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36)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互信关系与共存大道
金庸:日本和香港有两个共同利益。第一是和平,第二是自由贸易。只要保持和平,进行自由贸易,日本和香港肯定会“共存共荣”。在二次大战时,日本也大叫“共存共荣”的口号,然而那是在日本统治与控制之下的共存共荣。“东亚共荣圈”是日本称霸,其他东亚国家服从日本的指挥与号令,日本独享光荣与利益,容许其他臣服的国家勉强生存。今后的共存共荣,却必须是各国完全平等互利的。
池田:我表示十分赞成。各国的历史、传统不同,就当然会有利益的冲突。但是,无论怎么说,21世纪的国际关系都必须以“人间的信赖关系”为基础,因此,“平等互惠”的原则是不可或缺的。要以认同相互的差异、互相尊重为出发点。
金庸:在古代与中世纪,商业常常是引发战争的主因。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战争、罗马与迦太基的大战,都是源于商业利益的冲突。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和陆军,用以保护商业,与阿拉伯人作战。到了较近代,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连年恶战,争夺商业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英德从商战进而演变为血肉横飞的大战。
到了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情形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贸易不再是互相掠夺或是剥削作为市场对象中的国家人民,而是各国进行最有效益的生产,和外国作平等互利的交换。
池田:对于那种商业上的利益或商业精神必然诱发战争的论点,我想有必要稍加讨论。
譬如:古代的印度是将商业精神视为构筑和平的极大的要素。当然,也有对之截然相反的看法。
以此点而论,适如金庸先生所言,20世纪进入后半叶后,经济层面的相互依存的体制日益加强、迎来了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大言不惭要求突出利于自国的做法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金庸: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不是掠夺美国的经济资源与财富,而是让美国人有机会以比较廉宜的价格,买到比本国货精良的汽车。美国向日本出口电脑、飞机、药品等等,性质也一样。这种贸易使美国人民得益,也使日本人民得益。香港(事实上是英国当局)很早就了解这中间的好处,了解自由贸易对各国人民有利,所以我们不收关税,不论什么货物输入香港,我们不收税(只对香烟、酒精等收税,目的不是限制贸易,而是限制人民对这些有害物品的消费)。
日本与香港将来除了进一步加强关系外,更可在促进世界自由贸易上共同合作努力。
将心比心 发展经济
池田:确实趋向专为自己国家着想的举动之事,在世界各国之中并非少见,这是不应当被纵容的。纷争也好,利害冲突也好,必须在某些制度和规则下来处理解决。为此而要制定新的世界秩序。好歹也许应当带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后半的世界史的特征一样。联合国的存在就是其象征吧。在安理会大国拥有否决权的情况下,陷于麻痹状态的安全保障之机能,也直到冷战后在波斯湾战争时才显示出来,说起来是好不容易其机能才开始运作。更有甚者,此后的索马里、波斯尼亚等纷争所显示出来的。(人们)对之的期待是太过大了……
倒是,已开始见到的朝向新的“世界一体主义”曝光的一点动静,也是所谓20世纪后半的动向,想来同我们所考虑的上述的世界史之意味是一样的。
金庸:贸易问题也同情同理吧!
池田:是的,在GATT(关于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乌拉圭回合的成功中,GATT 在向WRO(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被消解。对于作成全世界经济的管理体系和规则,这是令人满怀希望的“一大步”。
然而,为了让这个管理体系和规则能够灵活地被适用,其根柢必须有协调和互助的精神,不断地磨炼一种“多重(复眼)的思考”,即站在对手的立场去考虑(将心比心的体谅),这种度量是不可欠缺的。
最近,已经相当收敛,但是曾如倾盆大雨似的日本的出口攻势,招致全世界的唾弃。“只是自己好过,何必管对方变成怎样。”——在这种与经济动物性思想(Economicsnimalism)同类的放任自流的持续下,规则也好秩序也好,共存共荣也好,统统都不复存在。
在这一点上,日本应当向香港学习。
金庸:请问先生:在促进日港之间的关系上,我们两地之间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可做?
对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谈得很投机。其他方面也不妨谈谈。
有一件小小的具体事情,如果日本和香港对于对方旅游者互免签证,或许有促进友谊,加强关系的好处。
池田:金庸先生对日港友好的认真探讨的一席话,是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啊!
对于互免签证的问题,去年年底来日访问的港督彭定康先生也言及于此,与先生您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也对此意念(idea)深表赞同。签证也罢、护照也罢,在本世纪前半叶中曾成为特别令人讨厌的东西,与全球性时代格格不入。
金庸
其次,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以“眺望未来”的观点来看,不仅止于政治、经济,还应该在文化、教育的方面结成多角的、多重的关系。难道不应作如是观吗?
经济方面等的建立关系,适如先生您所指出的那样,早已十分密切,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心与心的联结”还未曾完成。军事、经济,其次是政治在表面上仅有交流,却有界限。是到了推进民众层面的文化、教育的交流,互相了解,建立信赖的关系的时候了。
金庸:领教。领教。
池田:前年,我曾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以东京富士美术馆收藏品为展品的“日本美术名宝展”。
其时,参观的许多来宾都异口同声地说到: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日本的‘美丽之心’啦!”
