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1996印象

（文 / 李红平 刘文飞 王剑南）

安迪·葛洛夫

这是一个个人同世界更加有机融为一体的时代，葛洛夫的生命故事仿佛专为网络时代写就

当今世界的芯片之王、英特尔总裁安迪·葛洛夫发现自己患了前列腺癌。

一切是从两年前他的长期私人医生退休开始的，1994年秋，新到来的医生为了更好履行今后的职责，给他作了一次全面身体检查，开头似乎处处顺利，直到一项叫做PSA的化验结果送到葛洛夫手中。他的PSA值是5，而正常人应当是0-4。葛洛夫不知道它是用来测定什么的，医生建议他找一位泌尿科专家看看。见医生似乎不很在意，他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5年。“奔腾”销路正旺，葛洛夫百忙中抽身度假。在轻松的心境中，PSA突然重现脑际。既有充裕的时间，又带着计算机，他决定去网上寻找一下信息。实现这个想法并不很难，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有关前列腺癌的讨论组，病人及其亲友们在其中交流情况。PSA 在每条讯息中都赫然在目。

葛洛夫看到一篇由斯坦福大学泌尿专家写的论前列腺癌的长文并将其下载到自己的计算机上，仔细阅读后知道了PSA是有关肿瘤大小的衡量指标，肿瘤越大，PSA值越高。想到自己身体里可能潜藏着一个恶性肿瘤，葛洛夫禁不住浑身颤抖。休假完毕，他立刻又去作了一次PSA 化验，结果是6，肿瘤似乎在长大！事不宜迟，他约见了一位泌尿科大夫，结果是肯定的，葛洛夫患了癌。这一年，他58岁，麾下的英特尔公司正如日中天。

医生说有三种选择：开刀、化疗和冷冻手术，每种都有复杂的副作用，哪一种也不能保证完全消除癌症。葛洛夫面临困境，但他很冷静，决定为自己的生命前景亲自调查一番。白天，他与许多医生朋友联系，了解各种治疗手段，晚上，他研究各种医学论文和书籍，互相比较并深入分析。他读到讨论组中那些惨痛的故事，一个民航飞行员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摘除了整个前列腺，其痛苦难以用语言形容，他说手术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的工作和他的婚姻，一句话，他的全部人生。所有的故事都这么令人难过。

一位医生把葛洛夫介绍给另一个医生，一本书又把他带向了另一本书。葛洛夫越来越像前列腺问题专家了。但他发现每种治疗方法，都各有各的鼓吹者。他最终意识到他必须自己去跨越种种医学壁垒。医生和半导体专家很不一样，他们习惯于自说自话，不愿意和同行比较结果，更不必说跨领域的对话和分析了。

在了解所有情况后，他准备了一张表，经过数学家一样的严密推算，最终选择了化疗。化疗过程持续了一个月，化疗结束后，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恢复了正常。

此后，他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作一次PSA化验，每次都是正常的，但他知道对癌症的恐惧将伴随他的余生。葛洛夫说，这场病的教训是，“你应该照看好自己的生活。去做调查，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要把任何人的说法当作福音。”当癌症刚刚降临到他头上时，他曾有过绝望，但最终是希望——还有信息——拯救了他。

葛洛夫1996年的抗癌故事仿佛专为网络时代而写就。

这是一个个人同世界更加有机地融为一体的时代，一个信息意味着生命的时代。这是一个“自助者天助”的时代。

卡辛斯基

在科技社会挽救了葛洛夫生命的时候，卡辛斯基在用“爆炸”向“文明”发出警告

我们的杂志在前不久的一期中提到过这样一道计算题，大意是，你工作一个月，第一天挣一分钱，此后每天挣的钱比前一天增加一倍，如果这个月有31天，你挣的钱会超过1000万。这笔钱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于最后3天。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蒂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中也算过这道题，当事物呈指数形态增长的时候，“最后3天”的意义非比寻常。尼葛洛庞蒂说：“在电脑和数字通信的发展上，我们正逐步接近这最后的3天！”

人们的确不难切身感觉到这种令人眩晕的速度，对此，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反应。这抽象的“最后3天”是让人狂喜的，但所有的“狂喜”之中都会隐有一层不易察觉的恐惧。

有一位数学教授也算过这道“指数形态发展”的计算题，但他的答案却非常不一样。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的泰德·卡辛斯基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毁灭人类，剥夺人类操控自身命运的能力。如此发展下去，对大型机器系统的控制权将落入一小群精英集团之手，而人类大众将沦为家畜，自然界也会彻底崩溃，科技发展的前景将是“一场灾难”。

卡辛斯基的这番分析刊载在1995年9月19日的《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上，全文共3.5万字，署名自非卡辛斯基。这篇题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文字是当时仍潜伏于美国的“爆炸杀手”要挟那两家报社予以刊登的。

行文至此，我们已不由自主地把卡辛斯基等同于“爆炸杀手”，尽管卡辛斯基目前尚未被定罪。这样做的心理大概是“爆炸杀手”具有诗人气质，有他自己的哲学，而卡辛斯基的身份及行为方式符合这种气质和哲学。美国历史上这一历时最长、耗资最巨、牵动部门最多的案件提供给大众的，不该是一个简单的“破坏狂”，他的“破坏”应当有思想。

自1978年5月起，全美各地接连发生了数起动机不详的爆炸凶杀案，案发地点集中在大学校园、航空公司等高科技部门，长期隐伏的作案者因此被称为“爆炸杀手”。在“爆炸杀手”要挟报纸发表其言论后，犯罪心理学专家认为，他已对警方的笨拙不耐烦了，他要让人们见识一下他的思想和手段。

1996年4月，泰德·卡辛斯基在美国蒙大拿州荒山野岭中他隐居的小木屋中被捕，警方搜取了大量有关爆炸的物证和文字记载，他已被当作18年来“爆炸杀手”悬案的疑犯而面临起诉。

