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40)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在这次对谈中，金庸和池田各以《明报》及《圣教新闻》的办报理念，从宏观角度讨论了言论的职责与勇气，又畅论了师徒之道及对21世纪人类的寄望。

池田：听说先生您是在1948年从大陆来到香港的。

金庸：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

踏上香港的第一步

池田：我曾去过杭州一次，那是在我第二次访华时的1974年去的，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中盛赞杭州是“东方的威尼斯”，是美丽的水都。

金庸：因为有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1947年上海《大公报》招考国际新闻的电讯翻译员时，我去投考，成绩自然不错而得到录取。《大公报》于1948年在香港复刊，我被派来香港。

池田：我曾听过先生您初入香港时的一个小插曲——您满怀高兴登上由上海飞香港的飞机之后，途中才记起自己身上竟然一分钱港币也没带，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幸好邻座的香港《国民日报》社社长潘公弼先生见您的样子有点异样，忙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您如实相告，潘先生立即借给您10块港币，才可以在抵港后能搭船过海，到报社去报到……(笑)这是令人会心一笑的小插曲，可说是与先生富有戏剧性经历的揭幕相配称的插曲吧。踏足香港，最初的印象如何？

金庸：初到香港最鲜明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广东话，想不到在这陌生的城市一住就几达50年，大半个人生都在这里度过。我在香港结婚、生儿育女、撰写小说、创办报纸，家庭和事业都是在香港建立的。和我曾久居过的上海相比较，那时的香港在经济上、生活上、文化上都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不过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调不像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有些类似内地的中型城市。但这种情形很快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兴旺而转变。

池田：我也十分喜欢香港人。在香港，时时有一种“温暖的人情”的感觉。

您曾以《香港无宝，自由即宝！》为题来撰写《明报》的社评，文中指出：“我们之所以喜欢住在香港，就因为这里无疑是自由的地方。”

您从小就热爱“自由”，具有对权力与权威的反叛精神，所以自由之港的香港，正与您作为“自由人”这种气质十分合适吧！

《明报》的创刊和编辑理念

池田：金庸先生所亲手创刊的《明报》，度过了30多年的光阴，已经成为“言论的重镇”而闻名遐迩。1959年5月，《明报》以只有4名员工而开始踏上征途，当时有人就认为，经营不可能顺利，甚至有人认为“办不了多久吧！”、“一两年内一定倒闭啦！”等等。

上回谈话时，我曾说及我在恩师所办的出版社工作，后又有与恩师一起创办《圣教新闻》的经验。竞争激烈的新闻出版业是一个多么艰难的事业啊！况且，您一身二任地善处经营与编辑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个中辛劳，应有深刻的体会吧？

金庸：贵会的《圣教新闻》创办于1951年，比《明报》早了8年，但贵报如今已成为贵国的第三大报，每日的发行量以数百万份计。《明报》和贵报相比，销数是小巫见大巫了，即使再过8年，也决计追不上。(笑)不过两家报纸都是从零开始，经过一段艰苦奋斗的时期而逐步发展。香港人口过去三四十年间从200多万人增到500多万人，《明报》的销数通常也只是人口的1/50到1/20。

池田：这是对我们的鼓励，铭感不尽！

我的恩师谈到《圣教新闻》时常常说：“愿能在日本人中流传”，而我将心比心，今天更下定决心“要在全世界的人中流传”，您的这番话正给我们希望努力办好报纸这一目标予极大的鼓励。

金庸：至于我们两家报纸的信念倒十分接近。户田先生强调报纸的言论必须“有信用”，我非常同意。《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等意念，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

池田：我的恩师确实十分强调“言而有信”，这就是与您上述的《明报》的编辑理念相通，可谓“殊途同归”。《圣教新闻》与《明报》是风格不同的机关报，我认为这份报纸与其被视为一份宗教团体的机关报，不如把它置于“人的组织”的机关报这一位置上。此前，我同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梅纽因(Y.Menuhin)先生作过对谈(1992年4月)。他曾问我：“作为佛教的不出家成员的团体的创价学会，至今能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其秘诀是什么？”

我大致向他解释道——当然要严守教义，“无论身处何处也以‘人’为中心。”不是“为宗教的宗教”，而是要推进“为人的宗教”的运动！

我曾说过，以信仰为根本来扩大开放“人本主义”的网络，换言之，就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立统一吧！说《圣教新闻》是“人的机关报”就是这个意思了。

先生对《明报》制订的“报训”是什么呢？

金庸：我特别提出两句中国古代的名言成为报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报刊中可以容纳各种各样不同意见，编辑部不存偏见，不排斥不同意的观点，同时报纸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不利用报纸来谋取自身不正当、不合理的利益，报纸必须永远光明磊落，为大多数读者(中国人、香港人)的利益服务。

