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困境与技术的报复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汽车都拥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速度、独立、自由、享受、个人空间，所有这些都令人怦然心动。汽车是一项伟大的发明——但那只是在成百万辆的车从流水线上出来、挤满大街小巷之前。

一辆汽车能够在10秒钟之内从零开始，加速到1小时60英里——以便上路后长时间陷入车阵之中寸步难行。在曼谷，汽车在高峰期行驶的平均速度是1小时3.7英里，甚至比快步行走还慢。

汽车带来的流动性造成城市的扩张。结果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旅行次数和旅行长度都增加了。在慕尼黑，与20年前相比，为了完成同样的事情，人们需要每年多旅行620英里。

解决交通问题的传统办法是，建设更多的公路和立交桥。经验证明这样做行不通。新的快速路向城外延伸，把人们带往更远的地方，这使得汽车更加必不可少。因为在快速路上行车更方便，它们也就吸引了更多的驾车人，从而损害了高速路本应带来的好处。在北京，二环路与三环路建成后，凡是通往这两条快速路的路口都格外拥挤。在里约热内卢，为减轻市区干线“巴西大道”的拥挤程度，特地修了一条“红色大道”，当时“巴西大道”每天通过的车辆是25万辆。现在，“红色大道”每天通过12万辆车，而“巴西大道”的车流量依然达22万辆。

自由的汽车正在减少人类的自由，这使人想起历史学家爱德华·泰讷(Edward Tenner)的说法：技术不仅没有给人类缔造福祉，反而极大地报复了人类。

泰讷写道：就在我们欢庆又把自然世界的混乱削减了几分之时，我们建造的新机器开始脱离我们的控制，获得自身生命，通过“报复效应”(revenge effect)给我们以屈辱的教训。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那个由发明者创造、最后却毁灭了发明者的怪物。

报复效应与副作用不同：副作用是坏的影响，例如，服用抗抑郁药会导致腹泻。报复效应的影响也很坏，但坏得让人啼笑皆非：抗抑郁药使人变得更加抑郁。核能发电是一种有效的能源，但它会产生污染，这是一种副作用；然而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却是由于该电站在试验一种新的安全防护设施，这就是典型的“报复效应”。

泰讷拿出了许多事实来证明他的论断。

美式足球的头盔，原本是设计用来在激烈的对抗中保护运动员的头部的，但在引进赛场后，却造成了大量脊柱受伤的事故，原因是运动员们自动把他们的新装备当作进攻的工具。意在使足球运动更安全的技术，实际应用起来，反而增加了该运动的危险性。

在游人如织的海滨胜地，工程师们为了防止激浪侵蚀海岸，修建了防波堤、护岸、折流坝等设施，这些人工结构干扰了海浪推动的缓流，结果使大量沙土从海岸底部流失。

最有名的例子也许莫过于抗菌素的使用。本世纪早期，抗菌素研制取得的突破使一些人乐观地预测说，长期以来困扰人类的一些古老疾痛将彻底消失。而现在，大量使用抗菌素使细菌的抗药性空前提高，我们面对一波又一波致命的“超级虫”，却拿不出新的抗菌素击败它们！

根据同样的逻辑，围绕着一个城市所修建的路越多，交通就越拥挤；我们越是欢呼计算机普及所引发的“无纸时代”的来临，就越需要撰写更多的备忘录、复印更多的文件来使“无纸办公室”成为可能。

事实上，促使泰讷对“报复效应”发生兴趣的缘由，正是10年前他对办公室自动化的观察。纸张不仅没有随着符合环境保护主义的所谓“无纸时代”的来临而消失，反而由于供不应求而纸价大涨。今天，网络向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打印机里倾注着多不胜数的信息，整洁的“无纸办公室”听起来更像一个悖论而不是现实。

根据泰讷的理论，每一番技术努力都意在提供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但同时也暗藏着反噬自身的种子。依照墨菲法则(Murphy's Law)，凡有可能出差错的东西终将出差错。但我们与其把泰讷的说法当作一种绝望的声音，不如把它视作一种警告，这样的警告在新的高技术乌托邦的喧嚣中显得尤为迫切。日益复杂的技术文明常常会带来无法预料的结果，这些结果与人们当初的良好愿望大相径庭。

就汽车而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的增加以及城市居住环境的退化，汽车的广泛使用不仅不再能给人们带来方便，反而在实际上减少了人们活动的自由性和机动性。

汽车可以给人们带来自由，但是在人口总数达到60亿的世界上，这种自由与汽车工业在只有20亿人口的黄金时期不能同日而语。汽车曾经极大地解放了个性，但在个人愿望与生活质量和一切生命的可持续性发生冲突之时，个性也许将暂退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