也正是在1996年，人们对比尔·盖茨等人用技术统治世界的行为产生了更多的疑虑。有人认为，“爆炸杀手”明确提出了人类的真实处境和社会欲望，是真正的高瞻远瞩者。

刘罗锅

寓生存技巧于正直本色

200年前的清朝宰相刘罗锅在1996年过了一个十分风光的春节。以他为主角的电视剧不仅收视率上超过一向最为世人瞩目的春节联欢晚会，而且余波迭起，成为文化界和观众议论的热门话题。

在有几千年官本位传统的中国，如何做官是个非常古老的命题：在古代有众多圣君贤臣的至理名言，近代有深谙为官之道的《厚黑学》，当代更有伟大领袖的教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刘罗锅给了我们什么呢？

刘罗锅是在民间文学中广为流传的形象，单口相声《君臣斗》使他家喻户晓。他不是一般观念上的那种动不动以死直谏的清官忠臣，而是具有阿凡提般机巧、带有很浓厚喜剧色彩的智者。显然刘罗锅算不上什么完人或圣人，他在很多事情上不拘小节，而且与和珅及乾隆做了很大妥协，容忍了他们的很多罪恶。但在一个君主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时代，在一个“无官不贪”的时代，为了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做出这些妥协是难免的，也是非常明智的。刘罗锅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一个极为黑暗的时代仍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并尽最大的可能加以实现。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乾隆听信和珅的谗言决定花巨款修建护国寺，却置淮河两岸的饥民于不顾。当满朝文武无一人敢反对时，刘罗锅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数次直谏，在被革去花翎马褂后依然锲而不舍。他的举动充分展示了一个正直官员的本色。

姜瑞峰

做当代最难做的官

如果要在当今所有官员中评选最难当的一种，那恐怕非纪检干部莫属。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纪检干部，既然要检查别人，首先其自身须正，不被别人留下把柄。更何况，在当今中国官场，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和保护网依然存在，查下级就等于查上级。要调查或处分一个干部，特别是那些有神通广大背景的人，有时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碍、说情、甚至威胁。难保不会受到打击报复，搞得你自身难保。你能够为了坚持正义而将这些顾虑置之脑后吗？

姜瑞峰，这位从乡工商所办事员做到县纪委书记，直到河北省纪委要案检查室主任的纪检干部做到了。在他十几年的纪检生涯中，尽管曾有无数封恶人先告状的匿名信诬陷他，可他以自身的清白粉碎了一个又一个谣言。不仅如此，他还充分履行了作为一个纪检干部的职责。仅从1991年出任县纪委书记以来，姜瑞峰就查处案件500余起，处理违纪干部500多人。

姜瑞峰所处理的干部中，自然也有一些有相当背景的人，因此他及他全家自然也曾受到过打击报复。他的妻子曾被人把刀架在脖子上而受到严重惊吓，孩子受恐吓不敢上学，他自己也曾在多地无法立足，并因受诬陷而被迫举家上北京告状。可姜瑞峰说：“只要我还能做，直到我能做的前一秒钟，就要做我该做的。”

向明序

前仆后继只为贪

与被人们理想化了的刘罗锅相比，向明序在今天也许更耐人咀嚼。向明序，一个具有硕士学位的高级“人才”，是在其前任，原贵州省第一夫人、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因巨额受贿被枪决后，带着各级领导的重托，在民众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走马上任的。

人们常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在阎健宏被枪决后坐上她的位置，应该说多少有一点诚惶诚恐、甚至如履薄冰的感觉。刚开始一段时间里，向明序也确实雷厉风行地对公司进行了严厉整顿，并运用他的才智使公司业务有了很大起色。可没过多久，又传出向明序因嫖娼和受贿被查处的新闻。当很多人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时，先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继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涌上心头，或许这种感觉可称为荒诞感。

有一位政治学家曾说过，权力往往是造成腐败的温床，绝对的权力容易造成绝对的腐败。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完备而强有力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而向明序却集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于一身，大权独揽，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力构成了滋生腐败的土壤，而日趋滋长的腐化的社会风气则使意志薄弱者难以自持。

全斗焕 卢泰愚

“世纪审判”对亚洲国家也特别意义

8月26日，韩国汉城刑事地方法庭举行公审宣判，判处全斗焕死刑，判处卢泰愚22年6个月有期徒刑。至此，这场引人瞩目的“世纪审判”以全斗焕和卢泰愚受到法律的严正制裁而暂告落幕。

韩国将自己两位前总统判以重罪，而且将全斗焕判为死罪，震动了全世界。

韩国人忘不了战后几十年的历史。在这几十年中，虽然韩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从政府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因结构上的漏洞，产生了较普遍的腐败现象，“世纪审判”标志韩国向旧时代告别。而这对亚洲国家有特别的意义。

现代化应该有其政治上的标准。如果人民创造的财富都被权贵贪污了，经济发展有何意义？“四小龙”中香港和新加坡在经济起飞的同时，都建立了较为廉洁高效的政府，这是其持续繁荣的基本保证。目前在亚洲有些国家，还存在当年韩国式政经交叉的社会特点，现代法治被现代经济遮蔽着，社会公正被治穷期望掩盖，社会现代化被简单理解为经济现代化。

现代经济已不是可以单独操作的经济形式，经济飞跃要与政治民主、现代法治、文化多元结盟。韩国在对历史的清算中，期望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发生在96年韩国的这场“不流血革命”，为讨论亚洲价值观，保持亚洲经济繁荣，建立更具活力的亚洲社会，作出了贡献。