池田：“永远光明磊落，不谋私利。”这是言易行难的言论的王道，您的话语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这种王道，也反映出一种“言论重镇”的呼喊！

我也曾对《圣教新闻》的记者、特派员提出这样的希望——

“对于所有的读者，在他们喜悦时要表明共同欢乐之感，悲哀时要予以激励的勇气，如果他们思想迟钝时要给以智慧的帮助，然后提供新知识，一旦越轨时给予指示(正确之位线)，如果混乱时就帮助理出头绪来，困弱时要施以援手，头脑发热时要使之冷静，对那些不闻不问的人慢慢地予以开导——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临机应变，(佛法中有)对机说法，意即纵横无尽的活跃。”

不仅是对创价学会的会员负责，而是要对所有的读者担起“作为言论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平民百姓同呼吸共患难，永远永远要与他们在一起——这个信念至今未变。

您作为言论界的勇者，多年以笔为生，《明报》最值得肯定的是哪一方面，请也向大家谈谈。

与权势战斗是言论者的使命与责任

金庸：《明报》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我们都坚持固定的主张。

50年代末期，中国和苏联及印度发生争执，甚至兵戎相见，《明报》支持中国的立场；60年代中期，中共当局试制原子弹，《明报》强烈反对，以致受到左翼报纸的猛烈批评；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中共进行文化大革命，《明报》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反对极左派在香港搞动乱，受到暗杀和炸弹对付的威胁，主张保护中国文化，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合理路线。

池田：都是难以磨灭的“笔之斗争”的记录啊！

金庸：70年代后期，《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个人得到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的接见；80年代，《明报》赞成香港回归中国，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我个人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池田：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反对的就反对。

听完先生的这一席话，使我终于明白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一直能获得民众的支持，那就是先生您以“是否符合民众的利益”作为您发表言论的基础而贯彻始终。关于文化大革命，还在其真相远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您就一语道破了其本质。您这种慧眼独识也就是一向与“民众站在一起”才可能具有的禀质，离开“民众”这块“大地”，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也只是空洞的理论，毫无实际的价值。唯有“民众的利益”才是各种判断的基准，那才能洞明世事。

金庸：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

池田：对于那些为了坚持信念而惨遭迫害、面对压迫而大无畏斗争的人，我向来十分敬重。有了迫害，方显出“正义”的存在，没有受过迫害的人易于妥协，也容易上当受骗。现在，像金庸先生这样正直的文人可以在哪里找得到？更遑论日本了。

何谓“言论的自由”呢？您在《明报》社评中曾指出：“所谓‘言论的自由’，即人民可以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政府不能对此横加干涉或予以惩罚。”亦即从权势的压迫下保护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这就是它的本义。

同时，先生在谈到言论者时又作出这样的劝诫：

“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论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约束，正如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权利时，不能妨碍旁人的自由。

传播媒介不得侮辱、诽谤、造谣、歪曲事实。因为：这损害旁人的权益或人身的尊严。”

我想这些论点可称得上是所有言论界不灭的“指针”。

金庸：是，我一直都抱有这个信念。

池田：17世纪中国文人顾炎武曾说过：“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集释》卷十九)

言论对社会负有重大的责任，相对来说就需自觉，既然身为“言论者”，胸中就必须具有在社会上创造“善的价值”的使命感。

以健康的语言来谈论健康的未来

金庸：池田先生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太大了，对这种贡献的伟大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者，大有人在吧！但是，“真实”就是“真实”。任谁怎样去陷害，也不管以谎言多少次抹黑他，最后终会“真相大白”的。释迦牟尼也曾遭人妒忌而饱受谣言的困扰。他说法时，有一个女人到来，指着装了钵子的肚腹假装怀孕的样子，对大家说，“这肚子里怀的就是释尊的骨肉啊！”这个诽谤释尊的故事是很有名的。

池田：您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鲁迅语)适如所言，谎言再如何伪装也不过是谎言。其实，造谣、欺骗各种各样的人的心，自己也会不经意地伤害自己的心，损害自己的心。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个人的意见，怎样写也无所谓。但我所担心的是，谎言和“旨在陷害人的笔”大模大样地出现，在不知不觉间“语言”远离人心。对于别人的幸福往往不能率直地表示高兴，相反的是，对别人不幸的传闻等却不知缘何而饶有兴味——这也许是人伪善的一方面，但是，这类不健康的趣味性文章却实在太多了。因为这样的文章泛滥，以致令人误认“言论”伤人，是害人之物，没什么大不了。

