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拥抱绿地

（文 / 刘天时）

新闻：占地1300亩的上海黄兴绿地近日启动

80%为绿地，20%用于休闲，总投资20亿元的上海市内最大环境工程动迁接近尾声，招商正在紧张进行，明春破土动工。建成后的黄兴绿地将成为上海市民休闲娱乐的开阔之地。

上海市民欣欣然有喜色，北京市民则忧心忡忡，他们在报上看到另一则报道：“救救城市绿地！”

北京公主坟地铁站周围的绿地被横穿而过的复兴路一分为二，北半边绿地开了一家电子游艺厅，南半边成了露天舞场，附带舞蹈用品商店，绿地四周又被数座金属售货亭包围，更令人迷惑的是，将公共绿地“改造”成终日制造噪音和垃圾的商娱场所的“拓荒者”不是别人，恰是为解决职工待业子女“迫于无奈”的园林局下属劳动服务公司……

城市绿地被侵占不仅在城建部门的办公桌上摞成厚厚的投诉信，而且岌岌可危的绿化现实也引发百姓心中的忧虑：近来对北京、上海国民环境意识的调查表明，67.4%的城市居民认为绿地不足。

如果说为了初级阶段的物质进步，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渐成国人无奈中接受的现实，那么城市绿地与暴力犯罪之间的消长关系则一向鲜为人知——

“城市绿地可降低犯罪率”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座监狱的看守长忽发奇想，将囚室墙壁涂成绿色，竟发生了奇迹——原来动辄暴跳如雷的犯人“像喝了镇定剂”一样平静下来。据说，美国不少监狱因此而纷纷效尤，把囚室漆成绿色，利用户外空地栽花种草。在这些开窗见绿、花香扑鼻的狱所，犯人闹事率明显下降。又传费城警察在维护治安严惩犯罪之外又添新任务——帮助公民清理空地、开辟绿园。藏污纳垢之处消除后，怡人性情的红花绿草使刑事犯罪率下降好几个百分点。

绿化监狱换新颜的潮流引发了伊利诺斯大学两位好事者的相关研究。威廉·沙利文和弗兰西斯·库奥对芝加哥公共住宅区300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和采访：生活在树林和草地附近的人邻里关系更为密切，关系更友善，家中的暴力事件明显少于那些居住在光秃秃的水泥丛林中，相互关系淡漠、心性焦躁的人。两类住宅区的居民有相似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却因家居环境不同(一个是锦绣花园，一个是城市沙漠)呈现不同的心理态势，极有可能影响他们现实中的行为取向：和平共处，或是暴力相向。

把城市绿地的作用与警察局、消防队、环保局等公益机构相提并论，似有夸张之虞，但是城市绿地的生态、美学、社会效益，在缓解城市化带来的“空气——视野——心灵”污染方面的贡献已是不争的事实——

城市化：空气污染·视觉污染·情绪污染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统计，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已达26亿，并以每星期100万的速度继续增长，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半数；1995年，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有22个，到2015年将达到33个……这些数字使许多人对这一潮流发展提出质疑。

空气污染。发电站和工厂里的煤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发电机和厨房产生的飘浮微粒、汽油中的铅质、发动机车辆产生的一氧化碳、因交通拥挤产生的二氧化氮……这些污染正严重毒害城市居民的呼吸道、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并影响儿童智力发育。譬如印度首都，近千万人口中约有400万人患呼吸道疾病！北京市民近年来的呼吸系统和心血管患病率也随着绿地被侵占在爬升。

视觉污染。小汽车和拥塞的人群污染了城市人的呼吸道，摩天楼和霓虹灯除了满足城市的虚荣心，污染了人们的视网膜。近来的医学科研将单质视野(譬如城市围墙)和有害视野(譬如闪烁不定的荧光屏和色彩纷飞的霓虹灯)写入病案。前者因“很少或根本看不到具体内容而使人“视觉饥渴”，失望、灰心、烦躁容易使人因“深感生之单调转而绝望”；后者则因为散发镭粉、杀伤白细胞的射线，或者因纠集了过多的视觉信号容易引发焦躁不安情绪。

情绪污染。疲惫、抑郁和紧张等不良情绪一方面源于快节奏、高竞争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为情绪本身极富暗示感染力，在人群中发散弥漫。现代科学证明了“莫名其妙的无名之火”是有一定物质基础，可以传染的。中国大陆每年14万～16万的自杀人数，美国每年1100万抑郁症临床病例，似乎可以看作城市情绪污染最极端的例证。