列别德

来去匆匆

在今年4月的俄国总统选举中，最引世人注目的人物也许不是赢得连任的叶利钦总统，而是由一位普通将军一跃而为俄国第三号人物的列别德先生。然而，那副魁梧的将军身躯只在克里姆林宫中闪现了短短的4个月，列别德成了俄国当今政坛上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

列别德和叶利钦之间的“相互利用”，为他们两人的争斗关系埋下了一个伏笔。叶利钦需要列别德，需要列别德手中那部分可以使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选票，同时，他还需要一个“有力的”人士去对付棘手的车臣问题，需要一个“外部力量”来维持其“权力三角”(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安全会议秘书列别德和总统办公厅主任丘拜斯)的平衡。列别德也同样需要叶利钦，需要从叶利钦那里获得克里姆林宫的入场券，需要更多的出场机会来展示其才华和气魄，更需要通过与叶利钦的明争暗斗将政治反对派的光环戴在自己的头上。4个月斗争的结果，是列别德的离去，对此，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列别德的大跟头，是他缺少政治心计和斗争艺术的结果；有人说，在叶、列之间的这场政治游戏中，双方互有得失，无所谓胜负；还有人说，这一结果实际上是列别德本人的“有意为之”，恰如当年叶利钦通过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对抗赢得了民心、奠定了政治基础一样。

在当今的俄国，政治斗争已具一定的透明度，民心、或曰选票，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领导人物的降职或免职也不再意味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列别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也许他“还会回来的”，因为，他在解决车臣问题时所显露的才智已得到了多数俄国人的认同，他性格以及政治纲领中的“中庸”态度(在面向东方还是西方、强权还是民主、民族主义还是多元文化等一系列问题上)比较容易得到更多的支持，列别德异常平静地接受了被解职的消息，已开始为竞选图拉州州长、俄国国家杜马议员、乃至俄国总统作准备。目前，对于列别德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近年来环绕着他的新闻热点保持下去，使人们不要过快地将他淡忘。

密特朗

总统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浪漫

1996年1月6日，身患前列腺癌的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决定放弃治疗、有尊严地离开人世。写下3页遗嘱，见过几位挚友后，他静卧床上，于8月逝世，终年79岁。

在许多法国人眼中，密特朗生活中的大事有两件，即政治和女人。追逐权力、使用权力是密特朗的拿手好戏，在位14年曾两度出现左翼总统、右翼总理“共治”的局面，但他的政治影响力依然为法国带来了一系列变革。而喜欢女人的陪伴、善于摆平她们之间的关系则成了他身后一个浪漫而真实的故事。

1994年，法国人通过《巴黎竞赛画报》得知，他们的总统除了妻子达尼埃尔外，还有一位情人安·潘若以及他们的私生女玛扎琳。近10年来，密特朗每逢圣诞便携安·潘若母女赴埃及，然后再陪着妻儿去郊外农庄过新年。在其担任总统后期，玛扎琳甚至常常公开出席宴请国宾的活动。在遗言中，密特朗希望安·潘若母女参加为他举行的家庭葬礼，以示对女儿的公开承认。今年，他的愿望得以实现，欧美记者惊叹：这是“法国式的家庭团圆”。

曾有许多法国人表示，他们不赞成密特朗执政时期的政策，也从未投过他的票，但他们仍然认为他是位值得尊敬的伟人。即便是密特朗的情史曝光后，法国人对他们的总统也未加指责，反倒指出媒体的无聊，为什么去关心别人的私事？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事例，曾任密特朗医生的克洛德·居伯莱写了本《大秘密》，原想挑起国民对总统隐瞒病情的不满，不料反被公众指责为违背医德，结果受此书之累毁了医程。

(下图左为密特朗，右为居伯莱)

科尔

1.93米的科尔成了德国人在世界上声誉日隆的象征，他的地位连同他的块头一同增长

自1982年到现在，先后有过3位美国总统，4位苏联及俄罗斯的领导人，8位日本首相，但却只有1位联邦德国总理。1996年10月30日，赫尔穆特·科尔终于赶上了他的政治偶像康拉德·阿登纳创下的在任5144天的联邦德国历史最高纪录。这一天来临时，科尔正在日本访问，他并不认为这一天与往日有何不同，而是说，“这是寻常的一天，我要做的只是努力工作。”

有人这样评价：“如果说阿登纳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生身之父，艾哈德是他的抚养人，科尔就是一个未来的开拓者。”科尔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曾5年一个周期地陷入低谷。但如今的他无疑已是欧洲最具影响力和最受人尊敬但也是最缺少个人色彩的政治家。在法国人眼中，科尔及曼德拉的声望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领导人；85%的西班牙人主张由科尔出任未来统一欧洲的总统。科尔是位爱国者但并非国家主义者，他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德国，前提是与欧洲联盟紧密相连。

科尔从不提笔写书，他书写的是历史本身。然而值此上任14周年之际，他终于第一次敞开心扉，向人们讲述了德国如何真正走向统一的那段历史。科尔曾果断地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细腻的感情攻势争得了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又分别说服了持保留意见的密特朗和操反对态度的撒切尔夫人，在与外长根舍及美国总统布什的密切合作中，最终实现了几代德国领导人的宿愿。

1.93米的科尔成了德国人在世界上声誉日隆的象征，他的地位连同他的块头一同增长。自从1982年推开波恩的权力大门之后，至今已无任何人有能力将他拉下总理的宝座。

科尔曾说：“我的退休时间由选民决定”。有人说，“科尔给人的印象就如同是森林之王的橡树，任凭风雨雷电如何袭击从不弯下高傲的树干。”但橡树也是可以被伐倒的，伐木工人就是选民，但现在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科尔干得很好，他们似乎无意砍伐这棵橡树。

陈毓祥

我的理想放眼世界关心社会服务人群

9月26日是中国农历中秋节。这天凌晨1时许，斑驳老旧，历劫而归的“保钓号”渔轮缓缓驶进台湾基隆港。黑暗中，岸上数百面小白旗迎风舞动，迎船人员向保钓身亡、随船归来的陈毓祥遗体敬礼。