这是重大的问题。

苏格拉底所说的“讨厌言论”(misology)是与“讨厌人”(misanthropie)相通的，本来，语言不能与人割裂开来，“语言即人”，“语言即心”。语言的荒芜就是人心之荒芜，语言的堕落只是人的堕落。语言不能获得信赖的话，就等于人不能获得信赖一样。因此，现在最有必要的，是恢复对语言的信赖。人要重获“健康的语言”，就必须重新恢复“健康的心”。

以“健康的语言”和“健康的心”来谈论“健康的未来”——新闻传媒人现在必须站在这个前列。

另外，语言也是“剑”。能护卫民众、救人的是“宝剑”。而坑害人、伤害人的“语言”却是“邪剑”。这样的邪剑真的太多啊！倘若金庸先生小说中的英雄出现在今日的日本时，不知会怎样呢？(笑)

金庸：当然不会袖手旁观。(笑)我也常常以我写的武侠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作为模范来勉励自己：“虽然危险，内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们瞧不起。”

池田先生为了反对侵略、拥护世界和平，听说日本有些右翼分子以暴力威胁您的生命，您凛然不屈的大无畏精神，是我所衷心佩服的。

池田：过奖，过奖，但您所说的，作为人最崇高的人生哲学不就是“殉于信念”吗？

况且，活在言论中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民众的代表者。我曾听说中国有“文章报国”这句话，文章有时可以兴国，振兴社会。在文章中只有这样的力量，以笔为生涯者，是负有那样重大的使命和责任的。言论者能殉于信念，殉于正义，就是最大的荣耀。

金庸：中国和日本历史上都有不少宁愿牺牲自己性命也决不放弃原则的仁人志士，我每逢读到他们的文章，总是悠然神往，不胜敬仰。

池田：姑且不论日本，在中国的历史中，就有为真实地记载史实而不惜以生命来维护正义的勇者的事迹。应该给青年们说说这些故事。

在春秋时代，齐国的权力者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庄公，齐之史官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史官不惧权力者报复，没有曲笔，照实记之，崔杼怒而杀此史官。而史官之弟照样续记，崔杼又杀其弟。史官之次弟继续以实记录。史官兄弟遇难之事更传遍齐国，各地的史官就陆续齐集齐都，说道：“史官的兄弟全部被杀之后，我们就将这真实的历史继续记录留存下来。”

至此，嚣张的崔杼也就束手无策，这件史实就这样被记录下来……

不惜以身殉真实的记录，真是悲壮的理念。他们所写的一字一句都是以血滴来作生命的雕印，在权势者威胁下作曲笔，是终生的耻辱。这使我们深受教益，笔重千钧，执笔之事是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觉悟的工作。

金庸：言论之撰述者确实非留心不可。

池田：再者，看看新闻传媒的现状，其改革不可能单靠传媒界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解决。接受者的市民一边也有问题。现在到处是资讯泛滥，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说能使人变得更好。不如说，事实是在资讯的大潮中会有溺死者。也许托庇于资讯，生活才变得丰富多彩。但是，人的精神却因此而变得更加懒惰和懦弱。

我的恩师曾以“青年是国家的眼睛，必须具有锐利的判断力”来提醒年轻人。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如果不能用自己的眼力看透真实，对是非具有批判力，则会如无根之草一样随波漂流呢！

近年来，对于新闻传媒的报道侵犯人权，欧美社会中已出现市民监视其作为的行动。为此而完善其机构的工作也有进展，我也深表赞成。然而，要使之具备有效的机能，则进行监管的市民这一方面，就必须不可欠缺那种洞穿真伪的眼光。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结果是除了每个群众都成为贤明者之外别无他法。每人都成为圣贤，拥有明确的是非观，从而可以校正社会的动向和前进的道路。我在哈佛大学论及21世纪文明中大乘佛教担负的任务时曾强调这个信念，宗教是要使人“成善还是变恶”、“变成坚强还是懦弱”、“成为贤明还是成为愚蠢”，这是强调这种指标的重要性，真正的宗教必须具有这样的支柱。

金庸：我在创价大学的演讲(1996年4月)中曾谈及，今日世界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比之2500年前当然不知进步了多少。

但是，人和人和谐相处的道理，各国领袖的智慧和见识，不见得能超过两千年前的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不要说超过，连这些圣贤先哲所指出的基本道路，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不信服。这就像把一支机关枪、几颗手榴弹交给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去玩弄一样危险。我们一谈到“价值”，多数人立刻联想：“那值多少钱？”“买这件东西要付多少钱？”他们所了解的“价值”，基本上是“商品价值”。不能以肉眼看到的“精神价值”是“灵性的价值”，“那是不能以金钱或数量来计算的。”这难道不就是现实的状况吗？ 读书香港报纸金庸明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