……

但是城市化的种种污病并不能够成为阻止城市化进程的理由，毕竟城市生态系统有其调节剂，譬如——

绿地：肺叶·风景线·安全阀门

“平衡空气中氧气与二氧化碳的比例”人们将绿地比作“城市之肺”，据计算，如果每人拥有50平方米的绿地或10平方米的森林，就可以使空气清新宜人，舒展的绿叶在蒸腾汲取之间调节土壤空气的温度与湿度。

通风、滞尘、减噪、杀菌、屏蔽，城市绿地还不仅仅是过滤器，而且化作水泥城市的裙裾。“最自然的是最健康的”，而且“最自然的也是最美的。”赋予城市的季节感、层次感的绿色，除了霓虹灯、广告箱之外，成了城市灰色基调上最后的天然美质。

另据色彩研究者及心理学家试验：人处在绿色环境里脉搏次数减少4～8次，皮肤降温1～2℃，呼吸减慢，心脏负荷减轻。绿色不但打破了“单质视野”，而且对光线反射适中，吸收强光中有害的紫外线，减少建筑物的反光。根据人体工效学，当绿视率达到25%时，血液循环、心肌功能和新陈代谢处在最佳状态。来自自然界的绿地更以其柔和的质感，轻曼的韵律赏心悦目，而且，“绿色植物像海绵一样吸收紧张抑郁”，几年前，俄国生物学家维克多·普什金就利用试验，将受试者的手、放在稍远处的植物叶片与脑电仪连接起来，普什金不断向受试者讲述愉快和伤心的事，脑电仪图像上下波动，植物叶片也随之抖擞、萎靡。“绿色植物缓解现代城市的情绪污染”一说得到普遍认可，甚至相当于释放紧张、暴躁、抑郁一类的心理垃圾的“安全港”、“减压阀门”。

尽管污染已是现实，绿地价值已得到科学认证，但城市中的绿地状况仍是令人忧虑的——

行驶在海口滨海大道上，心情颇佳（张天新摄）

现实：“北京简直是个大工地”

回想1994年李嘉诚先生来京考察投资环境时的赞誉，北京人仍颇感自豪。那时北京，乃至整个中国都沉浸在“开发热”中：旧城起高楼，平房变商厦，城市外郊区也欣欣然架上了吊车奠起了地基；而两年后的今天，城市人对绿化的理解仅剩下在夹在车道与人行道间长不大的树苗和为迎元旦庆“十·一”摆出的盆花了。人均仅有6.4平方米的绿化面积，公共场所绿化率不足15%的北京仍是全国城市绿化的楷模。

计划经济“重生产轻生活”，城市绿地被视作可有可无的东西，市场经济追逐短期经济效益，绿地即使上了规划图纸也在现实中为商业、民用场所排挤，“三分靠建，七分靠养”的绿地因缺少养护资金命在旦夕。

旧城区为数不多的绿地被见缝插针地改作集贸市场，住宅楼，郊区的预留地隔离带也成了各房地产公司大显身手的地方。而新兴的住宅小区、文娱场所只知道以隔音玻璃、铝合金显示“高品质”，并不在鲜花野草上下功夫。仍以北京为例，20多个居民小区，达到北京市规定绿化面积(占建筑面积的20%)的仅有33%，平均绿地面积仅占建筑面积的16%。有的小区，甚至没有1平方米的绿地。市民寸土寸金的土地意识基本体现在压缩绿地，在“爱护花草树木，保护生态环境”的牌子下倒垃圾、停自行车、踢足球已是见怪不怪了。“一年绿化、两年弃养、三年白地”，马家堡小区90%的草坪被踏平，方庄10%的草皮名存实亡成了居民堆放杂物，小贩摆摊的“自留地”。

“没花没草的‘城市花园’”，“立交桥上放风筝”。城市人如果不甘心自己的居留地褪变成光秃秃的麻将牌，那就得指望——

城市现代化夺去了绿地原来的位置  

规划：“让城市回到自然中去！”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柴彦威博士讲到他在日本居住时的一段经历。柴先生当时的住所附近本是有一条护河城，春灌冬枯的死水，当地政府决定引河入渠。在修明渠还是暗渠上颇有争执，主张修暗渠者以安全为由宁愿牺牲自然之美加盖水泥板，力主明渠者则呼吁依照河水的自然形态，上游湍急可供探险，中游沉潜可资垂钓，下游舒缓可以赏玩。师法自然者夺标，也便有了柴先生携眷散步之乐。