头一天，香港保钓号数十名人员进入钓鱼台附近海域。陈毓祥及5名人员为宣示中国对钓鱼台拥有主权，跳海抗议。在船上人员用绳索拉起游海抗议者时，45岁的陈毓祥不幸溺难。

陈毓祥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已是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70年代就参加过“保钓运动”。死亡前就任全球华人保钓联合会会长，“保钓号”总指挥。他曾发起一个“认识中国会”，组织其他学生到大陆和台湾访问，可能正是这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很多与他一样出身的同学今天已是香港政府的高官，而他仍旧为了理想投身群众活动，不惜最后丧生。

陈毓祥死后，其姐陈丽英称，他们一家都非常支持陈毓祥用生命去实现他的理想，陈毓祥的理想是：放眼世界，关心社会，服务人群。

护土身亡，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故事，但陈毓祥今天给我们的感染力，无疑是因为另一个更古老的理念：国家的尊严不容侵犯。

余纯顺

选择一个目标，然后万劫不复地去实现它

6月18日，徒步走遍中国的探险家余纯顺倒在了横穿“死亡之海”罗布泊的途中。

对于8年里历经艰险，行走8万4千余公里，足迹遍及中国的余纯顺来说，这一次是真正的倒下：他头东脚西，全身赤裸，皮肤发黑，浑身水泡。据法医诊定，余系在高温环境下运动，急性脱水引起衰竭死亡。

余纯顺的死，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反响。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民族英雄”，“20世纪中国最后一名古典式的殉道者”；也有人以科学的眼光，审视余纯顺的冒险行为：蔑视科学性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孽根。罗布泊是可以穿越的，可为什么不选择更好一点的季节？为什么不进行系统的体能训练？在拥有勇敢的同时，为什么没有更高的智慧和思想？

逝者长已矣，仰视他并不困难，歌颂他并不困难，以智者的身份来圈点一个死者也困难不了多少。

困难在于人对于宿命的摆脱和沉溺。余纯顺的行为在别人看来并不合理，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甚至可以忽略这样的人：他们因为宿命，注定要更快地走向死亡。我们甚至可以忽略生命的另一面：孤独、恐惧和绝望。

悲壮的美并不会仅仅因为一次死亡就被建立起来，崇高的美也如是。这也许是古典主义在今天的消解，余纯顺和陈毓祥的死亡可以被赋予诗意，尽管这东西已“存货不多”。

李素丽

社会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

经常坐公共汽车的人大多习惯于最简单的服务：你给他钱，他给你票。如果售票员除此之外表现了更多一点的关心，那就非常值得感谢。如果关心得再多一点，你可能会不大习惯。

我们要在服务中得到好心情，是一种奢望。实际一些的想法是，在各种服务之中，我们该怎样不让自己的好心情受到破坏。

李素丽的一句名言是，社会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事实上，每个人都的确应该以这种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如此，所有的人才会得到好的心情，社会中才会有健康的、与人为善的主流情绪。而不是怀疑、嫉妒、攻击性的情绪到处泛滥。

倪震

30年后的财富回报了30年前的激情

1967年，倪震从北京电影学院布景系毕业，他与美院附中的几位同学一起，满怀激情，一周内创作完成《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很快该画由《人民日报》发表，并上了邮票。但这都未给倪震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1996年10月，当年的这幅激情之作在嘉德秋季拍卖会上拍出了33万元的高价，人们由此才认识到这幅画的作者——现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

在需要激情的年代倪震贡献了激情，在需要财富的年代倪震收获了财富，生活的安排大体公平。

陈凯歌

中毒风月场

199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颇为低迷，美国大片已没有去年那样的震撼，国产影片也未出现什么让人惊喜的迹象。

中国的电影观众与别国已无多大的区别，他们需要更强烈的刺激。

但有些导演可能需要重复同样的刺激。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电影节上摘得“金棕榈”奖。今年，他又携新作《风月》奔向戛纳。

影片展映之后的新闻发布会预示着这部作品将以“失败”告终。发布会历时一小时，巩俐几句开场白后只接受了一次提问，张国荣始终被冷落在一旁，只有陈凯歌以他著名的思辩口才解释《风月》：它不是男女情事，其重要主题是揭示人性的逃避。以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说明城市在成长中痛苦的必然性。逃避是社会变化时期的需要，大家以各种方式逃避。旧的已经毁坏，新的尚未建立，只有逃避。

在此，陈凯歌给人的印象是依照和追赶大型电影节的权柄，力图证明其商业价值，不停地阐释其影片，为“言说电影”而努力。

观众们不再会为哪部电影在哪里获了个大奖而趋之若鹜，也不会因为哪部影片落选而扼腕叹惜。拍电影是导演自己的事情。但却会有好心的疑虑：旧上海、鸦片、黑社会，这些因素不是在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出现过吗？那陈凯歌何必一定要在《风月》中重复这样的背景？巩俐真的那么重要吗？一定要用她出演女主角，并不惜重拍？周晓文不是刚拍过《秦颂》吗，陈凯歌何必也要再拍个关于秦始皇的《荆轲刺秦王》，这个计划就没有改变的可能吗？

这种疑虑是必要的，因为《风月》之于《摇啊摇》，《荆轲刺秦王》之于《秦颂》，并非美国人在“外星人”类型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热情，而更多的是像导演自己们在各自影片的内涵上“较劲”。并不是观众在“旧上海”或“秦始皇”那里得到了很多的乐趣，而是导演们狭隘的审美趣味在那里找到了“情感的对照物”。