至今为止,还不曾存在日本已获得中国或者香港人民所信赖过的历史。当然,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里,对日本的科学技术或者工业制品应当十分熟悉,然而对于深奥的文化却未必了解。
但是,这种日本也有“美丽之心”——的惊叹,不就是发自来宾的各位的吗?然后,我们不就可以一点一点地缩短心的距离吗?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如以远大的目光眺望时,文化的交流,还有教育的交流是关键之处,可通过这些活动来培养心灵的幼苗。我对此坚信不疑。
再者,我认为,认真致力于这种“心的交流”,这就可以成为决定日本命运的巨大要素。
中日关系首要问题
池田: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的中国,引起全世界的注目。我也曾往深圳等经济特区进行实际考察,确认了现代化正在实现这一事实。
在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香港回归后将担起什么样的任务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历史实验的过程中,香港将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
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一员的金庸先生,有关此一问题的预见会有什么想法,祈能多多赐教。
金庸:“九七”后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中国大家族的成员,香港的一切问题,除了本身的地方性问题之外,都要和中国一起来考虑。
池田:当然,这是大前提。
金庸:一想到中国,立刻就出现“庞大”的概念。9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香港的9千多倍;12多亿人口,是香港人的200倍。我们投入这样一个大家庭之中,真正是前程无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业都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对于一向精打细算、小眉小眼的香港人,真像是“小人国”的人物走进了“大人国”,岂仅是《红楼梦》中的乡下女人刘姥姥进入富丽豪华的大观园而已。(笑)
池田:正如刚踏入主人的贵族大庭院时,举目所见大吃一惊的情况,是这样的比喻吗?
香港人不久之后就要成为中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这个立场上,今后特别重要的思考课题之一是中日关系。
金庸: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由于过去交通不便,除了文化和宗教上的片面交流之外,相互关系中可一提的只是片面的侵略。中国以文化、文明交给日本,日本却以倭刀和枪炮加诸中国。
池田:真是一针见血。这是令人耻于提起的“恩将仇报”的历史。
您在以黄土地为舞台而展开的大著《书剑恩仇录》日文版出版之时,曾惠寄一文,内中论及侠士十分注重“大丈夫”之名誉,并得出极明快的结论:“犯错自然不是好事,但不能原谅的是知错不改或死不认错,这是对名誉最大的损害……”确是一语中的。
正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执政者和学者之中,不乏想隐瞒、掩盖日本对中国曾有过的行为,这也是构成两国关系不稳定,在未来潜有危机的障碍。
金庸:日本战后经济上的奇迹,有些外国学者作了研究之后,说是由于发扬了中国儒家的传统。所谓儒家传统,主要当是“群体观念为先,个人利益居次”。东方社会重家庭和集体利益,往往可以克制自私自利的打算。
池田:“克制自私自利打算”是与“牺牲和限制个人的利益”表里相承的。在日美贸易摩擦发生之际等情况下,日本因强调牺牲个人、集体优先而招致美国方面的猛烈的炮轰式攻击。
但是我觉得,儒教思想从一方面来讲,并非现代主义者立场所指责的是封建落后的,在儒家传统中,其实有众多宝贵精神遗产。
金庸:这种发自内心的天然习性,西方人是学不来的。然而日本的成功引起了举世的妒忌和排斥,美国底特律大街上放置几辆日本汽车,任由路人拿起木棍、铁棒,将之砸得稀烂,用以泄愤。日本不可能这样长期获得经济上的大成功而不受到限制与报复。那么日本的出路在哪里呢?
西欧国家结成了共同体的联盟,有共同市场,将有共同的货币和经济政策。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建立共市关系。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也结成东南亚联盟。诸国联盟成为集团已是世界性的趋势。
池田:正是如此,这种趋势已愈来愈强。
金庸:这些同盟关系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贸易。从贸易上的密切关系,自然而然会发展政治上、文化上比较亲密的关系,于是在国际之间,这个国家就不是孤零零地无亲无故了。
日本的结盟对象是谁?自然是中国。
日本现在军事上和美国结盟,依赖美国核子伞的保护。其实这种结盟是毫无意义的,除了使得日本人心理上觉得有个老大哥可以依靠,不致受人欺侮之外,其实谁会来欺侮它?俄罗斯本国问题丛生,自顾不暇。中国力求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埋头建设,绝对无意向人挑衅动武。英国、法国更加不会闲来生事,除非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复萌,又想在东亚寻事生非,侵略别国。但日本发动侵略,美国未必会予支持。
池田:因此,日本还是选择中国作为拍挡(partner)比较合适。
金庸:对,中国尽管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但今后数十年内,全国人口不免会增至十三、四亿。平均每人每年只需增长一美元,全国生产总值就增加了十三、四亿美元;一人增产10美元,全国生产总值就增加了一百三、四十亿美元。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刚起步,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长,到21世纪中期,势必成为全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总生产值必定超过美国。虽然人均产值仍然不高,但以全国计算,那就惊人得很了。
中国与日本如能在经济上结成真诚的同盟,对两国都有极大利益,对巩固世界和平也有重大好处。以日本先进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加上中国庞大的地域与人口,这样一个同盟在世界事务中自然举足轻重,以此维护世界和平,谁敢轻易冒险来破坏和平?