“充实城市的自然性，布设城市的自然空间已是众望所归”。

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应威尼斯市民要求建起的绿草茵茵，白鸽翩跹的圣马可广场，到后来欧文鸟鸣花香的试验乌托邦，再到一战后伦敦周围的“卧城”、西班牙的“线状城”、法国的“光明城”、俄国的“健康城”、“道德城”，恢复城市的自然公共空间始终是出发点也是归宿。

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可以说是师法自然最诗意最粗犷的杰作。

处在摩天大楼之间的中央公园占地340公顷，绿树浓荫、空气新鲜，是最受纽约人青睐的好去处。野生动物保育中心、网球场、沃尔曼纪念溜冰场，农巴格露天音乐台、游泳池、剧场，还有草莓园。稍加修葺任性天然的草坪尤其为公园招徕各方游客。中央公园最初的构想者William Cullen Bryant在纽约时报上的倡导口号是：“在越来越拥挤的城市中，给人们留一个休憩的开放空间”。从设计到动土到开放，中央公园多年来独树一帜的风格是：恣性天然，野草丛生的广场既是对楼宇密集的旧空间观念的反动，又是对自然性的张扬。

“恢复城市与自然界的联系”，“让城市回到自然中去”，不仅渐成国际城市规划界的流行口号，“回归自然”更是城市居民本能需求的反映。“最自然的也是最健康的”，“恢复绿草与鲜花在城市中的席位”，人们坚信城市仍处于地球生物圈内、无论城市怎样机械化、电子化、现代化，都不会是一个无机世界。

公共绿地，城市人浪漫田园梦的最后一块栖息地。以绿地为突破口和介质，分离肢解块状市区，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现代城市空间观念。

“最自然的也是最人道的”

城市是地区的中心，人是城市的中心。200年前，城市规划建设者就信誓旦旦地指出“没有人的城市不叫城市”，但是在200年后，“人居住在一英里高的塔楼里，城市成了人居住的机器”，法国建筑师科普西埃的预言不幸得到证实。不但家园感，植根大地的感觉随着电梯的爬升渐渐稀薄，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被数字化仅限于网络上虚拟的友谊爱情。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城市日渐流行的“空巢综合症”，可能包含诸种社会原因，但现代城市缺乏公共自然空间、鸽笼式寓所隔绝了人与人间的交流肯定是主要原因之一。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城市规划与星期六星期天的城市规划能一样吗？人在上班时间对城市的需求与下班时间相同吗？”柴彦威博士相信随着城市经济消费水平的发展，阶层分化更明显，城市规划设计中的人性化原则将更体贴更细致。

对现代都市而言，最体贴最人道的不正是“让人回到大地上”吗？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沈文权先生认为，城市公共绿地除了提供新鲜空气外，还能满足人的感情诉求。

城市的人行道不仅是让每个人感觉到“我的”，更应让渐渐疏远冷漠的城里人找回“我们”的感觉。坦荡的茵茵绿地，孩子们游戏，大人们倾心相谈，老人们晒太阳，公共绿地打破了私人“后院”的幽僻，找回了时代的健康、平等与交流。

在全球15亿人住房条件极差，20亿—30亿人住房不佳的现实面前奢谈公共绿地似乎是另一种不人道，何况在寸土寸金的城市，精明的城市人对“经济效益”的追逐决不会因“田园情结”踩刹车，理想与现实的妥协使人们将目光投向——

立体绿化、生产绿地与田园城市

充分利用屋顶、墙面、室内、栅栏、护坡，立体绿化渐渐时髦。“既保持了土地的经济价值，又发挥了生态美学作用。澳大利亚时兴的壁挂盆花，保加利亚街头的活动花槽、香港美孚新村的平台花园，这些堪称典范的立体绿化足见城市人的心计。

日本最近颁布《生产绿地法》，降低税收，鼓励种植经济类绿色植物，也是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试探。

“让城市与乡村订婚”通过开发土地和规划“把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美同乡村的一切福利结合起来”。几世纪前的英国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在今天看来仍是若隐若现。

“一部有名有实奖惩得力的《绿化法》”，“一支精力充沛业务过硬的城市园林队伍”，是“必需的”，但不是“足够的”。城市人要实现“脚踏大地，回归家园”，需要从感觉到思维到行动的彻底检讨，精心培育，在乡村与城市的幸福结盟中产生新的希望、新的生活和新的文明。 绿地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