崔永元

脱口说实话

1996年，电视里的谈话节目越来赵多，中央电视台除老牌的《体育沙龙》之外，又有半边天节目的《谁来坐客》和《东方时空》推出的《实话实说》。

显然，主持人的口才和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脱口秀”的成败，这种关系要比其余的电视节目更突出。因此，《谁来坐客》的胖主持张越也一度成为曝光率颇高的艺人。

《实话实说》一直试图就社会中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但实际上因种种限制却很难做到他们想达到的尖锐与深刻。所以，节目中的笑声就可以成为衡量其成败的一个指标。《实话实说》节目的制作者们曾经做过一次统计，35分钟节目中出现了45次各种各样的笑。这一点让主持人崔永元尤感快意，《实话实说》节目中的嘉宾和观众给我们的感觉是都特别有话，都特别能说，主持人则特别能纵容人说话，以他的松弛机巧给参与人催眠到一种与朋友聚会的松弛状态中，好像他是专门为talk show来的。“不是，不是”，崔永元声称，他原来是一个寡言的人，学习用功，不多说话。大约是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像得了一场病整个人变了个样，他突然有一天精神变得松弛，老想说话，老想跟人“商量商量”，结果挺让人烦。但是，心里有话，也不能憋在肚子里，就得在心里设计一种形式，让对方能接受。在《实话实说》节目里，可能算是他设计的谈话形式的成功运用。

罗德曼

“我想给人这样一个印象，无所不在。有人说我的头发会掉光的，因为染的次数太多了。我对他们说，如果掉光了，我就在后脑勺刺上两个大眼珠子，把眼睛纹在脑袋上，多么完美！我会那样做的，让大家都知道，我永远在注视着你们。”

从某种角度看，罗德曼的确像是一个篮球场上的守望者，这不只是说他专注于抢篮板球，而是说反主流的罗德曼厌恶成人社会的准则之一：虚伪。《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那个少年英雄长大了，成功了，也许就是罗德曼今日的嘴脸。在圣安尼奥马刺队，罗德曼很容易被当作输球的原因。在《我行我素》中，罗德曼记述了一次比赛，暂停时，他不去听教练的部署，而是在场边呆坐着，为此，他受到了队友的批评。罗德曼说，实际上那些站在那儿的人也未必在听教练的话，不过是形式主义。他说，我可不愿意搞那套形式主义。罗德曼认为，为金钱而出卖了灵魂的人对特立独行者总会有批评，他们要维护那套让他们赚了钱的准则。

当然，这套体育商业的准则也让罗德曼赚了钱。如果不是在公牛队，如果不是拿到了总冠军，罗德曼的影响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在他转会公牛队时，他说，公牛队买的只是他打球的才能，而不是他的性格。然而，罗德曼到公牛队后的确收敛了许多，他的特立独行更多地是在球场之外表现的，最突出的就是他对扮演女人的兴趣。

事实上，球场上的罗德曼带给我们的乐趣并不多，专家们认为他的价值在于抢篮板球，而观众们会从罗德曼那里得到另外一些东西。

罗德曼说：“我在场上做的疯狂的动作一直让我兴奋，我想找一种新途径，让比赛充满性感，我想让每个人离开体育馆时都说：‘天呀！你看到他在场上干了些什么’！就像音乐一样，只有深入地去感觉才能获得享受。这一点‘魔术师’约翰逊做到了，但他的方法与我不同，他靠的是微笑，我靠的是紧张和刺激。”

罗德曼说：“我在场上做的一切都是心理战术，我要直刺你的内心，我不会用脏话骂你，不会坐在那里让你觉得自己像个傻X，我在场上把你打败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像个傻X，我就不用开口骂你。你心里清楚，也知道我心里清楚，就是这么回事。”

罗德曼说：“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受伤，那你得确信你派出的人必须比我更疯狂、更野蛮、更怪异。但我不知道谁能胜任，我觉得那样一个人并不存在。”

罗德曼说：“我不是NBA制造出来的，NBA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年轻人推向市场，直到他们成为明星。他们选择最能体现NBA积极一面的人，这样大家都能去买他们的球衣。NBA制造典型，然后控制典型。”

罗德曼说：“NBA害怕我把一些东西带到比赛中去，那就是尊严，所有球员的尊严，一个人的尊严。他们不愿看到别人用纹身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说——

“我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把罗德曼当作偶像，为什么？我的吸引力在哪里？有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谁，这些人怎么会把我当作他们的英雄？我问他们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你是你自己的人，你不按别人的想法去做。”

辛吉斯

网球女皇的王冠将落在她头上

1996年初，辛吉斯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她进入8强。9月的美国公开赛，她打入半决赛。11月的WTA总决赛，她与格拉芙争夺冠军。

辛吉斯1980年9月30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现为瑞士公民。她1994年10月进入职业网坛，从原来的世界排名第399位上升至第87位，去年，辛吉斯的世界排名为第16位，目前则是第4位。她的这种上升速度与当年的格拉芙不相上下。

除网球之外，辛吉斯的兴趣还有游泳，骑马，篮球和健美操。她与其他16岁的姑娘一样享受着青春的生活，不同的是，未来的网球女皇的王冠注定要落在她的头上。今年，人们原本期待复出的塞莱斯能与格拉芙进行一场龙争虎斗，但塞莱斯的表现让人怀疑她是否还有这样的能力，辛吉斯预示，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格拉芙因逃税案而蒙受阴影之时，新的偶像已经来临。

辛吉斯身高1米67，体重52公斤，体态要比塞莱斯好看得多。

罗纳尔多

未来最具“杀伤力”的前锋

每年，国际足坛总会发现几个“未来之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渐渐平庸，球迷的期望总高于球员的能力。

1994年，罗纳尔多入选巴西国家队，参加了美国世界杯，人们认为他会成为未来的贝利。那时，未满18岁的罗纳尔多没能如贝利那样一举成名，他在世界杯的比赛中没有出场。但随后他在荷兰甲级联赛中的表现证明了他的价值，罗纳尔多以进30个球而成为94-95赛季荷兰甲级联赛的最佳射手。

