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创新就与诺贝尔奖无缘

（文 / 刘天时）

记者：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澳大利亚科学家彼得·多尔蒂和瑞士科学家罗夫尔·津克纳格尔，请您谈谈他们科研发现的价值。

李佩珊(中国科学院近现代科学史研究专家)：这两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免疫系统研究工作是在1973年至1975年间完成的。他们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一所医学院中用老鼠做实验，发现了免疫系统如何识别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他们的发现为进一步了解细胞免疫系统如何分辨病毒和自身物质打下了基础，为临床医学提供了新的可能。譬如说，提供人体对癌症的免疫力。此项发现获奖与二战后尤其是近年来医学科学界对免疫系统研究的重视分不开——二战以来共有12人次因免疫研究获诺贝尔奖。我个人认为，多尔蒂、津克纳格尔获此殊荣更多的是因为重要而非新鲜——免疫是人类自身的保护系统，把它搞清楚，重要至极。

记者：您能否从历年来诺贝尔获奖者的科研贡献以及诺贝尔奖的颁奖方向，谈谈诺贝尔奖在学科进步、人类文明进程方面的贡献与意义。

李佩珊：头一个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白喉血清治疗”的研究者德国冯·贝林。在此之前，白喉属于不治之症，得了就死。而冯·贝林通过向婴儿注射血清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接下来的疟疾、结核病治疗研究者英国人罗斯、德国人科赫，也分获此奖，对人类生命的拯救和呵护使这些科研成就超越了学科进步的价值。——而诺贝尔科学奖的颁奖方向，使诺贝尔奖绝不是对小发明小革新的恩惠。诺贝尔奖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比如，原子核物理基本粒子和分子生物学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就特别受重视。从1918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起至今，已有60来人由于在原子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的研究方面有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约占全部物理奖的半数。在分子生物学方面，自从英国分子生物学家桑格在1952年由于把胰岛素中51个氨基酸顺序全部弄清楚而获得1958年诺贝尔化学奖以来，有30多个得奖。这两个领域分属物理、化学的带头学科。诺贝尔奖推祟的是面，而不是点。即使是某项具体技术，也肯定是运用广泛的。譬如，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奖颁给X射线的发现者德国人威廉·康拉·伦琴，X射线在科学实验和医学领域的应用众所周知。诺贝尔奖同样重视原始创造和开拓性研究。譬如1909年的化学奖得主德国化学家哈伯，以高压高温法将空气中大量的游离氮合成氨，后来的化学家发展哈伯的方法，将其制成肥料利用合成氮肥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而在哈伯之前，氮只不过是空气中的细菌。又如1973年有3个物理学家因发现固体电子隧道效应获物理奖，这一发现使电子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增长。重基础重创新正是诺贝尔奖贡献于人类之所在。

记者：从一定意义上讲，诺贝尔科学奖可以说是对人类智慧的最高犒赏，有人称它为科学的奥林匹克，体现了公平与公正。但从历年来的获奖情况看，诺贝尔奖也不无瑕疵。譬如说1949年因“治疗精神病方面的特殊贡献”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的葡萄牙神经外科医生安东尼奥·莫尼茨以切除脑白质的方法治疗狂躁型精神病人，被认为是“外科手术的一次革命”。但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在接受莫尼茨手术之后，永远“安静”了，极少数幸存者也成了“植物人”……人们因此而对诺贝尔奖的权威性渐有微辞，有报章甚至称“诺贝尔也该打假！”您是怎么看诺贝尔奖的权威性与公正性的？

李佩珊：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研究，都不是在这项工作成果刚刚公布的时候，而是在公布后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后。譬如，1953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的克里克提出了遗传的重要物质基础核酸的双螺旋结构，这项被认为是“20世纪生物学中最伟大的发现”到1962年才得到诺贝尔奖的认可。诺贝尔奖的授予从来就不是一件轻率的事，大凡获奖的科研发现都是经过多次审订，基本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就我了解，直到目前为止，真正为“诺贝尔”抹黑的仅有一例：丹麦病理学家菲比格因发现致癌的“瘤筒线虫”获奖，而几年后的试验证明，菲比格很可能在试验中做了手脚。至于1948年医学奖得主保罗·米勒发明了杀虫剂DDT，功过难说。今天人们一般注意到DDT 的残留物可能致癌，但在当时，它的确使500万人免于饿死，消灭了战时士兵身上数不清的虱虫。要说诺贝尔奖有所遗漏，那也难说，因为诺贝尔奖的原则之一是只授给活着的人。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虽大，但在生前并未得到确认，也绝无“身后名”只能算是遗憾——我曾听说过“未获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奖级大师”的说法。诺贝尔奖的实在之处，也就在于激励活着的人。

记者：今年是诺贝尔逝世100年，您认为，就国内科学界的现状而言，近年有获奖的可能吗？面对诺贝尔奖，我们应该持一种什么样健康正确的态度？

李佩珊：要说机会，“人工合成胰岛素”可能算是唯一的一次，我们还错过了。我记得当时在科学会堂开会，大家为哪个单位牵头，哪些人出名争得很厉害。胰岛素的合成涉及好多单位好多人。大家的意思大概是要上一起上，要不就别上，最后报上去的名单也是一长串。结果没有得到，原因之一就是诺贝尔奖只授给个人。国内对诺贝尔奖的态度一直是随风倒。从解放初到文革，诺贝尔奖一向被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不稀罕”。文革后，1978年，我在报上发表文章《诺贝尔奖金为什么能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是国内第一次对诺贝尔奖的肯定声音。这之后的情形和心态显得急功近利，都想得，又得不到，就抱怨人家有偏见。我认为，国内的科研水平和潜力与诺贝尔奖还有一大段距离。很多人怕谈学术自由，但是没有自由思想就没有创新精神，没有创新也就与“诺贝尔”无缘。单靠技术上摹仿和“换汤不换药”的革新是得不着奖的。就我国目前的基础科学来说，舶来品为多，自己的东西少而又少。更令人忧虑的是基础研究得不到重视。对于朝夕不保为工资和奖金担心的国家级科研人员来说，诺贝尔奖不就是梦吗？ 科普诺贝尔诺贝尔奖