对于这件事,日本固然求之不得,中国也会衷心愿意。
池田:或许应以先生您的结论一样的方向作为目标,而我是反对在经济、军事上带有霸权的任何形式的结盟(bloc)。当然,日中之间的经济协作应该更进一步密切和强化。同时,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相互信赖关系因为是亚太地区的根本问题,应当作为相互平等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对手而存在。放眼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大局,我们可以发现,能够一点一点去作出修正调整的选择的是均衡的感觉——而这,恰恰是日本最欠缺的方面。
考虑日中关系时也不要一味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日中两国未能恢复两国邦交的30年前,我在倡言应该恢复两国邦交时,就打算以这一论点作为“警钟”来敲响。应当有这种善于均衡的感觉,否则,良好的合作关系只是“画饼充饥”。
日本聪明 中国不笨
金庸:基本的关键是,双方必须真心诚意地寻求平等互利,不可企图得到便宜而牺牲对方。日本人很聪明,中国人也决计不笨。不论是谁上了一次当,吃了一次亏,不会再有第二次。如果大家勾心斗角,只图自私自利,这样的同盟是结不成的,即使结成了,很快就会拆伙破裂。
池田:毋庸置疑,只有“信赖关系”才是一切的基础。
金庸:法国和德国本是世仇,自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以至两次世界大战,多年血战,两国杀死对方的青年不计其数,但现在结成法德轴心,精诚团结,互相照顾,成为西欧共同体的柱石。中日虽然是世仇,多年疆场相见,但现在有了共同利益。只要日本不存侵略中国、控制中国之念,何尝不可像德法同盟一样,结成中日同盟。
要中日同盟成为事实,中国方面要多发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日本方面要多发挥日莲正宗慈悲为怀、善心待人的愿心。
我这样想法,或许是愿望多于现实的可能,请先生于此多所赐教。
中日联盟与环太平洋文明
池田:不敢当,先生过谦了。对您深刻的见解和锐利的历史观,我是深为折服的。曾在美中建立邦交的戏剧性折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辛格博士,在同我的对话中早就一再提起中国所具有的潜力和深厚的文化。
现在,先生谈到“中日联盟”的有关前提问题,我也想就此稍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诚如先生所指出的,单凭口头上讲“和平的世界”是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的。只有国与国有了协作,地域性统一的汇集,在这种一统化的延长上,才有可能使“世界一体化”。
为了促成这个和平的“世界一体化”,要构成什么样的地域性合作呢?有必要考虑架构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并也在与财经界的贤达们对谈时进行讨论。
所以,以前我对于所谓的“环太平洋文明”的观点就十分感兴趣,这个观点不单针对军事、经济,而且针对广阔的文化展望。
“环太平洋”地域包括东南亚、澳大利亚、南北美洲大陆诸国,当然还有日本、中国、韩国、朝鲜等。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个地域有占世界人口60%的人们生活于斯。当然,民族、文化、语言是多姿多彩的,也有尚未亲切交流过的地方。
池田大作
但是,倘若能够实现这种协作,的确会引发新的“世界文明”的可能性。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不能将太平洋当作人类融洽的“实验之海”呢?
金庸:这是一个伟大的设想。
池田:以前,康丁霍夫·卡列卢基博士同我谈过EU(欧盟)产生的问题。博士说:“现代是欧美文明从大西洋渐次向新的太平洋文明转变的过渡期。”汤恩比博士也同样谈及太平洋文明的即将到来的预见。两位博士都展望:“在和平中开创太平洋文明”。
堪称为教育学、地理学泰斗的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牧口先生,很早以前就重视太平洋地域的重要性。在其处女作《人生地理学》(1903年出版)中,就以浅显明白方法标出日本的位置是“太平洋大道第××街”。
眺望“和平的世界一统”,为此而展望“环太平洋地域的协作”。而且,日中两国的关系所担当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从这个意义而言,我认为日中两国间的多角的协力关系十分重要,应该大力予以推进。总之,中国与日本虽然在“太平洋大道”的第××街不同、号码也不同,但总是十分邻近的吧。
金庸:我也深以为然。
在这件大工作中,希望香港能作为中国的先行。日本如能善意地加强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当可增进中国的信心和善意,有可能迈向巨大的合作前程。
池田:香港接受多样性的文化,曾有摸索各民族(不同肤色)的“共生之道”的历史,这不是生硬的观念,而是实际经验的丰富积累,能不能同香港人建立信赖的关系,这将是日本国际化的试金石。 经济日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