1996年，罗纳尔多作为巴西队的主力参加了亚特兰大奥运会，巴西队在半决赛中负于尼日利亚队，但罗纳尔多在此次大赛中表现了他应有的水准。奥运结束后，罗纳尔多以2000万美元的身价转会至巴塞罗那队，从来没有哪一个球员在20岁时就有如此高的身价，事实上，他与英格兰球员希勒一起创下了转会费的历史新纪录。11月时，更有一度传言，意大利AC米兰队想用3000万美元购买罗纳尔多。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足球的功利性被广为批评，人们期待在这项运动中能够有某一个人展现出更多些的天赋，范·巴斯滕因伤退役后，还没有哪一个前锋能在禁区中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力，也许出生于1976年9月22日的罗纳尔多将做到这一点。

王军霞

天赋与挫折感的混杂，选择的权利，面对压力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王军霞重新塑造了她的形象。1995年，人们对王军霞有相当多的疑虑，而她也的确曾透露过退役的念头，把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和七运会当作了自己难以逾越的巅峰。

然而，她身上背负着国人太多的希望。是中国特有的体育体制挽留了王军霞，避免使她成为一颗“流星”，也正是这种体制重新塑造了王军霞，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运动员如果遇到了类似的危机，恐怕只有自己去调节和应付。

中国向来不缺乏“体育明星”，但那些“明星”的个人魅力却很差。王军霞三年来的起伏不仅仅是一个在训练过程中战胜自我的故事，而是包含了人生中更丰富的意味，她离开马俊仁的选择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有相当一股意见认为，国家利益应该在运动员的选择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王军霞需要用胜利去平息这种议论。

1995年6月，毛德镇出任“辽宁女子中长跑队”教练，相当一部分教练员、科研人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讨论之后，制定出了“王军霞备战奥运会300天倒计时计划”，该计划制定得极为细致，有思想工作、文化素养，有训练步骤、心理训练、科研方案及恢复手段，将王军霞研究到了头发丝上。而后的实践证明，这一计划大获成功。

该计划中有一项——为王军霞组织多次讲演会。她最喜欢的演讲词是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

在亚特兰大，在马丁·路德·金的故乡，王军霞实现了她的梦。

奥运会之后，耐克公司正试图与她签定赞助合同，此前，她所穿着的是锐步产品。王军霞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明星，不只是跑步的实力，也包括体育明星人生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些因素：天赋与挫折感的混杂，选择的权利，面对压力。

朱厄尔

奥运会制造了众多的英雄，也顺手留下了朱厄尔

人生的盛宴散去之后，总会有或浓或淡的失落感。但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之后，朱厄尔的盛宴才刚刚开始。没有英雄，也没有罪犯，只有各色的小人物，在戏剧中被分配了角色。

他本是在亚特兰大百年奥运公园中值勤的一个志愿保安人员，爆炸案发生后，他很本份地干他的工作，帮助警察疏散人群。忽然，这出爆炸惨剧的罪责落在了他的头上，警方怀疑是朱厄尔在做戏，安置了炸弹又来做英雄。这种怀疑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3个月后，检察官给朱厄尔的律师去信，正式宣布此案证据不足。故事的戏剧感到这里达到了高潮。朱埃尔不是爆炸案的导演，而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但他从此可以掌握生活的脉络。他要求亚特兰大的报纸更正以往对他的不实报道，接下来他会做什么呢？显然，朱厄尔已具备了相当多的戏剧因素，据说，想讲述这个故事的电影公司已开始登门拜访。

丧身于爆炸案中的两个美国人已如阳光的影子，似乎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对亚特兰大奥运组织者的批评也已烟消云散。佩恩干成了他想干的事，又该回复他平素的生活。奥运会在造就了一堆奥运英雄之后，顺手留下了个朱厄尔，他可以让我们关心、同情，并期待他做点什么。

度过了近90天恶梦般的日子后，朱厄尔在10月28日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的脸上并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他说：“虽然从今天开始，我将逐步摆脱‘嫌疑犯’的阴影，但是这顶帽子给我名誉及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不是政府的一封道歉信就能解决的。”

面对新闻记者的摄影镜头，朱厄尔以哲学家的口吻说：“你们知道我的名字，但你们不知道我究竟是谁。”

大卫·帕卡德

3月27日，世界知名的惠普公司(HP)名字的一半“P”不再具有了实际意义：因为大卫·帕卡德死了

享年83岁的帕卡德人称“硅谷教父”，1939年，他与斯坦福大学同学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用借来的538美元在一个车库内建立了惠普(Hewlett-Packard，简称HP)，并使它发展成为在全球拥有10万名员工、年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的超级跨国公司，在世界信息技术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帕卡德是硅谷最早成名并拥有广泛社会和政治影响的企业家，在将硅谷发展为全球最知名的高技术开发区的过程中，他的贡献无与伦比。他创造了全新的商业道路，硅谷的许多公司都可称为“小惠普”。在惠普创办50周年的1989年，加州政府把惠普起家时用的车库确定为加州的历史文物，并将其命名为“硅谷诞生地”。

今天，有谁不知道硅谷吗？在美国旧金山湾的南端，距离旧金山市区约50英里的地方，是一片肥沃的土地。这里1950年还被称为“美国的梅脯之都”，而现在，梅子果园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未来主义的厂房、快车道和一排排一直伸向天边的新公寓组成的网状结构。这就是“硅谷”，微型芯片的故乡。不止于此，它还是真空管、电子管、个人计算机、磁带录像机、游戏机、硬盘驱动器、工作站、鼠标器、膝上型计算机、音乐合成器的故乡。

