观念。但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庭城堡”需要先决条件:要么有闲,要么有车。

先进国家无论从城市未来格局还是对新的乡居观念方面,都提倡和鼓励人们向郊区发展。他们会给把家搬到城外的人创造各种各样的便利,非常周密地安排道路和生活配套设施、保证必要的生活服务。当然,郊区的富人区房价可能远远高于市区贫民区的价格,那是对富人向郊区发展,丰富城市格局的另一种举措。

我们的城市发展规划部门目前也已考虑到信息时代新的城市格局。北京城市规划的分散目标是分散集团式,即在黄庄、昌平等地建卫星城,道路也随新的发展规划而改善。以德胜门到郊区昌平的京昌路为例,80年代还是混凝土与柏油路的混合路面,汽车每走几米就会遇到接口,为之一颠。进入90年代,这条路先后两次改造,先是道路拓宽全变成柏油,接着就是建设全封闭的高速公路,现在,坐上345路汽车,从德胜门到昌平只需半小时。

我们目前吸引城市人口向郊区分散的手段仍然是低房价与低税率。但一方面因为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跟不上,大多数人既没有钱、没有车,又没有闲,另一方面因为大家习惯了在都市灯红酒绿下挤在一起的热闹,所以真正乡居,把走向城市边缘认作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的人还是不多。

美国有个专以预测趋势为业的波普康(popcorn),意译叫做“爆米花”,在她的《爆米花报告》中称,美国人正拥挤地聚集在高科技的洞穴里。借助互联网络与小汽车,实现自我幽居。这就如同在公寓房里,你可以尽情地击打枕头,尽情发泄心中的不平衡。科技进步与居住环境的变化给了人们更多的自由,在与世隔绝的家里,谁也无需看别人的脸色,当然,这首先是需要经济上的自立。

在发达国家,你经常会听到一些近似离奇的故事:华尔街的某位大亨或某集团的总裁忽然丢开他的公事包,在佛蒙特州的草场上出现,摇身一变为一名制奶酪的工人;或者成为乡村小镇上的办报人,愉快地站在街头随意采访。有时,人们还会看到一些头面人物衣着随便,在十字街口提倡环保。

时代在变,据《今日美国》的一篇报道显示,有74%的上班族渴望放慢自己的工作步调,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聚。70年代,人们为了生存而工作;80年代,人们为了工作而生存;到90年代,人们只是单纯地想要活得更好和更久;而为活得更好和更久,乡居遂成为时尚。

在中国,相信乡居会越来越成为一些希望走在前面的人追求的目标。因为那意味着一种生活质量,意味着一种古老的渴望将被唤醒,也因为着它一旦成为时尚,就自然会成为时尚中人追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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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乡村名人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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