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31)

（文 / 刘慷 韦京京 布丁 赵静）

也说交流的乐趣 

◎刘慷 图◎王焱  

布丁在《生活圆桌》上曾经有一篇《交流的乐趣》，其实通篇都讲的是不交流的乐趣。他唯一的一点交流的乐趣就是跟一个哑巴比划手势。

我读这篇东西还是得到不小的乐趣，尤其是他写到向哑巴做了个下流手势，意思是问对方是否生的是儿子的时候，我很兴奋地想象了一下——我承认自己有点低级趣味。但愿读者不会把我想得太复杂。

但我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把事往复杂里想，比如，如果你能断定自己的思考是文化的，是善意而不带成见的，那么我不反对你拿布丁的下流动作和我津津有味地来说事儿，而且这里边可能的确有什么文化上的说头儿——布丁冲那哑巴作了个下流动作，对方不仅没有恶拳相向，反而报以一脸灿烂的笑容。显然易见，哑巴准确地理解了布丁的“身体语言”，而布丁因为没有被误解，所以得到了交流的乐趣。不仅如此，他还让读者刘慷悦目而赏心，继续从他的“身体语言”里解读出他的一些良好品性，而绝不以其作下流解（虽然读者刘慷还是个女性！）。从这里面你琢磨出这么点意味没有——做男人真好！

如果觉得这么一句感慨来得太突兀、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请你不妨把刘慷和布丁调换个位置，让刘慷去和个哑巴比划下流手势问人家是不是生了个女孩，哪怕那哑巴是个女的，生的也是女孩，整个情景也会是不可思议的。刘慷不仅不可能从中得到一点可怜的交流的乐趣，而且极有可能被回敬以老拳。至于读者布丁（他可以是男的，也可以假设自己是女的）断不会觉得刘慷幽默，反会觉得她那样儿很恶心，招人讨厌。所幸，刘慷在现实生活中绝不会现那么大眼。可为什么一件在男人身上有趣的事，在女人身上就没趣了呢？从文化上分析，显然两种性别的处境不大一样，显然女性性别相对而言不是一件值得显摆和张扬的事。尤其是，如果一个女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动用“身体语言”去自得其乐地描述自己的性别，其情状就十分可疑，其心态就——不用你说，我也觉得——极不正常。说她不正常，是因为她忘了自己所处的文化情境，这种文化情境中，女人被假定应该比男人更懂得守些规矩。这么分析起来好像女人应该感到很压抑，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大部分都觉不出有什么不适，因为文化是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成功地柔化了习俗的外观，使其变得不那么残酷；它集中体现了一种温和的，基本上是无痛苦的强制，他个人的行为得到有效的监控。

总之，我要说的是，在这么一种文化情境里，刘慷要是像布丁那样玩个性，以致交流的乐趣只剩了那么一点，那她就是自讨没趣。

电脑的茶杯托儿

◎韦京京

我要讲两个小事，这两件事都是朋友讲给我听的，也就是我“道听途说”来的，但我相信这事情的真实性。为了讲得方便些，我就不转述了，而是直接说。

某天，某辆公共汽车上，一位老大爷在座位上点了一支烟，悠然地抽了起来。售票员劝大爷把烟灭掉，大爷不听，于是双方就规则、服务态度等发生了一番口角。最后，大爷总结说：要是我坐李素丽的车，她还得给我点烟呢！

这是第一件事，它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老混蛋。

第二件事关于电脑。

某人，在某家电脑公司干维修工作，某日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话的顾客说，他的电脑的茶杯托儿坏了，要人去修理，维修人员不明白，追问是什么坏了，顾客说，就是那个茶杯托儿．不结实，掉了。

维修人员一头雾水，便立刻赶到了顾客家中。那位顾客购买的是一台组装的“奔腾机”，8倍速的光驱，他所说的“茶杯托儿”就是光盘托儿，不过，这位顾客向来不用光盘，每次坐到电脑前面，一按钮儿，光盘托儿出来，此君就把自己的一杯浓茶放上去，开始研究电脑。据说，他为了爱护电脑上这个专为顾客考虑的部件，还把自己的茶杯换了个小号的。

维修工作当然很快就结束了，但“茶杯托儿”这个专用名词开始在那家电脑公司里流传。 这第二件事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小混蛋。

我听了这两个故事后，立刻反思自己是否在某些场合也曾被视作个“浑人”，这种情况不外乎两种：一是想让李素丽给我点烟，一是把光驱当成茶杯托儿，幸好我没有出现过这两种情况。但我觉得，抽烟的大爷和“茶杯托儿”先生都有一份自得的洒脱，有时候，我真忍不住让人点烟或电脑上找个“茶杯托儿”的冲动，怎样去当混蛋，当混蛋当到什么火候，这是个需要拿捏的问题。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 

◎布丁 

上大学时，看过一个同学们自编自演的小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句台词——一个男人拖长声音说：“美国不如你们想象得那么好，”他相信全场观众都已听清了这上半句后才说出下半句：“要比你们想象得还好。”全场哄然大笑，拼命鼓掌。