但硅谷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地域，它还意味着一种精神状态。它是美国商业文化的绝好标本。美国已经维持、并且还将维持它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地位，只要它的两项产业——电影和计算机——保持健康的发展。已有人将娱乐业与信息技术不可避免的融合称之为“硅坞”(硅谷+好莱坞)。

帕卡德逝世后，他的创业伙伴休利特向新闻界发表讲话说：“大卫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一套被称为‘惠普之道’的伦理规范。”当然不对。帕卡德留下的最大遗产是硅谷。

滨中泰男

“百分之五先生”表明“日本模式”出了偏差

这是哈默的第三部著作。他的第一本书，1993年出版的《再造企业》，使“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概念大行于世，成为每个管理人员的圣经。第二本书，《企业再造革命》，在美国大企业中引发了一场自亨利·福特发明装配线生产法以来所仅见的巨大变革。

所谓“企业再造”是一种企业改革的手法，即将企业流程加以重新组合，其主要精神是：对于企业的每一个工作流程追求效率化与高性能化，彻底排除因分工所产生的无谓工作；进行大幅度授权，使组织达到扁平化(出现“横向组织”)；裁减部门，降低沟通成本；活用信息及网络科技，破除组织壁垒。

不幸的是，哈默的哲学被管理人员等同为“企业减肥”，过去几年中，美国公司裁员达600万，就是深受哈默“效率”思想的影响。哈默对此并不赞成，他认为“企业再造”概念遭到了绑架。在他的新著中，他指责企业把重点放在完成“任务”上，比如说制造某种汽车零件；而在10月22日，48岁的滨中泰男在他东京郊外的家中，以伪造罪被东京地区检察官逮捕。

滨中并非寻常犯罪案中的寻常人物，他是1996年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因为他一手制造了历史上最大的不正当交易案，使他效力的住友商事蒙受26亿美元巨额损失。

滨中泰男1970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住友商事，专门从事铜交易，一干就是20多年。长期积累的经验使滨中具备了一种独特的预测行情变化的才能，在他的率领下，住友商事的铜交易所向披靡，年交易量多达80万吨，占世界铜交易量的5%，不仅超过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国内的竞争对手，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大户。滨中很快被公司擢升为部长，并在业界赢得了“百分之五先生”的称号。

“百分之五先生”的确能在市场上呼风唤雨，他最明显的成就之一是在过去几年中使铜价保持居高不下，尽管同一时间内其他商品的价格都陷入低迷。他采取作假帐的方法欺骗公司10年，擅自大笔进行铜品期货交易。住友称直到6月这桩弊案败露之前，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

谁会相信这种说法呢？在10年之中，仅凭一己之力，滨中能聚敛起几十亿美元的金钱吗？和去年的大和事件一样，铜交易案始于泡沫经济抬头的年代。这些作为泡沫经济后遗症的丑闻，反映了日本商业道德的沦丧。住友持续10年从事不正当交易，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家世界最大公司之一的监督工作的效率。最终的问题是：贪污舞弊行为是否只是不谨慎的个人所为？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发生巴林、大和与住友事件，人们不禁想知道：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的闪电般的巨额交易——包括货币交易——是否受到了足够的监控？

住友事件表明，“日本模式”出了偏差。日本现在正经历一种转变。这是否是“日本模式”的结束？是否是“日本的衰落”？滨中泰男自6月被住友解雇后一直保持沉默。不然，听听他的看法一定令人获益非浅。

迈克尔·哈默

“我一生的工作就是解构工业革命。”1996年，迈克尔·哈默出版了《超越企业再造》一书

他看来，工作的关键在于掌握“过程”，即把相关的任务组合在一起，为顾客创造一种价值。他说：“过程的时代到来了。过程不再是企业的弃儿，无人知晓，无人理会，无人尊敬。它们现在必须占据中心位置。”在这种变化中，甚至蓝领工人也会变得专业化，因为“一个专业人员的责任不是完成某项任务，而是实现某种结果。”

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哈默是在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后才形成这些认识的。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和前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教授，他对人们的行为变得比对计算机更感兴趣。改行的结果是，他被《时代》评为当今对美国社会最有影响的25人之一。他说：“我从事的是天使般的工作。在一个这么多人被剥夺基本权利的世界里，低效率是一种罪过。”

约翰·加里阿诺

不逊和狂热可能来自于他一半的西班牙血统

周末，巴黎，约翰·加里阿诺穿上一身海盗服，或者穿上一件花马甲和牛仔裤，或者干脆光着膀子驾车飞驰，穿过海底隧道直奔伦敦，这不是一个特殊的周末，自从一年前法国最著名的时尚机构吉旺奇从英国聘请了加里阿诺，他经常在周末迫不及待地赶往伦敦，他说，他到伦敦去蹦迪，因为巴黎没有像样的迪厅，声音都太小。

任命一个如此“Cool”的英国人担任一向优雅的吉旺奇的设计师，让巴黎的时装界感到疑惑，加里阿诺给90年代的欧洲女士们设计的服装却很严谨，结构性极强，让20年来没穿过结构服装的女士们兴奋不已，但那又不是古典式的结构，其中洋溢着明显的后现代气息。这下，时装界的前辈们气愤了，他的设计把20年来的时装革命的成果否定了，但是，风潮已起，大家也都只好急忙转舵。

这位35岁的怪异的英国人，曾经受教于英国的圣马丁艺术学院，这所学院就像是风格的集散地，各种奇异之风从这里卷地而出，加里阿诺应该算是它的好学生，他不仅有杰出的创造力，而且剪裁技艺精湛。96年这一年中不断有记者采访他，他也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解着他的关于时装的见解，8月份，某时尚杂志的记者约他采访，当他从所住的饭店楼上走下来时，记者看到他披着长发，颈上挂满了长长短短的项链，但没有上衣。当他们坐定后，还没等加里阿诺有机会说话，服务员托着一个精致的托盘走过来，托盘里是一件叠得整齐的上衣，服务员说：“加里阿诺先生，请您穿上”，加里阿诺大声抗议道：“难道我没有自由了吗？”

加里阿诺在吉旺奇干了将将一年，巴黎时尚界还不知如何恰当地评价他的时候，他在10月底离开了吉旺奇，走到了另一个老牌的时尚机构，迪奥。

图片由《时装》杂志社提供

君岛一郎

“经典”是否正走向衰落

7月14日，67岁的设计师君岛一郎未及新品牌上市，便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

设计师没来得及向96岁的老母亲以及无数崇拜者告别。1929年出生于日本的君岛一郎最初从事建筑设计，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君岛开始建设自己花团锦簇的“时装王国”，专攻高级女装设计。那个时代正是高级女装崛起的时代：在全世界范围内，战争的创伤正在愈合，人们开始“有梦”。华丽的、绚烂的高级女装、模特优雅自信的笑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战后人们的梦变成了现实。1976年，他进军巴黎时装界，以“君岛巴黎”为品牌开办直接经营的时装精品店。该品牌女装以高贵和多姿多彩的风貌既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肯定又征服了市场。有人说：“从设计上讲，也许有比君岛更天才的，但他那个庞大而有序的‘成衣王国’和‘皮尔·卡丹成衣王国’一样令许多人望尘莫及。”

君岛一郎给他的成衣王国留下了50亿的遗产，也给时装界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和疑惑：君岛的事业能像夏奈尔、迪奥一样后继有人吗？来自日本的新消息说：大师的儿子和私生子正在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前者名正言顺，却是个不务正业之徒；后者却因其才华和敬业曾深得君岛赏识。主流社会不知该支持谁。“君岛王国”真的到了走向衰落的时候了？这或许不仅仅是继承人的问题。这根本就是一个“经典”走向没落的时代。

麦当娜

欲罢不能

麦当娜无疑是性的符号。

可在1996年秋天，麦当娜收获了劳迪丝和《艾维塔》，成为一部电影里的政治女性和一个女儿慈爱的母亲。

没有哪位女人的角色改变能引起世界舆论这样关注。

前两年美国学界曾把麦当娜作为一个学术对象加以研讨，因为麦氏的“性”像一块磁铁，测试和搜索了美国社会众多琐碎而隐秘的欲望及勾当。人们眼前总是闪现着她性感的装扮和举动，记着她走马灯似地换男友，多数人在满足了自己的视听欲望后，毫不留情地将她划归“荡妇”之列，并极尽嘲讽。

麦当娜当初建立自己的性形象并不容易，如今要摆脱它恐怕更难。这并不取决于麦当娜是否想改变自己，而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个作为性符号的麦当娜。

元元

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孩子

凌晨4点45分，24岁的年轻产妇李军被推进产房。5点10分，女儿降临了。

那天刚好是1996年1月1日，年轻的父亲随口给女儿叫了一个名字：元元。

“我躺在产床上休息，她就那么一点点儿，握着拳，闭着眼，安静地歇在我脚边。”李军回忆说，“我只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又和一个人建立了一种亲切而特殊的关系。”

北京东四妇产医院是联合国在中国确定的首家“爱婴医院”。根据这一要求，婴儿脱离母体后，母女要一起出产房，坚持母乳喂养，母婴同室，不能分开。元元有幸享受这一人道关怀。

元元是一个消费时代的婴儿。

生长在1996年的元元，一个月要喝掉130元一盒的健儿乐奶粉4筒；每天要用去15元左右的一次性尿裤；为元元洗澡用的浴液从来都是“爱婴”、“强生”等名牌；洗头水也是无泪配方。

在元元还不足半岁的时候，已经穿上了“北熊”、“小汽车”等名牌童装。不谙世事的元元经常把尿拉在200元一套的服装里。

元元睡的床和坐的车都超过600元。一块台湾产的尿垫最低价也要40元。此外还有按摩牙床的磨牙器，测试体温的奶嘴等。

元元每天的饮食安排如下：

6:30：奶粉、钙粉；8:00：水果、饮料；11:00：正餐：面条、粥、鱼肉松、海苔、熬龟汤、蜂蜜加钙粉；15:00：水果、饮料；16:00：正餐：补充一个蛋黄；8:30：奶粉、海婴宝。

在元元1996年的成长史中，也发生了几件大事：1个月能自己翻身；3个月扶坐；6月份长出第一颗牙；8月已能自己爬行；9月开始含混地叫妈妈；10月已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情绪了。

母亲在一家医院当医生，父亲在一个贸易中心做物业管理，为了孙女，爷爷和奶奶白天承担起看护孩子的重任。元元每一天的成长，都成为这个中国当代最普通家庭里的重要事件。年轻的父母为她煮牛奶、刮果泥、换尿布、在小小的脸盆中沐浴或抱她到阳光中去……“我希望接近她，懂得她，”王军抚摸着女儿粉嫩的手臂，“我们将长久地在一起生活，我们都需要对方，并相互带来亲爱和温暧。”

在元元出生前3个小时，医院曾接生另外一个婴儿。可惜那孩子一生下来就双侧唇裂，危及心脏，最后被迫放弃了。据分析是孕妇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不慎错吃了一次感冒药——致命结果的原因有时竟如此简单。

这起发生在元元临世前几个小时的事件让其父感叹至今：“生命真是个脆弱的东西。我女儿出生前，也许已经绕过无数暗礁了。能顺利降生，算是她人生的第一回胜利。”

这是一个日益纷纭的世界，有诞生有死亡，有善良有邪恶，有诚实有欺骗，有天才也有平凡，一首歌里唱过：“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孩子”。 罗德曼工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