当年在那个破旧礼堂里鼓掌的学生，如今并不都是去了美国。他们有的在某个县城教书，有的在偏远的城市里当记者，有的去了沙漠中的油田，有的到了所谓“开放地区”，但我相信，他们如果是现在听到那句俏皮的台词，也会鼓掌。因为想去国外见识一番是很正常的想法，不管是不是去美国，是不是那儿就多美好。

前些日子，有人跟我说，有机会让我去拉斯维加斯玩玩，不多，也就几天的时间，当然，还有别的地儿，比如在旧金山会呆一天，总之，是能去所谓“外面的世界”走一走。但对我这等没有出过国的人来说，最动听的是拉斯维加斯。

过了几天，人家告诉我，咱不去拉斯维加斯了，咱去夏威夷了，这一下我多多少少有些失望，倒不是夏威夷不如拉斯维加斯好玩，而是我的欲望大了点：咱就不能既去夏威夷又上拉斯维加斯吗？事情就是这样：人会莫名其妙地贪心。

但是，我会调节，把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忘掉，想象着夏威夷的海滩。

等了些天，到了办护照的时候了。这时候脑袋里却既无赌场也无海滩，全是大红章，人家告诉我应该怎样去办护照怎样去办签证，去哪些部门，我记得有一首歌里有这么一句词：“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现在，我也这样祈祷。我想象拉斯维加斯和夏威夷时，并不觉得出国会多麻烦，可真要开始努力往那儿走了，却总觉得自己可能去不了。

按理说，有人愿意给我出钱，我又特愿意去，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毫无理由要担心自己会吹不着夏威夷的海风。这是人生经验的问题，经常出国的人没必要这么担心。

然而，我这等傻人偏偏要担心。而且还要分析我担心的是什么。

北京离夏威夷太远吗？这我不担心，坐上飞机就去了。我担心的也不是北京的机票问题，而是签证、护照这类需要盖章的事情。这些事在北京城区里就能办，可我觉得其间的距离比之从北京飞到南美还远。你要去的地方很远，你为此担心的事却很近。

自打准备办护照起，我对夏威夷就没什么好印象了。朋友们见我神经兮兮的样子，就问我：“你不是要去夏威夷吗？怎么不是特高兴呢？”可我老不觉得自己是要去夏威夷，我要去的是公安局。

殿堂与厕所

◎赵静

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数学很好，方圆百里无人能望我项背——虽然这么说很肉麻，但这是事实。那时我最吃不准的问题是，我究竟是在二十岁还是在三十岁去摘取“1＋1”这颗皇冠上的明珠。后来我决定随缘。

后来我上了中学。我的数学老师姓王，外号叫“王一条”，因为他最常引用的名言是：“真理只有一条”。我很佩服他。一是因为他上课质量高，学生成绩好；二是因为他上课的风格极为独特：在“同学们好！”之后，就是雷打不动地花上30分钟骂我，剩下的15分钟加拖堂10分钟出色完成全部教学任务。我永远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许当时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就是在那时，我养成了“怕死不怕骂”的品质。

如果就是这么一点“个人遭遇”，我也犯不着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如果能“骂了我一个，幸福全班人”。我也就认了。问题还有“民族苦难”。数学课不但上午有，下午也有。下午的数学课后面就是两堂形同虚设的活动课。半个小时的序曲过后，课进入了正文。此公带着我们走进了神圣的数学殿堂，然后他就不想出来了。课漫漫兮，吾等实在吃不消。我想教育部门规定45分钟一堂课是有科学依据的——我猜其中就有考虑到孩子身体储存液体的能力是有限的。

此公滔滔不绝之际，正是吾辈水深火热之时。可悲的是，当时没有人像阿甘那样勇敢地提出：“我要尿尿”。设想大家都在那儿光荣和梦想，都徜徉在神圣殿堂里，如果有人胆敢提出如此形而下的问题，那么他就跟禽兽没什么两样了。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控制自己的冲动，并能进入圣殿。老师也是为我们好嘛。所以只有忍耐。

终于，两堂活动课也结束了。在宣布下课的一瞬间，“殿堂”就空了，然后，厕所就满了。窃以为，后者虽不比前者圣洁，但有时令人很爽。

事情没完。回到教室，我们这些男生就大骂“王一条”不是东西。这时女生就严厉批评我们没有起码的良心，简直是可耻。理由有二：首先，老师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我们全班同学的根本利益，虽然做法有些不妥；其次，老师并没有继续拖到放学，他还是放了我们。换句话说，“老师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发现自身的错误并勇敢、及时地改正了错误。”最后她们的结论是，坚信老师能把我们带向胜利。

我辩不过她们——我只觉得她们如此考虑问题简直就是大脑有问题。我只希望悲剧不会重演。事实是，这个悲剧在周而复始地上演。女生们也最终站在了我们男生一边。只是阿甘这样的英雄一直没有出现。“憋”到最后，我失去了对殿堂的所有兴趣，数学被我彻底扔掉了。

以后，我就开始庸俗了。每每有人跟我提高尚，崇高，神圣，理想等词的时候，我总是想知道在他的殿堂中，给不给我上厕所。我总觉得不给上厕所的殿堂就是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